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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序
揭發的喜悅
．蔣勳
某一屆的金馬獎曾經發生過紀錄片從缺的事，引起嘩然大波。在官方不同機構長期拍攝「政令宣導片」的技術人員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打擊，他們指責評審的不公。評審團的回答則是：政令宣導片並不是紀錄片。
這是台灣第一次有機會思考：究竟什麼叫做紀錄片。
原來隸屬於官方新聞單位的影片製作人員，大約從1949年以後，一直以「政令宣導」為唯一導向，使紀錄片在台灣失去了多樣思考的空間。以中部橫貫公路的開通為例，紀錄的內容可以包含地質探勘，可以包含原住民泰雅聚落的遷徙，可以包含國外技術人員的參與，也可以包含來台榮民參與施工的點點滴滴。
一部好的紀錄片往往是製作者毫無成見地、一步一步走入事實的過程。而「政令宣導片」則一開始就有了不可動搖的目的，便往往不是「揭發」事實，而是「掩蓋」事實。
「揭發」這兩個字，在日常世俗意義上已經沾帶了許多不好的含義。我們一旦使用「揭發」這個辭彙，就容易與「破壞」與「傷害」連接在一起。
「揭發」在文學或藝術上更根本的精神是「去除掩蓋」。
因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道德的各種禁忌，使人在面對「事實」的時候，或者因為外在客觀條件有意「掩蓋」，或者——常常因為自己本身觀念的禁忌——無意之間也形成另一種意識形態的「掩蓋」，難使「事實」做完全的彰顯。
一些追蹤街頭運動的拍攝人員，可能因為客觀條件提供的「自由度」不夠，無法「揭發」事實，但是，更重要的，也許因為拍攝者主觀意識形態上「自由度」的不夠，也同樣無法「揭發」事實。
超現實主義大師布紐爾（L．Bunuel」在「自由的幻象」「Fantome de Liberte」就不斷以質疑再質疑的方法向人類意識與思考方式的「自由度」挑戰。
70 年代，當歐洲社會——特別是「自由的幻象」所取材的法國巴黎——充滿了街頭抗爭，兒童綁架，暴力狙殺……的同時，布紐爾選取了當時新聞上最普遍也最駭人聽聞的現象來進行對人的思考狀態的「揭發」。
文學與藝術的根本價值都有對事實現象的「揭發」性。
但是類似布紐爾的「自由的幻象」，因為不是紀錄片，創作者揭發事實的材料是經過選擇和重新安排的。
紀錄片對現象與事實的「揭發」過程則可能完全不同。
去年（1990）看到吳乙峰帶領的全景工作室所拍攝的「月亮的小孩」，是一部以「白化症」為對象的紀錄片，使我重新思考了紀錄片的本質，和拍攝紀錄片的諸多困難因素。
「白化症」這個名稱我們可能不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大約都接觸過皮膚泛紅，頭髮灰白，眼睛怕光的人。對一個存在的「事實」，我們最常有的反應是兩種：第一，因為不了解，所以「與我無關」﹔第二，因為與自己不同，所以歸為「異常」或「變態」。
一個社會，對「與自己不同」或「不了解」的事實大致傾向於「與自己無關」或斥之為「變態」的結果，這個社會就很難是一個有能力「揭發」事實的社會，對事實的真象也只能有粗糙而且殘酷的反應。
「月亮的小孩」以追蹤的方式，一步一步使我們進入「白化症」者的事實中心。從醫學基因的角度，從父母的惶恐，從「白化症」兒童的學校處境，從工作單位的反應……。好像一層一層剝開一個被掩蓋的事實，我們好奇於這一層一層的掩蓋底下究竟事實的真象是什麼。但是，隨著影片完全定位在「現象追蹤」這個精神本質上，我們最終恍然大悟，原來在整個對「事件」的「揭發」過程中，我們真正剝除掉的是「掩蓋」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不自由」。
我們很自然地在固定的教育中形成了許多「成見」，用這些「成見」生活，也用這些「成見」來觀察事物，卻一直沒有機會檢查這個「成見」本身。
布紐爾在「自由的幻象」中揭發了每一個人身上「成見」的可怕。吳乙峰與全景工作室則以台灣現存的事例追蹤來解放我們的「成見」。布紐爾以近於哲學思維的縝密來揭發人類意識的虛假，吳乙峰與全景工作室則以現象撼人的真實度來再造人性的溫暖與悲憫。
最近看了吳乙峰與全景工作室製作了三年的「人間燈火」系列，看到了台灣紀錄片解除了禁忌——不是政治禁忌，而是自己心靈的禁忌——能夠以溫暖與悲憫之心來進行對自己所愛的社會的「揭發」，應當是吳乙峰個人與全景工作室所有朋友最大的收穫吧！
