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書摘
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
先生諱大樁、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本文以下用灌公稱呼）。生於1881年（清光緒七年、民國前三十一年），卒於1956年（民國四十五年），享壽七十六齡。嚴父林文欽是前清舉人，世間稱他萬安舍，為中部聞名的慈善家。他設在大肚溪的義渡（兔費的渡船），筆者在民國初年隨我家老傭人由鹿港步行到臺中時，就曾經受過它的恩惠。灌公幼年失恃，由祖母羅太夫人養育長大。羅太夫人似乎是一位慈祥賢淑而又精明能幹的婦人，灌公對她很孝順，在幼年時期愛她的影響也最大。他七歲入家塾讀書，打下國學的基礎。乙未割臺，灌公十五歲，當時他的父親經營樟腦事業駐在香港，兩個伯父又都已過世，他奉祖母之命率全家四十餘口，渡海到泉州避難。
我們由這一件事可以推測灌公少年時代的情形。當時族中男性尚有堂兄紀堂長他七歲，烈堂長他五歲，何以羅太夫人不選任其中任何一人來做領導者而將全權交給他主持。這可以想像的有兩點、第一是他祖母的私情，因為他是自己撫養成人而且平時最鍾愛的親孫子。第二是灌公的領導能力自幼就露頭角，由此更可推想灌公必然是自少就是所謂「大人氣概」的「少年老成」。據筆者在霧峰的時候親聆灌公講述當日的情形，若由今日的感覺來加以想像確是驚險萬狀的鏡頭，不過當時衛生思想尚未發達，或者並不感覺怎樣嚴重亦未可知。他說當時泉州鼠疫流行，死亡枕藉，老鼠平白由中背椽掉下來，洗淨衣服堆在眠床板架上也常發現老鼠死在衣推裡。林家祖籍漳州而避難到泉州，可以說是人地兩疏，而所攜資財有限，臺灣烽火幾時平息猶屬未定之天，交通阻塞，一族四十餘口，生齒浩繁，而生活所需，難以為繼，在這一段時期他們的驚惶困窘，一定非常深刻。他的生活儉樸可能和這一段期間的生活體驗有密切的關係。
1898年先生十八歲與楊水心女士成婚。他們的結合對於灌公一生的行誼和事業是有決定性的影響，值得在此一提。水心夫人為彰化望族楊晏然的長女，為人精明能幹。精明的人往往會流於刻薄，但她秉性仁厚，克己待人，是一位難得的賢夫人。乙未割臺以後霧峰林家對外是由林季商代表，因為他是統領林朝棟的嫡子，林家最高的權威福建水陸路提督、太子少保林文察的嫡孫，自然而然成為林家的中心人物。但是自林季商脫籍離臺以後，林家的主導權就落在灌公手中。這中間水心夫人，敦親睦族，恤貧濟困，內助之功不可沒。他雖無意與林季商爭林家一族的領導權，但是水到渠成，林家代表者的地位就非他莫屬了。綜觀灌公一生行誼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作非分之想，不屑作鑽營爭取之事，這一點是值得特筆大書的。民國二十四年夏彰化銀行創辦人吳汝祥將辭去頭取（董事長）之職，有人來慫恿他運動出補董事之缺。灌公笑謂之曰，余願仍為監察人，日前開董事會時 本專務曾經提議補缺，余已當面讓與李崇禮氏矣。
他在日記末尾記曰余甚惡世人之爭名奪利，實不願與聞其事也。察其日記文脈在某人未來慫恿之前， 本（當時掌握彰銀的實權）曾經在董事會席提名灌公補董事之缺而他當面讓與同為監察人之李崇禮，但是股東大會席上 本仍然提名灌公補缺。不但區區的彰銀董事如此，以後的總督府評議會員，貴族院議員，以他的立場來講確是不虞之譽，受之有愧（與台灣頭號的御用紳士同時受敕選）卻之有麻煩的，莫不是由當局懇請而勉強接受的。灌公對這一點不但性格上不屑去鑽營請託，似乎另有深意在焉。後藤新平治臺之初曾在一次總督府的會議席上說：「臺灣人好名而怕死」，可以威脅利誘。灌公對後藤這句話真有痛心疾首的感覺，所以他在日人據臺的時期絕未向當局要求過什麼利權。不但如此，當二次大戰中，清水臺中州知事曾經有一次同灌公到日月潭去考察山胞的生活狀況。在湖邊散步的時候，他很欣賞湖光山色的優美，說在這裡蓋一間別墅來住一定很有意思。清水一聽此言馬上很認真地說，這裡官有地很多，先生如果要蓋別墅，州廳可以撥出相當地坪充用。灌公看那位知事大人一本正經的尊容，不好意思說：「我只是順口說說而已，並沒有這樣的計畫。」只是謝謝他的好意，並說如有需要另行奉懇。
