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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找光的人：孤鷹的困鬥，激發破格的創造力】
詹偉雄｜《數位時代》創辦人
找光的人，多少都帶著亮眼的故事。
中村修二是二○ 一四年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 他在一九九三年以突破性的工法， 研發出以「氮化銦鎵（InGaN）」為基底的藍色發光二極體（LED），被稱做為「愛迪生後的第二次照明革命」，他也因這項改變人類影像世界的發明，而獲得「藍光教父」的稱號。
愛迪生是白熾燈泡的發明者，當人類的黑夜在十九世紀末大放光明那一刻，東西社會共同的興奮可想而知。然則， 一個世紀過後，科學家們逐漸發現，靠著電流通過阻抗產生熱能以迸放亮光的古法，實在太耗能源，而在新興的半導體世界中，直接透過電子的激發而產生光的「發光二極體」， 不僅比較環保（不產生熱能），而且更具效率（一顆LED 燈泡每瓦可發出83 流明的光，省電燈泡是67 流明，白熾燈泡只有16 流明），可想而知，這是巨大無比的生意，紅光和綠光的二極體很快就被研發出來，也迅速市場化，但關鍵的缺角在於藍光二極體。
因為紅光、綠光加上藍光，才能組合成白光，有了白光，再透過三原色光比例的變化，科技便可再現人類肉眼可見的各種顏色。而為什麼會缺藍光呢？因為藍光的波長比較短，開發難度高，當年各種半導體材料的開發嘗試中， 無一能達到夠商品化的亮度、穩定度和良率。
九○年代初的中村修二，是日本四國德島縣一家中小企業日亞化學的研發員工，他擁有一股對實驗室工作的熱情， 對未知懷抱好奇，也獲得公司最高決策者給予的資金支持， 但除此之外，周遭的同事、同行、上下游廠商、主管、董事會成員幾乎都對他投以嘲諷的眼光，尤其當他數次不遵守公司決議，擺明不甩企業倫理、不融入組織文化後，這種「個人vs. 集體」的對抗也就變本加厲。
哪知道，這種由孤鳥到孤鷹的困鬥，卻激發出中村破格的創造力，在一次對製程的關鍵反思裡，他察覺到調整氨與氮兩股氣流對著攝氏1000 度藍寶石基板的噴射方向，不僅可防止腐蝕性的氨氣干擾加熱器的運作，而且還可以產出高規格的氮化銦鎵藍光二極體，他據此加以研究改良，發明出「雙氣流 MOCVD 裝置」，得以穩定產出高亮度藍光二極體，自此，發光二極體世界的全光域大放光明。
從眼前的筆記型電腦螢幕，到客廳的大尺寸液晶電視， 以迄於你隨手從褲袋和皮包掏出的智慧型手機；從電影院裡的數位投影機，到公路上的紅、綠、黃號誌燈，從醫院、機場、學校到音樂會場的照明光源，中村修二創造了全球數兆美元的新市場，但他和愛迪生的命運卻大相逕庭。
愛迪生靠著他的發明，衍生出後來的奇異電器（GE）， 這家美國道瓊指數創立以來唯一一家長期保有「指數成分股」身分的長青企業，為家族後代創造可觀的財富（二○ 一五年七月中奇異公司總市值為2667 億美元），但中村修二收到日亞化學所給予的研發獎金，卻只有區區兩萬日圓。
這樣懸殊的待遇，最終導致中村離開了日亞化學，也放棄了日本國籍，上個世紀末，他移居美國加州，擔任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也成了一名「美國人」，當他成名後， 他毫不吝惜地運用他的「話語權」嚴厲批判日本社會、制度與日本企業，甚至從二○○四年起，發起了一場和母公司之間的龐大專利權訴訟。去年，他獲得諾貝爾獎，面對記者， 他高分貝陳述：「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就不會成功」、「每個人都有機會做美國夢，如果你努力工作，每個人都有機會 ！但在日本就不是這樣 ！」、「直到今天，日本公司仍然不願承擔風險進行研發，也不願為員工的智力成果提供補償」。
中村的憤怒，不禁讓人想起野茂英雄。
野茂是一九八八年在漢城奧運奪下棒球銀牌的日本隊當家投手，以怪異的龍捲風式投球法，接二連三寫下三振紀錄，當他加盟日本職棒時，十二支球隊裡居然有八隊指名第一順位要選他，從一九九○到一九九三，連續四年，他都拿下勝投王與三振王。從專業的角度看，野茂和中村一樣， 都是具有超凡技藝的傑出個人，但日本社會面對這些冒出大眾一大截的「天才」時，採取的策略卻不是幫他們搭建一個可以伸手摘星的高台，而是把他們壓回蕭規曹隨的「團隊紀律」中，強要他們為其他庸碌的同伴做出更大的犧牲（野茂曾在九天內投了503 球，為球隊取得三場勝利）。一九九四年，野茂想要遠赴美國挑戰大聯盟，他所屬的近鐵球團百般刁難，因為就日本傳統而言，職業球員簽約後即屬球團資產，球員行使自由意志無異於忤逆倫理，搖撼組織的基石， 然而，野茂的人氣也讓他獲得廣大球迷的不平之鳴，最終， 雙方達成了某種檯面下的協議，由野茂在他的26 歲青壯年紀宣布「退休」後，再由美國洛杉磯道奇隊與他簽下一份小聯盟合約，以保全球團的顏面。
