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危機(BD0021)
Legitimation Crisis(Legitimationsprobleme)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叢書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作者：尤爾根．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譯者：陳學明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01月15日
定價：250 元
售價：19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32頁
ISBN：9571309591

【中譯者序 1｜中譯者序 2｜前言｜導讀】

▼  導讀

這是一本全面檢討現代西方社會之病症與危機的傑出作品。1973年初版至今雖已二十年，然而即使從現在的立場來觀察，這本著作仍未喪失其有效性。在本書中，哈伯瑪斯深刻地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機制和內在矛盾，以及可能產生的衝突和危機。這些矛盾和危機至今仍困擾著大多數的西方先進國家，這使得本書一直受到學界普遍的重視。

本篇導讀，首先闡述《合法性危機》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和理論脈絡，亦即它在作者理論中的意義；其次，檢討此書的旨趣與作者多年來所極力主張的延續批判理論的精神之間的關聯；第三，大略說明本書的內容安排；最後，簡短評估本書的成就和限制。

一、本書在哈伯瑪斯理論中的地位

在哈伯瑪斯長達三十年的理論建構過程中，《合法性危機》一書雖不是最重要的作品，卻也占一席之地。從哈伯瑪斯本身理論發展來看，本書可以看成是迄今為止，他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診斷的最全面而完整的（儘管不是最成熟的）闡明。事實上，早在 60 年代，哈伯瑪斯就已對此一主題進行大量的研究，具體的成果大體展現在1962年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變遷》（Strukturwandel Offentlichkeit）和1968年的《技術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這兩本著作中。前一本著作把重心放在如下的主題之上：由於國家和社會的相互影響，以及消費文化興起，使得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所建立的布爾喬亞公共領域，瀕臨崩解和轉化的命運；後一本著作則集中檢討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轉變，科學技術已成為最大生產力的來源和最主要的意識形態。1973年的《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atkapitalismus，即本書，英譯本名為《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可以視為哈伯瑪斯承接前面兩本著作之主題而來的較為全面的出擊。

1971年，哈伯瑪斯受邀到「科學技術世界的生存條件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Lebensdingungen der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n Welt）任所長，這個研究所是一個綜合性的研究機構，主要目的在於研究現代科學技術高度發展情境下的人類生活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關於社會倫理和心理生活方面，以因應現代社會中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新形勢。此一目的正好與哈伯瑪斯的研究旨趣不謀而合。《合法性危機》正是哈伯瑪斯在此研究所中的具體成果之一。

雖然，一直要等到1981年《溝通行動理論》（Thero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的第二冊第 8 章，哈伯瑪斯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與批判，才達到成熟的地步，然而這並不能抹殺《合法性危機》的原創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為止，這本著作仍是哈伯瑪斯著作中，被有關國家理論和先進資本主義理論的研究者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

二、本書與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

哈伯瑪斯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論的當代代言人，然而他的理論和方法不僅與他的老師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德諾（T. W. Adorno）和馬庫色（H. Marcuse）等人不同，而且也和批判理論的老祖宗馬克思大異其趣。主要原因在於哈伯瑪斯面臨了一個與馬克思時代不同的社會環境。依他的說法，二次大戰後，西方工業社會已從「自由的」資本主義走向「組織的」資本主義，不僅經濟領域漸漸集中化、組織化和管理化（如大企業的出現），國家也大幅度地介入社會生活之中，馬克思所言的階級衝突和鬥爭，已因生產力的提升和國家的介入而潛伏了起來。物質的剝削已轉變為技術的控制和心理的困乏。無產階級已被整合入資本主義系統中，喪失了革命的動力。由於科學和技術已成為主要生產力的來源，成為一獨立的剩餘價值的創造來源，使得它可以漸漸取代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而成為保障資本主義體制合法性基礎的意識形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的轉變之下，哈伯瑪斯才大膽斷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假若我們要延續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就必須另起爐灶。《合法性危機》可以看成是他對馬克思理論重建的一次嘗試。當然，直到1976年的《邁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出版，哈伯瑪斯對馬克思的重建才算完成，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合法性危機》的旨趣和理論舖陳中，看出他想成為「 20 世紀的馬克思」的企圖。