「人間燈火」系列中許多片段是《人間》雜誌平面文字報導的立體影象追蹤。
報導文學的發展從 70 年代《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開始，最初著重於民俗和環保兩大主題。到了《人間》雜誌的出刊，報導文學有兩個意義的擴大，其一是題材視野上從民俗環保擴大到對「人」的關心，其二是在方法上更強調事件的紀錄，當事人的意見引述。這些都與「人間燈火」這一系列影片的走向有密切的關係。
在看「月亮的小孩」時已經感覺到吳乙峰所著眼的重點其實不只是「白化症」，而是陷在「白化症」恐懼中的人——白化症兒童的父母，白化症男子結婚時的岳父母，工作同事……等等。吳乙峰的鏡頭使每一個原來在「成見」中恐懼的「個人」得到了紓解，反省了自己對事實反應的態度。
鏡頭的分寸也許是很難拿捏的。一個回憶生下了「白化症」兒童的婦女，面對鏡頭，無助哭泣，這個鏡頭，可以是拍攝者，可以是婦人自己的反省，也當然是每一個觀眾。鏡頭有時固定在一個對象面前很久，久到使人不忍，但是，我們最終發現，在現實生活中無助絕望的生命，可以因為鏡頭這麼長久不避開，似乎有機會重新整理自己，是的，生活中很多無助的事，絕望至死，但是給生命一個機會，可以重新整頓自己，我們看到吳乙峰作品中許多「人」——特別是「母親」，在鏡頭中顯現了她們通過不幸災難之後喜悅而健康的笑容。
台灣的影象史上始終很少這種面容，在生活的辛苦中卻豁達健康的面容。
「人間燈火」系列中吳乙峰與全景工作室更為成熟了。在現象事實的面前，能夠更退避自己，使現象自己說話。我們看到「豬仔旭」，從新婚時撿拾廢炮彈炸傷成殘廢，到養豬為生，一個現實中平凡的小人物，卻沒有絲毫要人濫情憐憫之處，他的妻子日復一日做勞苦的工作，不喜歡吳乙峰的鏡頭對著他，豬仔旭的兒子當兵回家，與父親的親暱，都使人覺得現實生活的「揭發」，絕不是「破壞」與「傷害」，「揭發」真正的意義，竟是去除了層層掩蓋在心理的負擔。
在看「月亮的小孩」時的沉苦悲慘的心情在「人間燈火」系列中有更多喜悅溫暖，真正是「人間」的「燈火」了。
「人間燈火」在台灣電視播映史上也許是一件大事吧。它在公共電視安排下置放在晚間九時這樣重要的時段播出，台灣長期以來電視媒體對民眾生活的敗壞也許可以有一點轉機了吧。
「人間燈火」在一個因為轉型迅速而人心浮動煩躁的年代，沉穩地追蹤了一個又一個在生活中踏踏實實的人物。他們並不偉大，他們只是盡本份做人而已。而一個好的紀錄工作者，也只是踏踏實實地隨著鏡頭進入「人」與「事實」的本身。鏡頭是拍攝「事實」的，鏡頭也拍攝著「人」，紀錄片的困難是所有鏡頭前的「人」都不是演員，而是真正的「人」，在生活中可能困頓無助，也可能是堅強解決問題的人，因此「鏡頭」可以安慰，也可以鼓勵，「鏡頭」同時變成了拍攝者的「良心」。
「人間燈火」製作了「自閉症」兒童的一集，從父母打罵孩子，到第一次聽到「自閉症」，從惶恐無助到加倍關心孩子，從羞恥到開始打電話給其他有自閉症兒童的父母，從苦陷在絕望中到全省自閉症兒童父母聯誼組織的成立。我們看到轉型中的台灣，有多少人陷在各式各樣的困境中，因為「無知」所以恐懼而且羞恥，恐懼與羞恥使人絕望以及加倍無知。紀錄片便一步一步把人從無知的困境中帶領到光明寬闊的地方去。
這些系列在電視媒體上播出後勢必影響台灣甚大，使長期因為各種因素無助的人得到一種解放。
「人間燈火」中最使我個人感動的一集是「李文淑和他的孩子」。一個退休教員在社區中成立了青少年的圖書館，每天不厭其煩照顧社區兒童讀書、寫字、唱歌。在她笑臉迎人的另一面追蹤了她三十幾歲先天性肝缺陷的兒子的苦狀，影片機動的追蹤到兒子在母親長期努力下爭取到換肝，也追蹤到手術失敗，在手術室外第一次落淚的悲悽的李文淑老師。吳乙峰第一次出現在畫面中，無言地擁抱著李文淑老師。
台灣的電視上也許將出現一種從未有過的人性的安靜、莊嚴與喜悅。「李文淑和他的孩子」結束在手術失敗後她又恢復了笑臉迎人，在社區中教導所有的兒童一起讀書的畫面。
我們可以通過好的紀錄片，揭發事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揭發事實的過程中揭發了自己，揭發自己被一層一層掩蓋著的人性的悲憫，對苦難者的致敬，對沉重生活中堅強者的支持鼓勵，使生命在看來污穢邋遢中昇起一種喜悅與莊嚴。
儘以此向全景工作室的朋友致敬。
原刊1991年10月3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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