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機(BD0021)
Legitimation Crisis(Legitimationsproblem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尤爾根．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譯者：陳學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01月1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32頁
ISBN：9571309591

【中譯者序 1｜中譯者序 2｜前言｜導讀】

▼  中譯者序 2

（哈伯瑪斯的《晚期資本主義論》評析）

如前所述，在哈伯瑪斯看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危機是合法性危機。他認為，隨著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並執行意識形態職能，「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逐步擺脫了合法化危機，重新獲得合法性。全部的關鍵在於，科學技術這種新的意識形態能成功地使廣大人民群眾「非政治化」，再度滋生「明哲保身主義」。他認為，在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職能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必然出現抬高技術問題，排斥實際問題，把實際問題重新界定為技術問題的傾向。按照他的解釋，技術問題指的是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實際問題則指的是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亦即政治問題。「把實際問題重新界定為技術問題」意味著用解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方法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儘量把注意力轉移致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上去，久而久之，人們就會置政治問題於不顧，而一心嚮往花天酒地的物質生活。喪失了政治意識的人民群眾只因「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崇尚「技術統治論」，發展科學技術，生產足夠數量的物質財富，就認為它是合法的，值得加以認可的。

哈伯瑪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產生的消極的社會政治效應的揭露和批判，成功地反映了在這一社會中正當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時，國家社會政治民主化、人際關係健康化和個人的全面發展進程嚴重受挫的一面。但是，他在這裏顯然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以偏概全的錯誤。實際上，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並不完全是消極的。科學技術從來就是人類的福音，它不僅在物質生活方面給人類帶來幸福和歡樂，而且在精神方面給世界投下光明和正義的光輝。這一點是並不隨著它成為第一生產力而有所改變的。

哈伯瑪斯在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問題上的錯誤，不僅僅表現在片面地認為其社會政治效應只有「負面」而沒有「正面」，而且還表現在把這種消極的社會作用說成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賦予科學技術一種「原罪」的性質。顯然，他在這一問題上要比馬庫色走得更遠。馬庫色在批判科學技術造成不良社會政治後果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種「新科技觀」。按照這種「新科技觀」，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職能，變成統治工具與科學技術本身沒有必然的聯繫，科學技術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為一種解放手段。哈伯瑪斯完全不同意馬庫色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於社會環境。他認為，這勢必導致對科學技術的批判是「不徹底」的，他所說的「徹底」就是要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說成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他的這種觀點，即認為科學技術必然走向技術控制，是對科學技術本質的嚴重歪曲。科學技術本身對於人類並不具有任何消極意義。人們常常把科學技術稱作「雙刃劍」，即認為科學技術是禍福相依的。但這只是對科學技術在現實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的一種描述。這並不意味著就認為科學技術本身同時具有「正」「負」兩方面功能，更不意味著認為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其本身只有「負面」而沒有「正面」。關鍵在於，科學技術在現實生活中產生種種消極作用並不是科學技術本身固有的屬性，也就是說，是不能怪罪於科學技術本身的。

哈伯瑪斯還把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批判，延伸為對「技術統治論」意識的批判。在他看來，「技術統治論」的社會政治效應與科學技術的社會政治效應是同步的，當科學技術由於成了第一生產力，從而充分顯示其作為意識形態的消極的社會政治效應時，「技術統治論」也完全喪失了其進步性，淪為替「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辯護的工具。「技術統治論」是一種科學主義，它把科學視為唯一的知識、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方法，認為只要科學高度發展，什麼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甚至人間也會變成天堂。哈伯瑪斯揭露了「技術統治論」的種種錯誤，給人以啟迪。但必須指出，他是站在反科學主義的立場上來批判「技術統治論」的，換句話說，他是用反科學主義來反對唯科學主義。我們反對唯科學主義，是反對把科學認為萬能，也就是說，我們反對唯科學主義，並不是不要科學，而是要恰當地評價科學技術的作用，為科技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讓科學更有利於人。哈伯瑪斯則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唯科學主義固然是一種片面的認識，但因此而走向反科學主義，那更不可取。

三、論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

任何理論家在對其一社會作出抨擊以後，總要提出一個改革方案。哈伯瑪斯也不例外，他的「晚期資本主義」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論述了對這一社會的變革。

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有沒有必要加以變革？哈伯瑪斯認為完全有必要。但他認為，變革的動因不在於「無產階級的貧困」，因為在這一社會中，無產階級並不貧困，他們不在過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也不在於「無產階級遭受剝削」，因為在這一社會中，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學說」已過時了，資本家不再依靠榨取無產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而是和工人階級一起共同享用自由科學技術帶來的社會財富。他強調，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化的條件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不復存在，因此必須尋找新的革命動因。他所說的新的革命動因就是人的本質遭受壓抑，人的溝通行為不合理化，遭受扭曲。在他看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物質生活普遍得到改善的同時，精神生活並沒有健康地發展，反而，越來越惡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仍有必要加以變革，就根源於此。