後藤新平所說四字真言——好名怕死——可能是一般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通病，不獨臺灣如此。趨附統治階級、膜拜權力乃是奴隸根性的最高表現。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的五十年，所謂「御用紳士」輩出，蠅營狗鑽的所謂「利權屋」（日語，意即追求權與利的人）層出不窮乃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臺灣民族運動發軔以來雖然壁壘分明，但是站在演講壇上極口攻訐日人，而私下勾結警察，甚至甘心做日人的鷹犬的也不乏其人。表面上反日，骨子裡媚日的勾當，似乎是嶄新的技術，既安全又有效果，莫怪一些聰明人心嚮往之。聽說光復後有些明星議員，在講壇上以雷霆萬鈞之聲勢攻訐官員，暗地裡卻去辦公室討價還價，鑽營利權。灌公對這種不肖份子深惡痛絕，廉潔自守，一則是他的性格使然，同時也是一種有深意有意識的行動。
1900年灌公二十歲，是年秋10月，嚴父允卿先生客死香港，灌公奔喪赴港，運棺回臺安葬。這一變故對於他來講，是一則非常重大的事件，從此他們兄弟要獨立門戶，而自己要當家作主。自此時起至1907年他二十七歲，在日本奈良古都碰到梁任公（啟超）止，這七個年頭，由他個人的行誼來講，是修養自牧，由思想的立場來講是一種摸索時代，由臺灣民族運動來講，也可以說是醞釀時代。他在這個時候以一個林家的三少爺，露面在另一個世界，也就是由溫室的林家進出驚濤險浪的社會。
二十二歲他被任命為霧峰區長，二十五歲被新創立的臺灣製麻會社（豐原）選任為董事。這兩件事對他是無關輕重的，但做一個初出道的人來講，社會對他的出現可以說是反應良好了。他可能在這一段時間結識彰化甘得中氏，也可能在這時期讀到《新民叢報》，受到在日本亡命的梁任公的影響。他在這時期除繼承他父親的遺業——製造樟腦——外又自創糖 ，從事粗糖的製造事業。為業務上的需要，難免時常到臺中露面，於是秦樓楚館也就時有他的足跡，甚至在三朋四友慫恿下到豐原去作狹斜之遊。這是當時一般富家子弟的風氣，亦像現在的大亨臺北玩膩了要延長路線到桃園、中壢去遠征一樣。不過有一點可以確信的，灌公在這種場合，依其個性來判斷，他都是附從而非主犯。
前文提到灌公修養自牧的問題，這也是他偉大的克己工夫，值得詳加介紹一下。凡是人不可能自出娘胎就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格，所幸人有理智，能反省又有控制自己的能耐。灌公四十以後出現在民眾面前是一位平易近人、寬宏大量的長者（他外觀比年齡更加老成），但是這並不是生來就這樣的。他是經過二十年苦心慘澹的克己工夫，纔能夠到達爐火純青、功德圓滿的境地。自臺灣割讓日本以後，一般知識青年沒有出路，前途闇澹，上焉者抱殘守缺做遺少，下焉者自暴自棄，以「阿片（即鴉女，又稱大煙。）攪酒飼查某」（攪與臺語賭博同音，飼查某是蓄妾包妓的意思）實行慢性自殺。這種風氣尤以富戶子弟為甚。
灌公對這四種惡習，除賭博他自少就沒有興趣外，雖然症候不深，卻不能說全無沾染。現在先講阿片，在民國前臺灣的上流社會，阿片是一種社交上的禮貌，請客人抽一下大煙，就像現在請人抽一支長壽香煙或三五牌的洋煙一樣。不過抽大煙必需持有鑑札（執照），不然碰到警察來臨檢就會發生麻煩，緣此常在煙盤腳出入的人，為安全計，勿論上癮不上癮都領有執照，出門帶在身上以防萬一。灌公幾時起吸食阿片，是否上癮我不知道，不過他持有吸食鑑札卻是事實。據說他是患胃腸病以後胃部時時作痛，有人告訴他說抽阿片可以鎮痛，他纔開始吸食的。筆者於民國七、八年在東京時，曾經數次陪他到日比谷胃腸病院去檢查胃液。患者必須張口伸直脖子，醫生把一條手指一般粗的橡膠管直插到胃部去抽出胃液來檢查。那是一項很痛苦的事情，普通人可能會吃不消，但是他卻經得起這樣的考驗。他的阿片終於接受太太和朋友的勸告而毅然加以禁絕，把鑑札退還警察。
