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天下(AB0174)──論述當代台灣通俗文學

類別： 文學‧小說（中文創作）>人間叢書
叢書系列：人間叢書
作者：孟樊、林燿德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2年01月05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32開／平裝／441頁
ISBN：9571303704

【書摘 1｜書摘 2｜跋】

▼  書摘 1

瓊瑤小說（1963～1979）中的性別與歷史

1952年生，河南內鄉人。法國巴黎第二大學現代文學電影科碩士，巴黎第八大學精神分析系研究班一年。曾任《長鏡頭》雜誌總編輯，現任世界新聞傳播學院視傳系講師。著有評論集《電影沈思集》等多部。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後，台灣通俗小說的發展，瓊瑤可算最受爭議且影響最大的女作家。瓊瑤小說，長久來被視為才子佳人、無病呻吟、象牙塔內和不食人間煙火的「閨秀派」或「蝴蝶派」，加以台灣文評界一向不把瓊瑤作品列入文學範圍討論——至少在1978年之前——以致產生如曾心儀批評：「這是文評界仍停留在純學術的領域，未曾真正實踐學術與現實社會的緊密結合、學術為社會服務。」雖然在刊登該文目錄有編輯下的小標：「文學界沒有理由否認瓊瑤，批評界更應該嚴肅的檢討她」，但是瓊瑤仍遊蕩在嚴肅文評之外，不曾獲得真正反響。於是就產生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通俗小說是否可以成為文學批評的對象﹖通俗小說是否可與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被拿來研究和分析﹖

已故編輯、出版商威廉．史龍（William Sloane）在《寫作技巧》（The Craft of Writing）一書，認為偉大作品是經過時間和翻譯（由一種語言轉換到另種語言）而能存留的﹔但是我們也知道通過時間和翻譯，相對流失掉許多事物，諸如：笑話、宗教和詞義。流失事物可以是那些「不可翻譯」部份，也可是「某些逝去的生命片斷」。而文學批評主要功能之一，又在對那些流失事物的記憶。藉此，對台灣通俗小說研究，或許能找到立足點﹔雖然不是通過翻譯，但卻可經由時間再憶或重構那些已流失或被遺忘和扭曲的事物。1960～ 70 年代通俗女作家瓊瑤小說即為此例。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此一台灣特定歷史時期，瓊瑤小說（1963～1979）中被時間掩埋與未曾引起共鳴的「性別」（Gender）論題，以及上述性別如何在她的故事裏被製造與合理化之過程，期能重新認識通俗小說中性別建構與歷史之間的關連。

通過 80 年代女性主義在人文學科全面對性別研討，女性主體的性別形成，已不單靠後結構主義的性差異（Sexual difference）知識，還需經由語言、文化，甚至種族、階級等社會關係顯明﹔因而性別不只是差異，更是關係的外現。性關係不止於男性女性關係，性別更建構於政治權力和經濟社會關係之間﹔而歷史的作用也不再只紀錄此等變遷，歷史還被視為製造此等性別知識的參與者。在文學研究裏，此種性別論題的引進，不僅擴大也改變了傳統研究方法與視界，更能闡明性別與父權制度的全面關係，對認識婦女文學提供另一基礎。

以往婦女在歷史過程與社會發展中，常被認為隱藏在父系家庭內，且沈默不可見﹔但是通由上述性別研究，婦女已不在歷史之，婦女成為歷史主體，婦女同男人一樣參與父權制度及性別知識的再生產。而以往以男人歷史或故事為重心的研討，亦變焦至女性書寫或婦女作家身上，即由她的故事正文痕跡（textual traces）中，尋找性別知識如何被歷史所建構。

1960～ 70 年代，瓊瑤小說的性別知識以及生產的歷史和社會條件，已沉默地進入正文，表面上形成一種矛盾、抗拒父權的過程，但終不可避免的成為維持威權體制及其意識型態的代言人。為論證上述論述，有必要先來概述瓊瑤小說生產的歷史狀況，藉此顯明性別與政治權力關係﹔而此種關係雖以瓊瑤小說為個例，但亦能普遍揭露此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文藝生產關係。

