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機(BD0021)
Legitimation Crisis(Legitimationsproblem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尤爾根．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譯者：陳學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01月1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32頁
ISBN：9571309591

【中譯者序 1｜中譯者序 2｜前言｜導讀】

▼  中譯者序 1

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論》評析

閱讀哈伯瑪斯的著作，會有兩種強烈的感受：一是非常鮮明的現代特徵，在那些晦澀艱深語言裏邊，負載著當今世界急劇變化的大量信息，跳動著我們這個時代強有力的脈博；二是極為精當的理性思維，與法蘭克福學派的上一代人——尤其是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相比，哈伯瑪斯的思想中更多地是那種感性批判之後的理性思索。

哈伯瑪斯在本書裡集中思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即「晚期資本主義」——的諸種問題。正如哈伯瑪斯的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正當世界上許多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探索者都退縮到一個個角落，固守自己的一小塊陣地的時候，哈伯瑪斯全面出擊，力圖把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綜合成一個整體。因此，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兼容並蓄，博采眾長，一應俱全的論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理論體系。

一、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

1989年年初的美國《時代周刊》上有篇論文，題為：「兩種體制的反差，東方人接近資本主義，西方人譴責資本主義」。事實正是如此，正當東方社會中有些人拜倒在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腳下，為現代資本主義大唱贊歌之時，有些西方學者則打起了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旗幟，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哈伯瑪斯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較為全面正確地概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特徵、新趨勢，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動因危機等「四種危機」。

哈伯瑪斯認為，戰後資本主義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概括以下三個方面：在生產力方面，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在生產關係方面，資本的集團所有逐漸向資本的國家所有轉化；在上層建築方面，形成了以「經濟計劃化」為中心的運行機制。

必須指出，像哈伯瑪斯那樣從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方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徵、新趨勢作出概括的，絕非僅他一人。但問題在於，許多人論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新特徵、新趨勢，只是為了說明現代資本主義已變得無限美好，而哈伯瑪斯則旨在進一步揭示其矛盾與危機。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著經濟危機？哈伯瑪斯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說「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始終不肯消聲匿跡。在他看來，全部的關鍵在於，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興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國家調節經濟作用的加強這三大新的趨勢儘管對現代資本主義有種種的積極作用，但這種積極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它們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從這些基本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危機。更何況，這三大新的趨勢對現代資本主義的作用具有「雙韌性」：它們一方面促進了「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與穩定，另一方面則誘發和激化了「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

如果哈伯瑪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論述到此為止，那他的理論還是膚淺的。可實際上，他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探討了「晚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新形式。他認為，由於存在著這三大新的趨勢，資本主義出現了部分質變，馬克斯所說的那種周期性的以「生產過剩」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已不可能再出現。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通貨膨脹、生產停滯、財政赤字，即通常所說的「滯脹」。他把這種新型的經濟危機稱為經濟系統的「產出危機」。他認為，任何系統都有「投入」（input），和「產出」（output）兩個方面。經濟系統要求「投入」勞動力和資本，「產出」則表現在可消費的價值上。「晚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不是「投入危機」，而是「產出危機」，即經濟系統沒有「產出」所需數量的可消費價值。

哈伯瑪斯指出，僅僅認識到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已呈現新的形式還是不夠的，還應進一步知曉即使這些新的形式的經濟危機也還在轉移之中。他認為，台理性危機就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的產物。

哈伯瑪斯把「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稱作是經濟系統的「產出」危機，而把「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合理性危機稱作政治系統的「產出」危機。他認為，政治系統要求「投入」群眾的忠誠，使其光而大之，並要求「產出」有有效地貫徹執行的行政決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行政管理機構由於陷於下述諸種矛盾而不可自拔：生產能力巨大增長和人民群眾有支持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壟斷資本追逐壟斷利潤的目的之間的矛盾，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巨額資本和私人壟斷積累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因而總不能制訂出所需數量的行之有效的合理決策，於是就產生合理性危機，亦即出現合理性之「赤字」。

哈伯瑪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性危機的分析已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因為他並不是膚淺地把不能作出行之有效的合理決策的原因歸結為決策者主觀上的失誤，而是把此與「晚期資本主義」計劃模式所存在的「結構性障礙」聯繫在一起。

在哈伯瑪斯看來，合理性危機還不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系統的主要危機。威脅更大、危害更烈的危機則是合法性危機。如果說合理性危機是政治系統的「產出」危機，那合法性危機則是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政治系統要求「投入」群眾的忠誠，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行政管理系統不能獲取這樣的「投入」，於是就出現合法性的危機，即合法性的「赤字」。

