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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第一章 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與宗教
文化與宗教是經濟發展的「第三隻手」。鴉片戰爭以後150幾年來，中國經濟之所以長期停滯不前的一個基本原因是文化衝突；這有來自「腐朽」中國文化的「垂直面」文化衝突，也有來自「污穢」西方文化的「橫斷面」文化衝突；當然也有上述兩者彼此交叉影響下的「連鎖性」文化衝突。
50幾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傑出表現，顯然與其宗教、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儒家宗教文化圈的中國、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地區經濟發展亦有因各地區儒家文化異化程度不同而有差異。
宗教、文化與科學等三者是可以調和的，否則也會產生文化衝突。因為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無知，而沒有宗教的科學是白癡。
又若從世界經濟發展實證的經驗得知：資源豐富與否往往並非一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此卻與人力資源優良與否息息相關。
貧窮國家之所以貧窮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貧窮本身。因為貧窮也是產生文化衝突的本源；反之，亦復如此。如何突破文化衝突的惡性循環呢？政府則應扮演著經濟發展「拉力」的角色，然而這經常也是貧窮國家所欠缺的。
中國中西部的幾十個少數民族分佈地區，正是21世紀裡亟待大家去開發的重點。對於開發中國中西部來說，今日我們若不對歷史負責、交代，明日的歷史則將對我們譴責、交代。請大家三思。
一、宗教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文化與經濟發展相關性甚高，尤其是宗教文化。基督新教文化經濟圈的經濟發展狀況，勝過天主教文化經濟圈的現實；大乘佛教文化經濟圈的經濟發展情形也超過小乘佛教文化經濟圈；儒家新教文化經濟圈的經濟發展程度優過於伊斯蘭教文化經濟圈等等實證，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個事實證明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也就是第三隻手的經濟）。西方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他的巨著《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影響世人極為深遠。 1776 年《國富論》的基本經濟哲學是「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但是這隻看不見的手在東方的經濟社會裡，不見得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因為東方的經濟社會有其特質，這隻看不見的手並不是萬靈丹。非但如此，在西方的經濟社會裡，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一隻手的經濟)的功能性也有其侷限性，因為有其時空的限制，所以後來有不同形式社會主義的產生，尤其是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資本論》(第二隻手的經濟)的著作，這是代表科學性的社會主義。
東方經濟的主流思想也是重視私有財產制度和市場經濟機能的重要性，但認為政府的功能也是不能忽視的。所以說市場經濟不是萬能，但沒有市場經濟卻是萬萬不能；同時也強調政府經濟絕對不是萬能，但沒有政府經濟也是不能（註1）。東方經濟的主流思想與西方經濟的主流思想是相通而不相同，因為它們的共同點都是重視私有財產制度和市場經濟機能的重要性。因此，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基本精神在東方的經濟社會裡也可以被接受的，但其適用性必須有所調整，因為這需要適合中國的國情，尤其也需要符合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基本精神，這就是《中國國富論》的由來。具體的說，《中國國富論》的特色除了重視私有財產制度與市場經濟機能的基本精神之外，也強調政府經濟的特色；這個政府經濟，包括國營事業和政府經濟政策功能性的角色意義。
西方經濟社會裡容易產生資本家和勞動者對立的現象；在東方經濟社會裡，尤其是中國經濟是不容易產生勞資對立的，相反的是強調勞資互助或協調的現象，這主要因為東西方封建制度的基本性質不同（註2）。西方封建制度的莊園、基爾特制度經濟社會是建立在中古歐洲基督教專制文化的陰影之下，所以有所謂莊主與奴隸之間的區分，而中國封建制度則是在儒家思想的籠罩之下，所以經濟各層之間是分工合作的經濟效應。這些現象與馬克思《資本論》裡描述的狀況完全不同（註3）。
二、西方文化的「穢物」與中國文化的「腐朽」
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強調的「一隻看不見的手」是因為利潤的導向為指標，進而使社會國家的經濟邁向繁榮。這個理論必須超越時空，但其實不然。所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並不是萬靈丹，在西歐的經濟社會裡並不一定能發揮經濟發展和國家富裕的境界（註4）。相反的，不少經濟發展的病症都顯露出來。《國富論》的理想在西方並沒有完全達成，何況是東方的社會呢？因而有《中國國富論》的構想。
中國的文化、民族性與西方畢竟是有差異的。中國人追求「國富」的方式也因而有異。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是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共同資產。其精義是市場經濟不是萬能，但沒有政府經濟亦是不能。由此可知，市場經濟「藏富於民」的功能性。中國要富裕起來，不能單靠市場經濟，這是 21 世紀中國人要共同認知而且努力的方向（註5）。
一般來說，中國是開發中國家，中國人平均國民所得在全世界還在第 100 名以外，其中老、少、邊、窮、疾等是中國貧窮的所在。中國經濟問題就是要消滅貧窮。中國貧窮就是貧窮的原因，也是中國文明低落的禍首。貧窮會產生經濟的惡性循環，貧窮也會造成文化的庸俗、腐朽。貧窮也會產生激情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會有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卑感。如此正是魯迅所說的「送來主義」現象自然會在中國產生（註6）。這些「送來主義」將會推翻了「拿來主義」，如此西方的「穢物」自然也會來到中國，逐漸與中國文化中的「腐朽」相結合。如此民智何以能開啟，民品何以不低劣呢？中國古老文化的寶藏亟須再生，如何給予新的生命與現代化相結合，至為重要。倘若中國文化低俗化，這當是腐儒與俗儒充斥，因而產生「垂直面」的文化衝突，另一方面外來文化入侵，也會發生「橫斷面」的文化衝突。垂直與橫斷兩面的文化交會而生的加速文化衝突，其反映在經濟發展的是經濟貧窮的惡性循環。這是中國「民窮國弱」的種因；鴉片戰爭以後100多年的中國，正是這樣。
台灣，也有貧民，其比率甚低，但台灣人的生活品質並不高。台灣的貧民也是集中在於老、少、邊、窮、疾的人口，這與中國大陸相似（註7）。其中台灣的老區，是指老榮民（退伍軍眷區）、老年人（貧病無助者）地區。台灣經濟發展成就，舉世聞名，但那些無力感，無助者的人口仍然很多，這是貧窮在富足之中的現象。一般來說，在台灣謀生不難，但功利主義歪風甚盛，所以作姦犯科者大有人在，社會安全並沒有保障，這是一種新的貧困。所以說在21世紀裡台灣需要精神面的新扶貧工作。新的貧困現象是台灣經濟成長的代價，這個代價未免太高了吧！這可供中國大陸的警戒。這種新扶貧工作，在中國大陸將可能更為複雜，更為艱巨。
注釋
1.魏萼，《中國國富論》（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國富論）（第1冊），時報出版，臺北，2000年。
2. 沈之興、張幼香、《西方文化史》、中山大學出版社，廣州，1996年，第82-99頁。
3.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年。
4. 施建生，《現代經濟思潮》，大中國圖書公司，臺北，1996年第22頁。所說的「曼徹斯特原理」，其結果是「曼徹斯特效果」。
5. 同注1。
6. 魯迅，〈拿來主義〉，《中華日報》（動向）， 1934年，7月4日。該文是以霍衝為筆名發表，文載於《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5年，第16-31頁。
7. 項南，〈內陸與海洋齊飛〉，《探索集》（中國中西部經濟發展研討會論文匯稿），中國扶貧基金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亞洲與世界社（台北）等合編，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北京，1995年，第128-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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