1950年代台灣尚處於農業社會階段，政府首先實行土地改革，安定農村社會秩序，為「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奠定基礎﹔並在美援配合下，選擇電力、肥料、紡織等三項重點產業發展，此期以開發民生必需品與進口替代工業為主﹔特別是紡織業——初期工業化國家主要工業——確實帶動整個台灣經濟發展。1960年代，台灣應合美日國貿繁榮因素，除了實行獎勵投資、外匯改革及設立加工出口區外，並運用豐富優良且價格低廉的勞力，發展勞力密集性產業，而順利從進口替代工業形態轉變為加工出口導向的經濟形態﹔台灣由是邁入工商社會階段，成為高度成長和繁榮局面，而農業必然性的危機亦逐漸顯露。1970年代，台灣開始面對一連串政治、外交挫折（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日美承認中共等），以及石油危機所引起世界經濟的衰退。台灣此時（1972）由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正式揭示「蔣經國時代」來臨。期間相繼推動十項革新（1972）、國家十項建設計畫（1974）、十二項建設（1979），並針對農業危機頒布「新農業政策」（1972）﹔加上客觀政治環境改變，逐步開放政治參與管道，以維繫政權合法性。整體而言，此期台灣執行「穩定中求發展」政策，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仍達百分之八，工業亦由勞力密集逐漸轉向技術密集形態。

由於瓊瑤小說一向以「愛」為主題，「愛」是「沒有條件，沒有年齡、金錢、地位、人種一切的限制。」（《窗外》1963，頁一二五﹔引自《瓊瑤全集》，下同），並以此調和各類內在衝突，致使她的故事給人一種不食人間煙火印象，且其他與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相關的邊緣部份則被人遺忘或忽視，而這些流失事物如：《船》（1965）主角紀遠的加入開發中部橫貫公路勘察、測量和開路工程﹔《寒煙翠》（1966）的退伍軍人經營埔里山地農場。還有台灣因工業發展而導致的農漁業蕭條，表現在《庭院深深》（1969）高立德結束乳牛農場、《星河》（1969）梁逸舟「務農」失敗而轉入商業界與《水靈》（1971）所描述小漁村的破落景象。而鼓勵投資意願顯現在《幾度夕陽紅》（1967）泰安紡織外銷投資案、《庭院深深》柏霈文茶園「不斷的投資」經營方式和《一簾幽夢》（1973）費雲帆投資石油股票致富而回台投資餐飲業。華僑教育在《彩雲飛》（1969）的香港僑生孟雲樓來台讀書與發展。《在水一方》（1975）由朱家的觀賞與批評電視節目，並以「寓教於樂」顯示電視與家庭關係。《秋歌》（1976）殷超凡離開家族企業，投入十大建設台中港工程。《人在天涯》（1976）志翔能給丹荔的，除了愛還有「國籍」之認同。而「主題意識」為評審準則則表現在《彩霞滿天》（1978），喬書培因繪畫「主題意識表現不清」而落選。

此外她的故事架構發展，不但與台灣此期經濟產業發展的秩序相近如：進出口貿易（《紫貝殼》1966、《星河》）、紡織業（《幾度夕陽紅》、《心有千千結》1973）、化工業（《彩雲飛》）、建築業（《碧雲天》1974、《我是一片雲》1976、《金盞花》1979）、水泥業（《碧雲天》、《秋歌》）﹔更記錄當時勞力與物價數據：1964年寶斗里一次十五元（斯人獨憔悴》原收《幸運草》1964，後收《月滿西樓》1966，頁二一一）、一碗麵二塊錢、每月房租五百元（《煙雨濛濛》1964，頁三三、四四）、1966年大學國文系畢祕書月薪二千元（《月滿西樓》頁二二五）、1969年台北市歌廳票價每張二十五元（《彩雲飛》，叢書，頁三三六）、1975年教授音樂月薪三千元（《在水一方》，叢書，頁四八）、1976年草莓一盒四十元﹔商專畢業月薪四千元（《秋歌》，頁六）等。