撥開哈伯瑪斯論述台法性危機時所製造的那些思辨及虛幻的理論迷霧，呈現於前的乃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從廣大人民群眾那裏得不到支持，在廣大人民群眾眼裏，這一社會已不值得擁護。按照他對「合法性」所下的定義，「它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認可」，那麼，斷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也就是意味著認定這一社會已喪失了「要求人們把它當作正確的、正義的政治秩序加以認可」的「理由」。

哈伯瑪斯用以論證「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合法性危機的主要理論武器乃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理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社會學思想。首先，他把「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當作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中心問題加以研究，就是受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的影響。其次，他把合法性定義為「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所認同」也直接來源於韋伯的社會學理論。最後，他提出合治性的獲得離不開用理性的方式論證，也受之於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的啟迪。

哈伯瑪斯強調，「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系統的合法性危機是同文化系統的動因危機聯繫在一起的。政治系統所需要的「投入」的群眾的忠誠，是由文化系統「產出」的。所以，動因危機實際上就是指文化系統沒有提供所需數量的普遍動因，沒有「產出」所需數量的能激發人們行為的意義。

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是建立在「民眾明哲保身主義」和「家庭——職業明哲保身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前者指老百姓不問政治，擇安避危，保全自身的處世態度；後者指老百姓一心通過個人的不懈奮鬥來確保家庭生活的舒適與安逸的生活方式。倘若老百姓普遍具有這樣的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那社會就會繁榮昌盛。他把這種處世態度和生活方式稱為「動因模式」。他又指出，這些「動因模式」的形成依賴於文化傳統，文化傳統是這兩種「動因模式」賴以形成的土壤。由於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是前資產階級文化傳統還是資產階級文化傳統都遭到嚴重的削弱，所以導致形成這些「動因模式」已變得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出現動因危機則是勢在必然，必不可免。

哈伯瑪斯在本書中對上述「四重危機」作了層層推進一氣呵成的分析。他並沒有把這些存在於不同領域的危機簡單地羅列在一起，而是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論述。他抓住各個領域均有「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而某一領域的「產出」往往即是另一領域的「投入」這一特點，把這些不同的危機串在一起。應該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致力於從其一角度對這一社會加以哲學的、經濟學的或社會學的分析批判的學者為數不少，但像哈伯瑪斯那樣綜合性論述的乃實屬鳳毛麟角，不可多得。

二、論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功能

我們生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時代。如何評價科學技術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是一個熱門的話題，哈伯瑪斯以其獨樹一幟的觀點為世人所關注。

哈伯瑪斯是西方世界第一個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家。「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馬克斯主義歷來的觀點。問題在於，科學技術怎麼又成了第一生產力，也就是說，究竟出現什麼樣的新情況，使科學技術在生產力中的地位一下子凸現出來？哈伯瑪斯把「技術科學化」、「科學研究與技術之間的相互依賴」、「科學、技術及其應用結成一體」視為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主要根據和重要標誌。他的這一看法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哈伯瑪斯提出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成了第一生產力，並不是為了推崇、讚頌科學技術的作用，而是旨在揭露其所產生的消極的社會政治效應，對之展開批判。

在他看來，科學技術之所以產生著消極的政治效應，主要在於：它履行意識形態職能。他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之含義，認為意識形態就是虛假意識、夢幻、顛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維護現存的社會關係，順應既定的社會存在，當社會的一個嚴肅而聽話的乖孩子。資產階級的統治主要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公平交換」觀點。從「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實行國家干預，「公平交換」觀念破滅了。於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因應而生，這就是科學技術。他說道，科學技術今天具有雙重功能，它們不僅是生產力，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但他並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德諾（Theodor W. Adorno），馬庫色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的職能。

那麼，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是怎麼樣履行其意識形態職能的呢？對此，哈伯瑪斯在本書中是通過論述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來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化」、「合法性」之影響加以說明的。

哈伯瑪斯把人的行為分為兩個範疇，一是「工具行為」，二是「溝通行為」。所謂「工具行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勞動，它是按照技術規則進行的，而技術規則又是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它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所謂「溝通行為」則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它以言語為媒介，通過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認為，人類奮鬥的目標不是使勞動——即「工具行為」——合理化，而是使「溝通行為」合理化。因為「溝通行為」的合理化意味著「人的解放，個體化，不受控制」，而「工具行為」的合理化則意味著「技術控制力的擴大」。他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並執行意識形態職能，「工具行為」越來越合理化了。人的勞動完全符合科學技術的要求，人像機器人那樣機械地行動著。技術本身成了對人的統治，技術的合理性轉變成了對人的統治的合理性。與此同時，「溝通行為」卻越來越不合理化了。「溝通行為」被吸收到「工具行為」的功能範圍中來，導致正常的溝通變得不合理，受到控制，導致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