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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簽還是解聘──為守節而鬥爭
如果把家庭比喻為一個公司，那麼每個「公司」的經營狀況和經營理念都不一樣。面對老闆去世，公司面臨困境。有的「公司」期望員工能同甘共苦，當寡婦提出改嫁時，就上演了一幕幕「跳槽與反跳槽」的鬥爭。而有些公司則將裁員作為克服困難的手段，千方百計的想把「寡婦」開除出去，當寡婦們不願被「開除」時，她們紛紛打起「守節」的旗幟，於是在「守節」的旗幟下「續簽」與「解聘」的鬥爭也在同步開始。
主張把寡婦開除出去，主要是為了節省開支，減輕家庭負擔，而寡婦再婚身價高，從中有利可圖也是重要原因。把家中的寡婦「解聘」轉嫁他人，不但能省下不少支出，還能掙一筆「轉會費」何樂而不為呢？
在整個社會高唱「貞節」讚歌的同時，更多的人是在處心積慮的設法讓寡婦「失節」。為了「減員增效」，也為多掙「轉會費」。一幕幕逼婚的醜劇在中國不斷上演。說穿了寡婦再婚其實是一樁買賣。
清代社會，搞財論嫁之風盛行，特別是寡婦再婚更具交易性質。
屈崇山妻劉氏，鄠縣人。崇山去世後，劉氏和婆婆一起居住。康熙三十年，婆婆動了改嫁兒媳的心思，劉氏不從。婆婆哭到：「在這樣下去，我活不了幾天了，你如果答應我改嫁，我還能多活幾天！」劉哽咽說道：「哪就聽您的，我同意改嫁有錢人，得到點錢養活您。」，於是劉氏找了個大款再婚了，大款很高興，擺酒祝賀，結果酒席過後卻發現，劉氏自殺身亡了。
有寡婦嫁人而索重聘，媒曰：「再醮與初婚不同，誰肯出此高價？」婦曰：「我還是處子，未曾破身。」媒曰：「眼見嫁過人，今做孤孀，哪個肯信？」婦曰：「實不相瞞，先夫陽具渺小，故外面半截。雖則重婚，裡邊其實是個處子。」
由於寡婦再婚具有更強的買賣性，交易性，因此也就產生了較多的利益糾紛。
江西德化人李氏，三十一歲喪夫（乾隆四十四年九月），留下兩子窮苦無靠，夫兄四人勸其改嫁撫養幼子。於三十三歲喪服未除改嫁。得彩禮三十二千，十九千還夫債，十三千由夫兄四人均分。後因夫弟再向媒人索要禮錢，引起鬥毆，傷夫弟身死，官判李氏離異歸宗，追還媒錢。
根據乾隆初年定例，寡婦改嫁有夫家父母主婚，夫家無例應主婚之人，始得有母嫁主之。同時，《大清會典事例》對此作了進一步說明，」孀婦自願改嫁，翁姑人等主婚受財，而母家統眾搶奪，杖八十。夫家並無例應主婚之人，母家主婚改嫁；而夫家疏遠親屬強搶者，罪亦如之。」
因此喪偶婦女再嫁的主婚權以婆家為主，娘家為輔。即只有在公婆故世情況下娘家父母才能獲得主婚權。由於主婚權不是空洞的，它直接與財禮的分配相聯繫，所以婆家和母家都想獲得這一權利。
「河南寧陵縣楊氏，六十一歲，女兒楊氏之夫趙九進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故。今年二月初，因女兒窮苦難守，和趙九母宋氏商量把女改嫁，應允，將女許給喬維三，得了十八千禮錢，送宋氏八千，十千都是小的收回。」娘家人在寡婦再婚的問題上還是有很大的影響力和發言權的。而且很多婦女受傳統影響，往往不能主動表達再婚的願望，因此也需要婆家與娘家人一同做工作，動員寡婦再嫁。
動員寡婦再嫁婆家與娘家可以合作，但一涉及到分錢，往往各不相讓。這一點從很多再婚女性財禮糾紛案件中可以看出來。
曹閏姑，道光七年十一歲時，經媒說合給賴文洪之子賴三為妻，三年後正式過門。道光十二年，曹父死母嫁，娘家也「無有伯叔至親」，夫家遂以六千文錢的價格將她賣給年過五旬的吳方吉為妾。曹不從，乘機跑到母舅胡在應家哭訴。胡聽後「駭異」，即同鄉約、鄰居將賴文洪告上了巴縣衙門。巴縣令最後判「賴三賣休、吳方吉買休」，將買價錢六千文買布給與曹閏姑做嫁妝，曹尤其舅胡在應領回，擇戶另配。
婦女再婚，買賣性質非常明顯。再婚的女性又奇貨可居，也就招來很多人的「惦記」，婆家和娘家人對女性再婚帶來的利益都垂涎三尺，加之社會輿論的壓力，女性再婚往往身不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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