在台灣由傳統農業朝現代工商社會發展的過程裏，一般所有婦女不論在家庭或在社會，均扮演著兩種不同且相關的角色，一是父權制度下無力的參與者﹔一是維繫父權的製造者。在瓊瑤小說中，學校與家庭是最直接與主要的素材，而學校與家庭為權力外現的機構，亦呈權力製造和分佈場所﹔那麼我們從她所製造生產的故事內容考察——如前所舉之例——可肯定她小說不但不超越或危壞父權價值體系，而且與威權體制意識形態的生產相關。而在此等權力製造和擴張下，瓊瑤小說與同一時代大多數作品一樣，掩飾了男女性別、貧富差距、種族偏見等現實的矛盾和衝突。此種現實，我們可由她小說正文所隱示的性別關係中去闡明，而故事中性別如何受到歷史——社會條件約制，以及如何與威權政治意識形態關連，則要回到前述權力製造與分佈機構，即由寫入小說的學校、家庭來檢視，以探究婦女性別形成的過程和意義。

台灣的教育目標與實施方針，根據1957年《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二章（「政府遷台後之教育」）第一節（「總統對於教育方針之指示」）所述，仍依據「反共抗俄復國建國」最高國策製定。教育部並遵照指示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勞動生產教育、文武合一教育」。爾後台灣教育推展，即以此為藍本。民族精神教育在倡導禮義廉恥四維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的倫理道德觀﹔勞動生產教育是在升學主義外，推行職業、技術學校教育，令人人有技在身，以利生產報國﹔文武合一教育即在高中以上學校實施在校學生軍訓教育，1952年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負責，1960年後移由教育部主管迄今。

台灣婦女與男人，都必須接受學校義務教育，而教育目標與方針，概言之在推行傳統民族精神、勞動生產、文武合一軍訓的政治化教育，其特質在以權力力量去除差異，或令差異減至最低，以便同一化控制與管理。此種同一化過程，在婦女身上則體現為去女性，即全面推行性別同一化政治教育，婦女除了生理外，一切以男人為學習、認同對象，以維護父權倫理與威權體制意識形態。此等政治化教育與性別關係，已換種方式進入 60 年代瓊瑤小說正文，試例：

周雅安說：

「好吧，別鬧，我唱就是了！」

她唱了起來，卻是救國團團歌：

「時代在考驗著我們，我們要創造時代！…」

馬上，部份同學合唱起來，接著，全車的同學都加入了合唱。她們才唱了幾句，立刻聽到另一個車子裏也揚起了歌聲，……唱的是一首不久前音樂課上教的歌：

「崢嶸頭角，大好青年，
獻身社會做中堅。……」（《窗外》，頁一○五～六）

她（楊曉彤）情緒紛亂到極點，直覺的感到自己正在做錯事，而且有份模糊的罪惡感，因為學校裏向來不許學生交男朋友的！……明天訓導處一定會傳她去大罵特罵，同學們會交頭接耳的竊竊私語……。品行不端……她更加心慌意亂了。……在她的道德觀念裏，一個正派的女孩子是不能和男人走進咖啡館這種地方的……。（《幾度夕陽紅》，頁八八）

倘若正文是種生產，亦是一種物質化實踐過程，那麼瓊瑤小說正文已不只單純反映此等現象，而是參與此種權力結構的製造者，此等製造生產不僅與擇偶有關（在《船》一書中唐可欣對紀遠說：「你是個時代考驗中長大的人。是個我寧可犧牲一切，也必須要嫁的人！」，頁二二七），還與升學考題相關（在《菟絲花》中徐中 為憶湄補習所問：「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那一年召開﹖什麼地方召開﹖」，頁一三八），甚至更擴張至「山地教育」。而權力的擴張，就在去除一切差異，如同政治化教育之實行，於此更遑論其他社會關係。