在變革的目標，即通過變革建立什麼樣的社會的問題上，哈伯瑪斯以下兩個觀點值得注意：其一，他反對把發展生產力，增加物質財富作為變革的目標。在這裏，他正確地反對了把人的需求歸結為主要是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從而把人的幸福主要看成是人的物質生活資料的滿足的「經濟主義」觀點。在盛行享樂主義的背景下，他的這種看法頗有現實意義。他的片面性在於：從反對把人的需求歸結為主要是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出發，忽視乃至抹煞物質生活對人的重要性，否認物質生活資料的滿足乃是人性獲得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發展和人的個性的壓抑這個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人們是絕不會因為在歷史的發展中承受了犧牲而主張倒退，否定物質文明。其二，他主張把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作為變革的目標，他所津津樂道的「溝通行為」的合理化，其實質就是讓對生活主體之間進行沒有強制性的誠實溝通與對話，以求得相互「諒解」，也就是說，讓溝通不受限制，使溝通者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控制與壓抑的生活世界上。誠然，這不失為奮鬥的目標，但問題在於，能否把此作為唯一目標。當撇開人類奮鬥的其他目標，而把建立在互相理解、尊重的人際關係作為一種孤立的、抽象的東西要人們加以追求時，只能把人們引入歧途。尋根究底，他所推崇的「溝通行為」的合理化乃是根植於傳統的唯心主義土地上的「純粹交流思想」的烏托邦。

依靠誰去進行變革呢？哈伯瑪斯在這一問題上持有與其法蘭克福學派前輩大致相似的觀點。首先，他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主體的地位。在他看來，目前西方無產階級中，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識與統治地位。不可否認，目前西方無產階級處於「沉默」之中，但這是否就意味著無產階級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地位的喪失，正為許多人所研究。馬庫色在晚年放棄了原先的觀點，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鬥爭完全撇開無產階級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正當馬庫色改變原先的觀點之時，哈伯瑪斯卻繼承與發展了馬庫色原先的觀點。其次，他把「新左派」當作新的革命主體。從哈伯瑪斯對「新左派」的成功的分析來看，這顯然是一批烏合之眾。他們群龍無首，一盤散沙，純粹出於某些偶然因素，使他們一塊聚集在街頭巷尾，成為一股盲目的人流。哈伯瑪斯與馬庫色一樣，儘管把希望寄託於他們，但常「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難道哈伯瑪斯真的相信依靠這些人就能實現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嗎？也未必。從他的字裏行間可以知道，真正被他視為變革主體的是那些「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當權者，他寫下的一系列著作主要是給他們看的。在他看來，唯有這些當權者才有可能將他的變革方案付諸實施。

一涉及到變革的對象，哈伯瑪斯便與其法蘭克福學派的先輩分道揚鑣了。他反對把變革的矛頭對準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他強調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被推翻的需要的是關心它的變化。所謂變革就是使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走上健康的軌道。他提出「要公正地對待資產階級民主」。因老一輩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全盤否定資產階級民主，他就對他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他們「不公正」，「犯了低估民主——法治國家傳統的錯誤」。這與馬庫色力主動向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出擊，「撕下其偽裝，暴露其法西斯主義面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哈伯瑪斯反對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作為變革的對象，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理由」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並非造成「溝通行為」不合理化，人性惡化的罪魁禍首。由於在他看來禍害發端於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所以便順理成章地要求革科學技術本身的命。他向人們描繪科學技術與人性對立的圖景，強調人性的實現與科學技術發展的反比關係，就是要人們認清科學技術的「原罪」，自覺地消除由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弊端。由於在他看來，「溝通行為」的越來越不合理化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給人類所帶來的最大弊端，所以他把與科學技術作鬥爭具體化為與「溝通行為」的不合理化作鬥爭。

哈伯瑪斯把「『溝通行為』的不合理化」作為變革的主要對象，而把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作為變革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那麼，究竟如何具體地實施呢？他所提出的基本途徑一是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範標準，二是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對話。他的「溝通倫理學」是專門論述前者的，而論述後者的則是他的「普遍語用學」。

他的「溝通倫理學」提醒人們注意道德規範在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從而促使人的解放中的作用，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於，他把道德規範的作用誇大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似乎建立理想的道德規範是實現「溝通行為」的合理化，實現對整個社會的變革的唯一法寶和萬應藥方，這實際上宣揚了一種唯心主義的「道德決定論」。眾所周知，「道德決定論」不過是可憐的空想家和偽善者散布的幻想和欺騙。

他的「普遍語用學」撇開語言與人類實際生活的內在聯繫來談論語言的作用，賦予語言一種先驗的價值。在他看來，只要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範，不要說「溝通行為」的合法化，就是整個社會生活的改善與提高都有指望了。他自以為他的「普遍語用學」的誕生，使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有了新的規範的理論基礎，在社會批判理論領域內，完成了由意識的批判到語言的批判的「語言學轉折」。

哈伯瑪斯的關於「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變革理論是一種改良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與西方社會中盛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又有著不解之緣。西方一些正在執政的或曾經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所以會對哈伯瑪斯產生濃厚的興趣，原因也在這裏。

哈伯瑪斯在本書中使用了大量對我們而言生疏的概念與術語。我們通過將這些概念與術語或者刪去或者簡化，歸納出以上三方面的基本內容。我們相信，倘若讀者先瀏覽一下我們所作的這一難免淺陋的歸納，再去鑽研哈伯瑪斯的原著，那將是不無裨益的。

有一點在這裏要加以說明：本書在翻譯過程中曾參改了英譯本。另外，德文版原來書名為《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英譯本改為《合法性危機》。考慮到後者在國際上比較通用，所以用了英譯本的譯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