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AB0090)

類別： 文學‧小說（中文創作）>人間叢書
叢書系列：人間叢書
作者：遠藤周作
       Shusaku Endo
譯者：林水福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6年11月15日
定價：105 元
售價：83 元(約79折)
開本：32開／平裝／238頁

【導讀｜遠藤周作年表】

▼  導讀

遠藤周作——師承關係、文學及文學觀

一、日本的葛林

遠藤周作這名字，對國內讀者來說可能還相當陌生。雖然他的部分作品也有了中譯，如「沈默」、「耶穌的一生」，但似乎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與回響！

他的作品中，「白色的人」獲芥川獎，「海與毒藥」獲新潮社文學獎、每日出版文化獎，「沈默」獲谷崎潤一郎獎，「武士」獲野間文藝獎。在日本國內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是位家喻戶曉的作家，雖然身為天主教作家，但是他的作品卻超越了天主教的哲理，直接觸及到普遍性的「近代日本文化」的核心問題。在近代日本文學中屬於「第三的新人」。有學者甚且稱呼他為「國民性作家」，認為可以與夏日漱石、志賀直哉、吉川英治、川端康成等並列。

此外，在國際文壇上遠藤還擁有「日本的葛林」之美譽。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是1904年出生於英國的天主教小說家，現旅居法國。重要作品有「權力與榮耀」、「事情的真相」等，曾數度被列為諾貝爾文學獎的侯選人之一，現為少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呼聲最高者。


二、從夏目漱石到遠藤周作之間的師承關係

日本各行各業極重視師承關係，體育界、藝術界、學界等莫不如此，日本傳統的詩歌——和歌的師承關係，甚至於還可往上推溯到中世時代（即鐮倉幕府時代，西元13～ 16 世紀）。談起遠藤周作的師承關係還大有來頭呢，當自然主義成為日本文壇主流，席捲文壇大半席次時，卻有二大巨人，即夏目漱石、森鷗外不為所動，堅持自己的文學觀，創作不輟，成為文壇的中流砥柱。夏目漱石留下了「我是貓」、「少爺」、「草枕」、「彼岸過迄」、「明暗」等數十部傑作，豐富了日本近代文學的內涵；此外，在培育、提攜後進方面更是功不可沒。漱石當時在自宅開設「木曜會」（即星期四會）講座，指導後進。初期的門生有：寺田寅彥、鈴木三重吉、森田草平、野上豐一郎等；晚年有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松岡讓等出入漱石家門。再者，武者小路實篤、志賀直哉、野上彌生子等雖非「木曜會」會員，而亦以漱石為文學之師；思想方面則有和迕哲郎、安倍能成、阿部次郎等為漱石人格之偉大而傾倒。

芥川龍之介於大正五年（1916年） 2 月在第四次「新思潮」上發表了「鼻子」，很受漱石賞識，在給芥川的信上說﹕

我覺得你的東西（指「鼻子」）很有意思。莊重而不輕浮，在自然之中處處充滿戲謔、可笑，誠為上流之趣味，而且材料也很新穎，亦深得文章要領，結構完善，我個人很佩服。今後此類作品如有二、三十篇問世，則可成為文壇頂尖作家。

受到漱石賞識、鼓勵後的芥川，在同年約 9 月及10月連續發表了「芋粥」、「手巾」正式受到文壇的肯定成為新進作家。芥川除了文學修為上受到漱石的指導之外，人格修養方面亦受到乃師影嚮甚大。後來芥川在文章中屢次提到漱石，但皆以「老師」稱呼。如在「阿呆的一生」中的「老師之死」﹕

雨過天晴的風中，他在某個新車站的月台上踱著。天色依然陰暗，月台對面有三、四個鐵道工人，一齊邊揮舞著鶴嘴鎬、邊高聲地不知唱些什麼。

雨過天晴的風和工人的歌聲吹斷了他的感情。他沒把香煙點著，感到一種近乎喜悅的痛苦。把「老師病危]的電報塞入外套的口袋裏……。

文中的「他」是指芥川自己，而「老師」當然就是漱石。「感受到一種近乎喜悅的痛苦」表面上看來似乎有點冷酷、無情，事實上是作者發自內心的真心話！從此以後與恩師人天永隔，怎不教人心痛，但是文壇的巨匠已萎，此後該是咱家天下怎不令人喜悅呢？ 與後來掘辰雄的說法雖不相同，但是心理、感情是一致的。

萩原朔太郎、室生犀星、神西清、中野重治等都對初期的掘辰雄有所影響，可是掘辰雄所模倣的對象是芥川龍之介。1929年3月，掘辰雄以「芥川龍之介論」提出他在東京大學的畢業論文；指出「六之宮的公主」是芥川文學中的最佳傑作，稱「芥川龍之介把像死人般閉著的我的眼睛給慢慢打開了」。此外，在一篇題為「論為藝術而藝術」的文章中說﹕