台灣「山地教育」實施方案則依此根據1950年教育廳所提而來，主要內容為（一）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二）訓練生產技能，培養經濟觀念﹔（三）注意衛生教育，養成良好習慣。如果我們再試較瓊瑤小說《寒煙翠》所寫中部山地村落教育：「全鎮裏最「豪華」的建築就是那所小學校。這所小學……顯然是台灣光復之後所建的，能把教育帶到這窮鄉僻壤中來，實在令人驚異。望著每家門口那些半裸的孩子，我才真正領會義務教育的必需」、「應該有更多的人來教他們如何生活，……大部份的山地人都不懂得過日子，他們是只顧今天，不顧明天，而且，他們永遠不明白什麼叫衛生」、「這還是教育的問題，沒有人告訴他們骯髒會帶來疾病」（頁一○四～一○五）。即可看出瓊瑤製造的「山地教育」與權力機構製造的「山地教育」並無不同，甚至可稱她為是項工作的代言人。儘管她的故事中有不少關於種族的描述，但仍有部份被語言所隱藏且未說出，而這些能或不能說出的部份，並非是有意或無意顯示，而是與前者權力相關﹔因為我們除了教育以漢文化為中心的語言、歷史外，從未給過其他任何不同的種族知識。

在《窗外》烏來山地少女用「生硬國語」招呼，以及同學不願做山地姑娘，原因在「太苦」、「沒有好東西吃」。《斯人獨憔悴》描述東部「山地教育」為「學校中一共只有五人管理，一個是校長，一個算數教員，一個常識教員，加我這個國語教員，另外還有個管理灑掃的校工。校長姓林，年約四十幾歲，是本省人，能說一口很好的日語。……我負擔了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全部國語課程，事實上，每年級只有一班，班級越高，人數就越少，……只是，學生程度之低，和天資的愚魯，使我一上來就大失所望」（頁一八八）。談到生育則是「十二個！在山地裏，女人生孩子就像母豬生小豬一般簡單」（頁一九一）、貞操為「我不大明瞭他們山地人對貞操的看法，我想，可能他們是不重視的，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在這方面竟此文明人更加保守」（頁二○○）。而「詩人」不能和維娜結婚的理由竟是「我是個文明人，妳是個野人。」（頁二○六）

把人區分文明人／野人，無疑是種族主義偏見，但是能夠明白說出，所具意義已不是單純的種族偏見，而是通過語言（國語）所顯露的權力力量。亦即由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的政治化教育，實行去除種族差異和同化「他者」（原住民）的雙重步驟。而種族與性別關係，同樣也以否定、壓迫形式展現，原住民婦女的多產且不重視貞操，或迷失墮落於都市化生活，最後淪落在寶斗里賣身（如《斯人獨憔悴》）。再如林綠綠的性開放，人盡可夫﹔而一個畫過臉的山地人，則像隻非洲叢林大猩猩（《寒煙翠》）。此等性別知識，再次顯示政治權力的介入和扭曲，從書寫生產到原住民教育，甚至還包含以後的性教育。

面對此種體制全面同一化壓力，瓊瑤小說對此並非全無抗拒﹔在《窗外》反抗的是升學主義和填鴨教育，並透過江太太與女兒江雁容兩人揭示對婚姻懷疑﹕「不靠丈夫，不靠女兒，要自立更生」（頁五五）「結婚對女人是犧牲而不是幸福」（頁一四九）。而《煙雨濛濛》陸依萍、《彩雲飛》孟雲樓都是反抗父權之例，只是最終仍都不越過父權倫理價值觀。

1966年瓊瑤在《紫貝殼》後記中寫道：「我筆下的女性往往都很「堅強」，「任性」，具有「極強的自尊心」，和「相當的自負」（叢書，三二八頁，《全集》無錄此後記）。此等對女性的陳述，倘若我們把它放置回如該書所說的台灣「人工便宜」時期考察，性別隱藏意義或能顯明。此期台灣如前述，正值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擴張期，各類工業區正大量開發，紡織與新興電子兩大工業亦在大量吸收農村勞力，特別以年輕女工為主，婦女不論在家或在外，均成為推動台灣經濟搖籃的手。瓊瑤筆下，女性「堅強」或「自立更生」的性別意識形態，即在此等權力結構下被生產，以應政治、經濟擴張需要，而女性縱有「任性」、「自負」亦不超越此等結構。