關於女人，灌公並不是沒有興趣，因為他不是聖人，同我們一樣仍是有血有肉的身體。在七、八十年前的臺灣社會，富家子弟玩女人並不算什麼一回事。他的堂兄弟四人全都有小老婆，多者三、四個，少者也有一兩個，唯有他終生未曾蓄過妾，這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他有克己的工夫。他雖然不是「女人禍水」論者，但是他知道這是陷阱，所以不敢深入，更不敢耽溺。民國三十六年秋間，一天他去看一位親戚的病回到彰化銀行的辦公室，一面拿手巾擦一面對我說，妾若有寵而又有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去看什麼人我知道，他所說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所以我也不追問其所以然。原來他那位親戚，寵一個姨太太，將一切財產都交給她掌管，年輕時相安無事，現在年老多病，姨太太不但不照顧他，反視若眼中釘而加以折磨。老人有煙癮，從來他抽大煙都是姨太太給他裝的，現在高興就給他裝，不高興的時候就實行罷工，不理不睬，連一滴茶水都無法入口。自已又不能裝，真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狀，見到親人便老淚涔涔，令人不忍正視。這種事情灌公不但數見不鮮，一族裡的家庭紛糾大都是由他們夫妻出面代為解決，所以他對蓄妾一事深具戒心，終生不敢逾越。
至於酒，他不但有興趣，有一段時期，已經成為一種嗜好，不過他平時常說「唯酒無量不及醉」，所以能夠自己控制，莫論在家庭莫論在酒館，他乾一杯，便放一粒瓜子在自己面前，約莫有相當數量時，便攤平數一數，如果超過十數粒便停止乾杯了。有人會說這是吃藥不是喝酒，這樣喝法還有喝酒的樂趣嗎？但是他吾行吾素，一點都不在乎。這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知道灌公的為人作事有一定的尺度，他絕對不肯做超過自己的實力的事情，但是在他力所能及的，他一定會盡力而為。
在這裡我們應該來談一談灌公對於財產的觀念。他以為財產是祖先遺留給子孫共享的，並不是給他一個人獨享的。自己沒有增加財產的本事，至少也要保住先疇，子孫只可以享受先疇的果實，而不能侵蝕老本。你要做慈善事業，也只好在所得果實之範圍內開銷，超過範圍的支出就要節儉你自己費用。這是他對於「家」一貫的倫理觀念，也是他一向遵守的原則。他在領導臺灣民族運動的過程中，最受同志誤會的一點，就足民國十一年秋發生的所謂「八駿事件」（參照《林獻堂先生年譜》及《臺灣民族運動史》）。
當時他負臺灣銀行的債務十餘萬元，因為股票暴落，所提供的擔保品已不足償還債務，臺銀一再催討。當時內田嘉吉總督透過臺中州知事常吉德壽的設計和策動，召見林獻堂、林幼春、楊吉臣、李崇禮、林月汀、甘得中、洪元煌八人，勸告停止臺灣議會請願運動。他若不接受勸告，必須出售上等水田三十甲以上纔能夠償還臺銀債務。出賣先疇是他最難忍受的，不但和他的倫理觀念衝突，也是面子上無法接受的問題。同志中不能見諒，尤其是東京方面函電交馳，責難之聲四起，使他一時窘迫萬狀，甚至萌起到中國大陸去避避鋒頭的念頭。此事到民國十三年，大部分同志因治警事件被判罪，灌公再度出山領導，並親自赴日呼籲，同志這纔了解他的苦衷而崇敬有加，擁戴如故。
灌公雖然沒有受過新式教育，但因他有強烈的求知慾和旺盛的向上心，所以他凡認為合理的事情，莫不率先實行，這一點頗能發生帶頭開發風氣的作用。筆者不敏，雖然當時在他身邊生活，並不感覺有什麼特別意義，現在回憶起來，纔知道這是一項了不起的事情。