我不模倣自己老師的工作，只有從他工作的結束處出發才是真正的弟子吧！芥川龍之介是我最好的老師，在我的面前有他最後留下的一句話「人生不如一行的波特萊爾的詩！」我必須從這句話的終了處開始我的一切工作。

任何一種學說或文藝創作，總有它的缺點、漏洞，為人弟子者能夠修正或填補老師的缺點、漏洞，才是對老師的最高崇敬之表現。如死守老師的學說，奉為最高準則，不敢稍逾雷池半步，只有一代不如一代、日益凋零罷了！掘辰雄這種胸襟、抱負令人拊掌稱快。後來還以晚年的芥川與片山廣子（研究冰島文學、和歌家）的戀愛故事為素材，寫成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聖家族」呢！

掘辰雄以其師為研究對象撰寫畢業論文，而遠藤周作也在畢業的前一年（1948年）發表了「掘辰雄備忘錄」，是巧合？或是有意的模倣就不得而知了。遠藤在1943年由於吉滿義彥的引介認識了掘辰雄。1946年4月27日掘辰雄從信濃追分寫給遠藤的回信上說：

謝謝你的信。你似乎涉獵了不少各方面的書，這是最好不過的了。最要緊的是選擇某位作家精讀他的作品，當然選擇那位作家才好呢可能是個問題（或許該說被那位選中才是問題也說不定）。瑪利坦的作品對我來說有困難，因為那並非只包含天主教的東西而已，最近我對挪威的阿里斯感興趣。精神逐漸好起來了，但是還沒辦法正式工作，現在正為「四季」翻譯黑格爾的書信，覺得很雖。（以下省略）

信雖簡短，但是老師關愛學生的真情充分表露無遺！

從上述夏目漱石經芥川龍之介、掘辰雄到遠藤周作的師承關係上來看，遠藤周作真可謂係出名師呢。


三、遠藤周作的文學與文學觀

遠藤周作於1923年在東京出生，二歲時因父親職務的調動舉家遷至大連，十歲時父母離異，遠藤隨母親返日，定居於神戶。小時候父母的離異，在遠藤幼小的心靈深處烙下不可磨滅的痛苦痕跡，後來在「雜種狗」、「六天的旅行」等都可以發現到當時生活體驗的投影。母親郁在上野音樂學校（即東京藝術大學前身）專攻小提琴，「看到母親在嚴冬練小提琴時，練得手指都滲出血來」的情景，留給幼小的遠藤藝術是很艱難的印象。而父母的離異，種下遠藤一輩子憎恨父親的種子，同時與「寡母」相依為命的幼小體驗，更成為遠藤短篇小說集，如「影子」、「母親」裏經常出現的主要素材。遠藤受到姨母及母親的影響，十二歲時受洗成為天主教教徒。進入慶應大學後，對天主教產生濃厚興趣，涉獵了Francois Mauriac（1885～1970）等天主教作家的文學。大學三年時，「諸神與神」的原稿受神西清賞識，推薦給「四季」發表，同月在「三田文學」發表「天主教作家的問題」，翌年在「高原」發表「掘辰雄備忘錄」，這三篇是遠藤早期的評論。遠藤是由評論轉入創作，這點與其他小說家相比大異其趣。1950年以天主教留學生（日本戰後最初之留學生）身分赴法，在里昂大學研究當代天主教文學。五三年因病提早結束留學生涯返日，翌年11月在「三田文學」發表處女小說「到阿典」，正式轉入創作生涯。1955年以「白人」獲第三次芥川獎。日本文學獎種類繁多，新進作家，純文學方面有芥川獎，大眾文學方面則有直木獎，如能獲得這兩獎之一，立刻身價百倍，即可由業餘轉入職業作家，這是新進作家躍龍門的捷徑。順便一提，這兩獎都是菊池寬一人為紀念好友芥川龍之介及直木三十五所創設的。而遠藤獲頒芥川獎，從師承關係上來看，更是緣份不小。遠藤後來又發表了「黃色人種」、「綠色小葡萄」，1958年以「海與毒藥」獲頒新潮獎及每日出版文化獎，奠定了獨特的天主教作家不可動搖的地位。1959年到60年之間，第三次渡法，返日後，健康大損，61年入慶應醫院，接受三次肺部手術治癒，於62年7月出院。