隨著台灣經濟的快速發展，外資大量湧進，傳統農業社會被工商社會替代，而都市化生活形態形成，令社會關係急劇變化，傳統價值亦逐漸鬆動。此種經濟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失調現象，1972年《台灣婦女》月刊有生動描述：「寶島日趨繁榮進步，家裕戶足，……部份人士逐漸習焉不察，淡然忘懷國步多艱，以此，生活方面發生脫節現象。物質享受，日益奢侈，精神生活，日趨頹廢﹔酒家、妓院、舞榭、歌廳、賭局，畸形發展」﹔在此情況下，「也有不少婦女為此安定繁榮所迷失，……懇切呼籲我們婦女同胞今後應該實踐國民生活須知，激勵勤勞的精神，培養節約的習性，弘揚婦德，敦睦人倫，發揚女性的光輝，作實踐國民生活須知的先導，影響社會的習尚。」

此種因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失序現象，顯然與威權意識形態不合，甚而產生價值差異。而此種裂隙要到1975年《在水一方》，瓊瑤對女性性別的描敘始得揭露：

「友文說，這種歌詞代表標準的「女性歌詞」。」

「歌詞還分女性和男性嗎﹖」我哇哇大叫﹕「又不是動物﹖這性別怎麼劃分呢﹖」

「妳知道，據友文說，電影也有「女性電影」，小說也有「女性小說」，歌詞也有「女性歌詞」。」

「女性是好還是不好呢﹖」我問。

「大概是不好吧！」小雙笑笑。「這代表「無病呻吟、柔情第一、沒丈夫氣、風花雪月」的總和。」（叢書，頁二四一）

60 年代瓊瑤小說所表露女性「堅強」、「自立更生」的性別意識形態，到了 70 年代卻變成「無病呻吟、柔情第一、沒丈夫氣、風花雪月」的否定總和，此種性別前後的矛盾和差異，隱示性別的複雜與透明化，並揭示性別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生產，有其不同政治權力的介入。加以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並不能把婦女排除在外，於是如何把婦女定位與歸類，且如何寫入男人「歷史」，成為威權體制權力關係的顯現。

在 60 年代瓊瑤小說裏，性別生產主要是通過政治同一化演練，塑造婦女「堅強」、「自立更生」的意識形態。 70 年代揭示「蔣經國時代」，婦女因經濟能力使地位提高，加上社會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奢侈」和「頹廢」，觀光事業及副設營業場所發達，不少婦女「迷失」於此，以及青少年犯罪快速成長，使得傳統父系封閉式家庭結構面臨動搖，此期性別知識的生產，即在「穩定」於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遭受劇變的父權制度及其意識形態。

在此一歷史時期，婦女負起家庭主婦、職業婦女和轉移社會風氣三重責任，並在權力力量的支配下，共同生產有利父權的性別知識，而其首要者莫過於再重新確立婦女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責任，以穩定父系家庭結構，進而由家庭擴大為國家。「女子一定要認清自己地位的重要，……要勤勞、要檢僕，要明禮義、知廉恥，要為國家民族造就更多的英傑。現代女性……不但能主持家庭，處理家務，輔助丈夫，教育子女，更應參與社會的任務，共為反攻復國盡一己之力」。因此， 70 年代性別知識和前代之顯著差異，即不高宣揚同一化性別知識，而是一面再製性別差異，讓婦女歸依到傳統家庭結構及價值觀﹔一面則是否定女性，令未能在家庭、社會負起上述責任或阻礙父權發展（「無病呻吟」、「風花雪月」）之婦女，承擔起台灣經濟社會轉型所有衍生之惡。而男人卻立身於外，此亦為此期瓊瑤小說所產生的性別知識。