九○年代中的野茂英雄，在美國職棒掀起不小巨浪，他曾分別在國家聯盟和美國聯盟都投出一場「無安打比賽」， 在大聯盟百餘年歷史中只有五人。更重要的啟發是：野茂的衝撞，為傑出的日本球員打開了通往美國大聯盟的大門， 鈴木一朗、松井秀喜、松板大輔、達比修有等在日本已經俾倪超群的球員，才得以擺脫吃人均大鍋飯的宿命，帶著他們的技藝往前精進。
中村修二和野茂英雄都發跡於九○年代，也就是日本泡沫經濟崩壞後，社會無盡沉淪的黑暗時期，組織裡，年功序列的隱形倫理遮掩了知識、能力、工具都失靈的真相；開不完的會議與做不完的報告，使每個人都均分了失敗的責任， 也因而找不到破繭而出的力量。
中村與野茂，在那個年代，以一己的事功向那個集體化的社會做出最決絕的反叛，從今日的角度看來，並非偶然， 他們代表著某群夠數量的日本新生代，不再依循社會規範好的成長之路，按部就班地步上「組織人」的他律人生命運，而是依靠著自己在生活中各種「實作體驗」（practicing experience）所獲得的直覺和反思，實踐著「自己的人生自己救」的自律人生航圖，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成為他們的新祖國，不免讓人傷感，因為許多日本同胞在因他們的英雄化行徑深獲鼓舞時，同時也得承擔一絲自身庸碌的指控與刺痛。
也許，我們可以用更深邃的視野，來看待憤怒的中村與他所處的日本社會，或者我們共同的東亞集體性社會。
東亞社會的「集體性」，有其複雜的來歷，一個比較沒有爭論的社會分析是：耕作水稻的農業社會，需要極高密度的勞動力投入（播種、插秧、灌溉、防蟲、收割……，無一不費心、費工），因而，一個相互支持的人倫家族，確定了以經驗和資歷為基礎的知識譜系（儒家思想），也確保著一個威權的領導架構和一組牢靠的社會紐帶，使得集約式的水稻生產能在動盪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下，無畏地代代傳承。在集體性的社會中，確實，老弱鰥寡婦孺孤獨者，皆有所養，但引以為犧牲的，則是那些秀異的，被視為怪胎的「個性人」。
西方的工業革命，發源於個人主義，也回饋茁壯著個人主義，在農業社會，一位傑出的農夫並無法改變自身命運， 更別提改變世界了，但在工業社會，一個創業家有了龐大的工業生產線做後盾，一個神妙的點子便可輕易改變人類生活、改寫自身的歷史。在接軌西方個人主義為導航的工業革命時，日本企業曾經以「集體性」的互助（以JIT 流水線聞名的「豐田式生產」最知名）創造過驚人的榮光，然而，當經濟體必須要以「史無前例的創造」（unprecedented creation） 來超越「按部就班的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以推動下一輪的經濟成長時，日本的難題就來了：「破壞式創新」倚靠的，不是同甘共苦的集體，而是獨特生命經驗的個人。
中村修二的故事，訴說著九○年代日本社會面對轉型時的巨大糾葛與苦痛，其實，這何嘗不是台灣社會今日所遭遇的難題？一套由上一代所試煉、發揚、精製的成功學，透過指責性的論述。透過資本權力關係的誘導，透過隱晦的社會階序排比，意欲將年輕人拉入那曾創造「台灣奇蹟」的集體性世界，每年年底，強調「同甘共苦」的電子業尾牙一家比一家盛大，謳歌著犧牲個人的現身感，苦澀的則是幾千人盛會中那三、兩個生著悶氣的「中村修二」或「野茂英雄」， 那擁有著獨特生命經驗的「個性人」。
《我的思考，我的光》中那一縷最有意思的藍光，也許就是中村說的：「當你做出史無前例的工作成果時，所油然生出的一種宇宙漫遊快感，就像是一個人，在誰也未曾踏進過的宇宙中旅行一樣，這般的漂浮、自由、自在與自足， 擷抗著來自現世與眾人最強大的壓力，居然能平分秋色。所以，你的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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