第一是「時間觀念」，在半世紀以前，臺灣的社會，尤其是所謂上流社會可以說完全沒有「時間」的觀念。時至今日，我們的開會尚有「中國時間」的困擾，由這一點就可以知道「不守時間」的陋習是如何地根深蒂固了。灌公對於時間的觀念可以說有點神經過敏的程度，他不但守時、惜時而且能夠善用時間。他出門一定有自己的時間表，如果中途發生唐突，他便利用時間表的空檔去做別的事情或去訪問本來沒有預定訪問的人。人們漸漸地了解他的作風，於是凡由他出名召開的會議都能夠準時開會。臺灣有「水流破布」的俗語，是說一個人做事東滯西停，行動全無預定。譬如去找人談事情本來三句話便可以了事，但因話匣子一開，便不知休止，曠廢時間，誤人誤己，在他的日常生活很難見到這種事情。這樣說來似乎灌公的生活很刻板沒有彈性，但事實並不如此，他不但平易近人而且有很隨和的一面。常見有些慕名而來的訪客，他們的目的祇在一晤林獻堂的風采而已，但是他們卻要天南地北，講些不著邊際的話來拖延時間。在這樣的場合，灌公不但毫無慍色，仍然春風滿面和他們周旋，就是佃人來見他，講些年冬收成，桑麻屑事，他也是傾耳靜聽，毫無倦容。這種修養的工夫，實在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第二應該來講破除迷信的問題。臺灣文化協會自民國十年發軔以來，展開如火如荼的文化啟蒙運動，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各地方舉開文化講演會。所提的主題最常見的有三種——衛生觀念、破除迷信和民主政治——因為文協是醫專的學生和出身者（畢業的）發起創立的，自然幹部中有很多是醫生，俗語說三句不離本行，在初期關於普及衛生觀念的講演也比較多。
在民國十年前後的臺灣，雖然醫專的人才輩出，但是醫療方面仍以中醫佔優勢，尤其是農村幾乎猶是中醫的天下。上流社會的紳士雖然也請西醫看病，但是仍然和中醫脫不了關係，多半是上一輩吃中藥，下一輩吃西藥，或中藥治不了纔改服西藥的。中藥和迷信雖然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是中藥有些神秘感，俗語說「山醫命卜相」，它和風水、看相、算命搞在一起，容易和迷信結緣則是事實。
灌公自何時起改服西藥我不知道，民國十年我入霧峰以後就未曾見過中醫到他府上走動，這一點他是很進步的。中國民族似乎是先天的運命論者，臺灣在日據時代的晚期，什麼扶扎、跳童固勿論，看相算命也幾乎絕跡。不期三十年來，神棍和江湖術士竟大行其道，地方的國校年久失修，無法授課；民間房屋因為無有安全設備，一旦失火，一家8日活活燒死；但是一花就是幾百萬元的神廟佛閣到處新蓋起來，神佛的光復其實績勝過生人幾十百倍，這是現代社會的一大諷刺。
灌公府上在我的記憶，在初時曾見過一兩次7月普渡拜拜的行事，但不久就絕跡了。大概有錢人總是怕死的，不論東西古今都一樣，因為怕死，避凶趨吉就成為一種生活意識，因為避凶趨吉，忌諱就多起來了，於是看相算命的勾當就成為生活的必需條件。選流年，排八字，坐飛機要擇日子，安床位要定方向，官愈大，錢愈多，這些愚不可及的玩意兒就愈加其重要性。灌公的家庭裡這樣的套頭可以說完全沒有，在民國十年至十一年之間，為營造其祖母的墳墓，曾見堪輿先生常來出入，這與其說是迷信風水，毋寧說是鄭重其事較為恰切。另一個問題是族人眾多，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也可以避免遷怒和指責。
灌公不理迷信一則是受「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教精神的影響，第二是他「合理主義」的信念所使然的。這些看似小節，但是和一生的思想行動，甚至功業都有密切的關係。
本文寫於獻堂先生逝世（1956）之後，確實時間不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