《心有千千結》女主角江雨薇是女性輔家的榜樣，把成衣廠兩千萬債額轉虧為盈。《一簾幽夢》汪紫菱自述為平凡的人，「可能結婚，生兒育女，成為一個妻子和母親」，而成為成熟男性費雲帆極力追求的對象。《浪花》旨在表示婚外情終像浪花一般，可以揚棄。《我是一片雲》段宛露婚外情不容於傳統道德觀念，最後住進精神病院，顯示女性像雲一般「虛無飄渺」，無法抓住。《碧雲天》則宣揚家庭至上，為傳宗接代可借腹生子或倣娥皇女英﹔甚至書名都是兩女一男的合稱。《在水一方》盧友文認為太太小雙和小孩妨礙了他的寫作前程，終使小雙提出離婚。《一顆紅豆》更是宣傳封建制的妻妾婚姻觀﹔且「家有賢妻」是整個家庭幸福，而男人最需要的是「女性的溫柔」﹔此外還把男人比喻為「鯨魚」，把女人比為「小水溏」。在《金盞花》中由頌超對纖纖是所有的「世界」，是「全部」，表露男人至上的愛情觀。另外，在 60 年代以同情筆觸所寫歡場女子（《船》歌女杜嘉齡、《彩雲飛》歌女唐小眉、《庭院深深》舞女章含煙），到了《雁兒在林梢》（1977）則全然相反﹔舞女陶碧槐墜落，理由不論多正當，終面對死亡結束﹔亦指出女性向男性復仇的終不可能。

也因此，性教育此時在瓊瑤小說中出現，不是毫無意義。在台灣，性教育又稱為心理衛生教育，在1974年她的小說《浪花》，才首次處理此種素材。戴曉妍懷孕時才十六歲學生，而對方只有十七歲，且互不知姓名﹔女孩姨媽雨秋對此質疑：「我們從沒給過孩子性教育。」繼之在《金盞花》，林維珍因為缺乏性教育和知識，把預產期計算錯誤一個月，而栽贓失敗。

雖然瓊瑤揭露了台灣性教育推展遲緩及其功效不彰，但是為何一向隱藏且不能明白說出的性教育，要到 70 年代才能說出﹖而一個原在傳統道德觀上是封閉、禁忌的題材，為何此時能夠外現﹖這種時序遲緩現象，顯然不能超脫前述歷史和社會條件之外。在傳統四維八德價值體系逐漸動搖，新的工商社會多元關係正在形成，性教育不但是性別差異的延伸，並且以一種分工形式重建性差異知識，其功能不僅在穩定父系家庭結構，在改善社會風氣，更在執行人口政策減輕人口壓力，進而提升經濟成長。而男人在分工經濟形式的規範裏，永遠不受此限，如故事中高皓夫（《碧雲天》）、夏寒山（《一顆紅豆》）、趙自耕（《金盞花》）之流，而婦女則要擔負起所有破壞父系價值規範之惡，如段宛露（《我是一片雲》）、杜小雙（《在水一方》）、林維珍（《金盞花》）等人。

此外，從性別同一化到差異化過程裏，唯一能超脫此種前後矛盾過程，即為她小說圖示的社會階級關係。台灣因經濟發展所帶來貧富、階級差異，在瓊瑤那裏則用愛情（背後是婚姻——家庭）調和一切衝突，她不只是宣揚政治權力中「均富」理念，更是權力與社會集體意願的生產者，而所生產製造的是一種想像關係而非真實社會關係——如她對於原住民——因而愛情功能，如同其他書寫想像功能，目的在緩和階級與性別的社會關係。從《幾度夕陽紅》開始，紡織業鉅子家庭魏如峰和公務員家庭楊曉彤的愛情﹔《彩雲飛》富家僑生孟雲樓和貧困歌女唐小眉的結合﹔《浪花》修車工人江葦和富家女珮柔的戀愛﹔直到《庭院深深》、《心有千千結》、《秋歌》、《金盞花》等皆是。

1976年瓊瑤在《人在天涯》後記，描述自己寫作的動力：

奇怪，出國的次數越多，對於「家」的感情就越濃厚，對於自己「國家民族」的觀念也就越深重，海外，……都抵制不了「家」「國」對我的呼喚！回到台灣，回到家裏，我滿足的靠在沙發中，由衷的說了一句：

「是我開始寫「人在天涯」的時候了！因為，我有了「故事」，也有了「感情」，還有了「動力」！（頁二三六）

如果在現代文學批評裏，作者已被視為生產者，那麼書寫動力可以理解為生產力﹔而生產力又與社會型態的生產模式相關，於是文學生產可視為社會關係的體現，亦是有關意識形態的社會實踐。倘若我們以此考察瓊瑤作品生產的過程及其意識形態的物質實踐，可以發現瓊瑤小說，在選擇素材（學校、家庭）上不斷重複再生產，且架構於一種想像的社會關係（種族、階級），並以「家園」意識形態為作品生產力，而這些皆可由性別研究論明。

