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深情遙(BC0087)──泰雅族女性的一生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中村勝、洪金珠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7年06月20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4頁
ISBN：9571323179

【導論 1｜導論 2】

▼  導論 1

口述女性史

本書的體裁原為泰雅族女性個人口述史，但由於因其簡樸銳利的角度，竟意外地鋪陳了台灣土著原住民近代化的過程。

1995年7月9日，我們一行三人的「調查班」（中村勝、洪金珠、游振銘），於即將結束宜蘭泰雅族部落調查之際，進入最後一站崙埤鄉，我們巧遇了氣質高尚、說流利日語的綢仔絲萊渥歐巴桑。與綢仔絲歐巴桑相遇，完全是偶然的機緣，我們並非由他人介紹而認識，卻萍水相逢於她一生中最大的舞台——崙埤鄉。

第一次見面時，綢仔絲自稱今年八十歲，她一面述說著自己的故事，一方面談到日本時代她的部落由卡拉社遷村至崙埤社的經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部落裡發生的事。後來，她於日軍戰敗後不久，與日本兵大西光男造化式相逢的故事；這顯然是一個以泰雅族民族史為背景，最佳的女性個人史研究範例。還記得，當時筆者因意外「發現」綢仔絲，全身猶如受到電擊似的興奮莫名。

從此，我們為了調查及訪問經常去崙埤，每次都準備了筆記及錄音帶，我們為了聽取歐巴桑的故事，有時索性就留宿在她的家裡。訪談的過程主要以日語，時而摻雜一些台語及泰雅族語。此外，我們也做了崙埤溪、破礑溪的地理調查，調查中承蒙崙埤、松羅兩鄉泰雅族人的照顧及幫忙，在此特別表示謝意。此外，本書的內容亦是洪金珠於日本慶應大學的研究報告，洪小姐亦因此項研究而獲得交流協會「日台交流中心」的研究補助，在此一併致謝。

以女性史角度的解說部分，交由洪金珠小姐主筆；前段至「特務警察」為止，則由中村勝先生主筆。

首先，我們先就口述史做簡單說明。我們都知道，對於相對異質的民族、文化，不能妄以本身的價值來加以觀察或判斷；然而就綢仔絲歐巴桑所做的口述而言，她基本上以日語所進行的表達中，已潛伏了很大的認同危機。這其實與她的幼少年期被強迫放棄自己的母語（泰雅族語），強行轉換成強調「日本精神」的日本語有關。

於綢仔絲的日語口述及意識中，不知不覺中架構了日本式的「國家精神」。這種危險性，也不斷表現在她與內心中的母親=泰雅族式的，與國家體制=日本式的概念衝突上，這一點在她29歲以前於日本時代下成長的幼、青年期的口述史上，表現得特別明顯。

至於，第二次大戰以後她與日本兵大西之間的感情糾葛，其實也是一種潛在的日本國家精神的作用。而且，這也可以以她戰後輕易地轉而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禮讚獲得佐證。綢仔絲似乎以她的一生體現了泰雅族——日本民族——中國民族——台灣民族等各種精神結構。綢仔絲的故事，對聽者及讀者而言，皆為省思於夾縫中求生存的民族認同之最佳案例。

卡拉社的自然環境

圖一顯示了卡拉社的地理位置，卡拉社日本時代屬於新竹州大溪郡（現在的桃園縣復興鄉），漢字以「加勞」或「卡拉」標示。它位於流經台灣北部的大坪崁溪（現在的大漢溪）上游拉拉溪的右岸，「卡拉」的語意為「大（社）」的意思。由交通樞紐大坪崁上溯，位於約五十二公里的東南，海拔1050公尺的部落，在1915年有20戶，人口111人（男性五十二、女性五十九）。

圖二顯示以綢仔絲為中心，母系為卡拉社，父系為爺亨社的直系家譜。又由此系圖顯示卡拉社與爺亨社的人名由來，請對照表一。由表一的命名發音，顯示泰雅族的命名法是由於與漢人社會的交流而來。

圖三則顯示了卡拉社的自然環境，卡拉社的生活領域為夫婦山與拉拉山南側斜面一帶，他們以狩獵、採集、燒 、漁撈及交易為生，又合理地運用動植物的生態系，營造有機的生活樣貌。

總督府的戰敗處理

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戰敗，前台灣總督府不得不面對戰敗後的社會經濟處理。而該基本對策，當然是依據聯合國駐軍的指示。

總督府的行政機能遭停止，中華民國軍隊進駐台灣，一時國民黨軍（大陸人）、台灣人（本島人）、朝鮮人、琉球人、爪哇人、日本人以及原住民之間的利害矛盾一舉激化。以下簡單解說戰後時局的台灣，以做為綢仔絲萊渥的背景說明。

最後一任台灣總督安藤利吉（1944年12月30日），為戰敗對應的首衝人物，他曾提出了幾個重要的基本方針：1.台灣人的國籍問題，2.在台日本人的遣返問題，3.國有財產的歸屬問題，4.金融問題，5.教育問題等。譬如，台灣人可以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而唯有承認中華民國的在台日本人才得以繼續留任各機構，但原則上全部都必須被遣返內地。至於國有財產等，基於屬地主義由中華民國接收。