1966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沈默」曾獲谷崎潤一郎獎，論者大多認為這是遠藤文學的最高代表作，針對「沈默」寫成的論文史是「汗牛充棟」不可勝計。並被譯成英、法、中、西班牙、波蘭、瑞典、挪威、荷蘭等多國文字，日本還改拍成電影。「沈默」描繪出日本江戶初期，在幕府頒布禁教令下，渡日的洛特里庫神父和教徒們所遭受到的嚴重迫害和彈壓情景，更充分表現出教徒們對信仰的矛盾和內心的掙扎過程。遠藤在這部小說中還提出兩個問題：其一是戒律謹嚴的一神教大主教是否能在汎神論的日本人當中紮根、開花結果呢？其二是弱者是否也能為神所救？

假如以「沈默」為遠滕作品的分水嶺，「沈默」之前的「海與毒藥」、「我拋棄了的女人」以及「沈默」之後的「母親」、「影子」、「死海之畔」、「武士」、「女人的一生」等小說創作，跟「鐵之枷鎖——小西行長傳」、「槍與十字架」、「耶穌的生涯」、「基督的誕生」等一連串的作品，其共同主題都走探討、追求基督教的日本本地化。如他在「不合身的洋裝」中指出：非把洋裝（天主教）改成和服不可。認為天主教在日本如不適度更動，則無法向下紮根，向上開花結果。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是日本傳統的汎神論與天主教嚴厲的一神論，本質上無法相容之故。

身為天主教作家的遠藤在早期的「天主教作家的問題」中即提出獨特的文學觀及文學立場﹕

人擁有選擇神或放棄神的自由，而將此自由投在文學上的是天主教文學。即天主教文學也與其他文學一樣以凝視人是最大目的，這是絕對不容許歪曲的。極端地說天主教文學不是描繪神或天使，而是探討人，只要探討人就夠了。再者，天主教作家也決不是聖人或詩人。聖人或詩人的目的是一味地歌頌神、讚美神，但是天主教作家，既然身為作家凝視人是最大的義務，絕不能放棄這凝視人的義務。

而凝視人的時候「隱藏在罪惡深處的彼方，有一道不同的光芒，在作家不安的眼神前，會把罪惡淨化、聖化，這是天主教徒應該堅信不移的；而作家要當這道光芒的見証人。」這種胸懷、抱負在傳統的日本小說家身上是找不到的。尤其是從正面說出「作家要當這道光芒的見証人」這類話的，除遠藤之外，恐怕無第二人。

遠藤除了上述較嚴肅的純文學作品之外，還寫了「糊塗先生」、「絲瓜君」、「樂天大將」、「小丑之歌」、「砂之城」、「女人的一生」、「怪奇小說集」等通俗性文學。也因為他創作的領域如此廣泛，才能博得「國民性作家」的稱號。


四、遠藤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的地位

自1885年坪內逍遙寫下「小說神髓」揭開了日本近代文學的序幕到今天，已有百年歷史。在這一世紀當中，日本的近代文學如眾所周知，是從模倣歐洲文學開始的，可是那是僅止於形式上的模倣罷了，根本上捨棄了培育出歐洲文學的天主教。但是， 19 世紀末的日本文學家當中，有多人少年時代或青年時代經常出入教會，甚至還有受洗成為教徒的；也把在天主教中學到的或體驗到的，溶入創作當中，但是等到獲得較大的聲名之後，大部分卻都脫離了教會，也捨棄天主教的信仰。如島崎藤村、德富蘆花、有島武郎、國木田獨步、正宗白鳥、志賀直哉等作家，可為其中之代表。

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產生是因為﹕他們認為無論是在文學的世界，或天主教的世界，文學與宗教是無法並存的，尤其是在近代日本，扮演著極重要角色，對眾多文學家發生極大影響力的內村鑑三，在「藝術與宗教」及「文學家與基督教」中斷言藝術及文學會把善良的信徒導向罪惡，使人遭受挫折，是有害的，信徒不應接觸它們。雖然證諸事實，不是這麼一回事，但是這種宗教與文學無法並存的觀念卻已深入人心。日本的知識階級人士，甚至把宗教當成是迷信，認為做學問若有了不合理性的宗教信仰是一種恥辱，因此在思想土、精神上已習慣於文學家決非宗教信仰者的觀念了。

可是戰後的日本文壇，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其中之一是天主教作家的輩出。除了遠藤之外，還有從馬克思主義轉向過來的椎名麟三，以及寫下「死亡之棘」的島尾敏雄、三浦朱門、曾野綾子、有吉佐和子、小川國夫、矢代靜一、阪田寬夫、三浦綾子、森內俊雄、大原富枝、井上廈、高橋高子、森禮子等，人數之眾與文學品質之高，是日本近百年來的文學中未曾有過的現象。而這也是由於有遠藤周作的開拓，才會有這麼多天主教作家產生，完成光榮的文學初航，我們堅信距離百家爭鳴的日子是屈指可數的。基於此，我們要是無視於這些天主教作家的存在，或者對天主教毫無興趣、一無所知的話，我們將很難了解日本戰後文學——現代文學，更遑論掌握近代文學的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