直到1979年，瓊瑤才藉由《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金盞花》，頁四二～四六）一文，指出該文提倡「愚忠與愚孝」，並和時代脫節﹔這也是瓊瑤小說第一次對政治化教育的批判，而且「許多知識，也不一定在大學裏才能學到」（頁九一）。至於瓊瑤小說對知識以及知識分子的看法，或許值得引用一段《菟絲花》（1964）全文說明：

「妳不覺得知識是人的負擔嗎﹖」他（徐中 ）微笑的望著我（憶湄）﹕「知識越多，負擔越重，因為知識和思想成了正比。妳看，那些勞力者，做了一天工，洗個冷水澡，吃一大頓，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就什麼念頭都沒有了，睡眠就能給予他們滿足。一個學問很豐富，思想很複雜的人就不同了，絕不是吃與唾所能滿足的。他們的慾望永無了時，他們研究人性，研究科學，研究社會，研究這個那個，弄得自己頭昏腦脹。妳看，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的人，一定都是知識分子。」（頁七七）

這種威權式的「反知識」傾向，是否亦代表權力力量的顯露﹖或許我們該換個方式，即先回到文學生產模式中，生產與消費的關係去尋求答案。文學生產與消費是一體兩面，且互動並論。在她的小說裏，《煙雨濛濛》陸依萍向何書桓表達閱讀看法：「我喜歡看能吸引我看下去的東西，不喜歡看那些看了半天還看不懂的東西。」（頁五九）、「一本好小說要能抓住讀者的感情和興趣，使讀者願意從頭看到尾，像現在那些新派小說，……未見得能喚起讀者的共鳴。我們看小說，多半都是用來消遣，並不是用來當工作做，是不是﹖」、「那些現代文藝，你必須去研究它，要不然你是無法破解的，找是個愛看小說的人，並不愛研究小說。」（頁六一）《寒煙翠》詠薇向韋校長表露：「我不想寫別人看不懂的東西，文字是表達思想的工具，假如我寫出來的東西只有我自己懂，那麼連起碼的表達思想都沒做到，我還寫什麼呢﹖所以，我甯願我的小說平易近人，而不要艱澀難懂。」（頁一六二）

此種對小說生產與閱讀的觀點，是直接以讀者感應為主的方式進行，與瓊瑤所生產「平易近人」且「用來消遣」的大眾化走向一致。「不要艱澀難懂」、「不愛研究」或能解釋前面反知識問題﹔但是此種文學生產與消費「動力」，是否與前述性別論題相關﹖是否能從性別解釋此種「動力」﹖就如前論性別形成是複雜而非單一的，離不開歷史和社會條件，並且在不同時期受不同政治權力的介入及支配。權力是通過學校、家庭等機構製造與分佈，而機構又是「家國」（「國家」）意識形態的生產機器，於是政治權力與「家國」相關，「家國」對瓊瑤而言又代表生產「動力」﹔因此性別不僅與權力相關，更與生產、消費「動力」關連。而這些生產動力就在維繫「家國」的背景下製造「平凡的人」（《一簾幽夢》汪紫菱自白）、或者以製造附合父權的「平凡的女人」為要（《我是一片雲）》段宛露、《金盞花》韓佩吟語），這是一種從生產到消費都平凡的婦女，一種完全以男性為中心無任何抗拒的典型婦女，且又為一種壓抑女性潛能發展的政治權力規劃。

至此本文已試論瓊瑤小說（1963～1979）中婦女主體性別，如何在特定歷史時期60～ 70 年代——於威權政治及父權制度下被建構。總而言之， 60 年代瓊瑤小說在製造「堅強」、「自立更生」的同一化性別， 70 年代則在製造「平凡的女人」此一差異性別知識，以維持權力的穩定與不墜。如果試較當時權力製造分佈的「平凡」、「平淡」、「平實」政治詞語，或許台灣婦女「平凡」之意更明。雖然以上事物大都均已流失或被遺忘，但是我們可以確定婦女性別絕對與歷史有關，歷史已進入性別，而瓊瑤小說生產只是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