於上述基本方針下，最後的行政機關以更具體的指令實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心的收攬；譬如，事先設想台灣人可能有歡欣回歸中華民國的行動，屆時日本人若對之壓制可能會產生反日情結，如此則可能危及在台日人的生活安全。因此發出指令，要求日本人對這一點特別注意。此外，在未經中華民國軍政府許可下，組織了在台日人自警團從事警戒工作。

至於，孤兒院、殘障者及貧困者等收容機構，也因戰敗停止了治療及救濟的業務。並指示，今後上述慈善事業將委託一般民間及互助團體辦理。

上述的指令，是於9月中旬中華民國軍隊指揮部尚未進駐台北時，以總督府總務長官成日一郎的名義，向全島各州廳發佈。而這就成了日本在台灣最後的官方行政指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政指令，後來竟成為中華民國進駐軍的基本施政。

中華民國進駐軍

戰敗後約二個月，中華民國軍的先驅指揮部於10月5日進駐台北。該軍隊的司令官為陳儀，行政執行責任官葛敬恩（秘書長）。上述兩人，種族上與台灣人皆屬於漢人，但在民族上顯然已有台灣民族與中華民族的區別，這種解釋於人類學上是可以成立的。戰後，外來的中國大陸武裝集團，以武力侵略性質派軍隊進駐，這無論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基本上與荷蘭、清朝、日本的外來支配政權無異。何況，中國軍閥的統治方式，以法西斯式的特務支配為基調。

由司令官陳儀領銜的「接收大員」，包括軍閥特務、封建官僚、憲兵、特務警察、國民黨高官、政商等。他們來台時抱著「征服者」的心態，把台灣人當做「亡國奴」看待。而他們的施政重點，就是承襲日本遺留下來的龐大殖民地支配機構及制度，也因為接收了各種近代經濟建設而更加茁壯起來。原本為台灣人血汗結晶的近代化設施，戰後由國民黨一手「接收」而去，這對台灣人而言無異是遭到外來政權的掠奪。

陳儀的國民黨政權，猶如外來的殖民地統治者，首先掌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同時兼任了台灣警備總司令，將軍權及政權握於一手。此外，還由中國大陸引進了特務組織，並將它佈置在統治支配的第一線上，特務的控制眼線很快地遍佈於台灣全島，包括深山及偏遠地區皆在特務的掌握下。

在分批遣送在台日人期間，國民黨軍設立了許多「集中營」及「勞動訓練營」，而這些都曾遭特務監視系統滲透。事實上，上述的收容所不僅收容日本難民，還被利用為對台灣人的陷害、拉夫、逮捕、強奪、槍殺等非法卑劣手段的場所。例如，在台北市西邊淡水河附近的壽町的「壽小學校」，就設有這類的恐怖集中營。

日本軍隊率先於1945年12月下旬起，至翌年的2月初陸續撤離，接著一般民間人士於3月初開始遣返。遣返的港口包括基隆、高雄、花蓮港乘船地。

台灣的舊日本軍，原由安藤利吉司令官統率，配屬於第十方面軍。約五、六萬的軍人及其家屬分別配置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基隆、宜蘭、花蓮港、澎湖、淡水、台東、蘇澳等地。戰敗當時，約三十數萬的民間日本人，直到1946年5月底才遣送完畢，因特殊業務而留用的日本人（辦理接收），也於1947年7月4日完全撤離。

事實上，早在1945年春3月，當戰局對日本軍形成絕對不利時，居住在台北市的日本婦女，就舉行了一次「番地疏開」（疏散至原住民山區的計畫）討論會，當時美軍已經攻陷日軍在菲律賓的防守，接著正在計劃是向「台灣進攻」還是向「沖繩進攻」之際。當時日軍軍部判斷，美軍可能會選擇犧牲較少，於短時間即可達成殲滅目的的沖繩，作為向日軍進迫的對象。

儘管如此，整體的戰局對台灣仍具有衝擊性，就連日常生活食品都發生不足的狀態。這是因為兵力提高，軍隊的糧食需求增加，以致引起民用短缺。

戰雲日緊之際，有八十個以上的工廠、企業等向山地疏散，產業界已感受到不安的現狀。後來連婦女都開始認真考慮向山地疏散。為了準備緊急的疏散，她們開始對新竹、台北兩州的山地進行調查。果然不久，5月卅一日，總督府的官廳建築即遭美軍轟炸，行政中心受到嚴重的摧毀。

二二八革命運動

國民黨軍特務組織的恐怖政治，將日本人留下的「敵產」納為己有，與掠奪無異的接收行動，不但改善戰後一般人民的生活，更增加人民對政權的仇恨感。此外，猶如侵略者姿態的六十萬國民黨軍，其中心領導人物皆為軍閥、大資本家、大地主的榨取階級，他們以大中華思想對台灣進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