哈伯瑪斯的理論，雖然承接自早期法蘭克福學派，然而他對他們的理論卻不甚滿意。他質疑早期批判理論一直未能真正建立一個具有包容力的理性概念，而受限於黑格爾整體哲學的真理觀，這使得他們無法為批判理論找到一個堅實的規範基礎。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理性，但卻只能在神秘的美學經驗中找尋反抗的力量，這不僅使得批判理論將自身封閉起來，切斷了和經驗社會科學的連繫，而且也大大忽視了資本主義民主溝通的解放潛力，終使其掉入悲觀主義之中，理論與實踐的聯結也中斷了。與早期的批判理論不同，哈伯瑪斯自始就宣稱：要回復批判理論的活力，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實踐意向的經驗社會理論，這個理論必須在一個較具包容力的理性概念下，向哲學和社會科學開放，並且能夠為批判提供規範基礎，以達成理論和實踐之間的聯結。《合法性危機》可以視為是這樣的努力過程中的一環。在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急欲想將其批判的企圖和時下有成果的經驗理論連結。他希望通過這樣的連結，能夠使得批判理論有效地、經驗地掌握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機制和內在矛盾，尤其是能夠理解這個社會的危機和轉變的可能性。

從學術界的發展脈絡來看，哈伯瑪斯也面臨了不同的情境。自 60 年代起，結構功能論和實證主義傳統已開始盛極而衰，許多不同典範的理論，諸如詮釋學、結構主義、新馬克主義、符號互動論、新系統論爭，均進入了學術的舞台。這其中又以加達默爾（H.-G. Gadamer）的哲學詮釋學，以及魯曼（N. Luhmann）的系統理論，這兩位西德的重要思想家對哈伯瑪斯的影響最大。自 60 年代中葉以後，哈伯瑪斯就先後和他們二人展開了長期的辯論，此為當時德國學界的一大盛事。基本上，哈伯瑪斯對於詮釋學和系統理論均有所批判，但亦均有所汲取。自 70 年代起，哈伯瑪斯開始精心構築溝通理論，給批判理論帶來了「語言的轉折」。《合法性危機》正可以視為這個語言轉折下的初步成果。在本書中，哈伯瑪斯已開始將他在哲學層次上所建立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pragmatik）的構想初步運用到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之上，而所謂「系統/生活世界」的雙元架構，也在本研究中大量運用（儘管這可能只是初步的、粗略的和不成熟的運用）。此可以看成是他對加達默爾和魯曼的具體回應。當然，一直要等到《溝通行動理論》二巨冊出版，哈伯瑪斯的批判理論的構想，才達到成熟的地步。

三、全書內容簡介

在本書中，哈伯瑪斯把那些相互競爭的，有關晚期資本主義的經驗理論，融入自己的理論模型之中，因此，基本上本書並非直接的經驗研究，而是一個理論型式的建構，其目的在於檢視及評估現有理論的得失，並為進一步的經驗研究提供理論的視野及架構。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在於發展一個適合於社會科學分析的危機概念。在此，哈伯瑪斯首先考察危機這一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各種不同的意涵，然後深入分析今日社會中十分流行的用法——系統理論的危機概念。哈伯瑪斯找出了這種危機概念的有效性和它的基本限制，在此，我們可以看出，哈伯瑪斯所要面對的理論敵手，就是魯曼的系統理論。通過對系統理論危機概念的批判，他以系統整合和社會整合之間的連結，來重建危機概念。在系統/生活世界的典範下，操控問題和規範結構分屬不同的層次，這也使得社會生產的過程和社會化的過程不同。為了將這二過程相連結，哈伯瑪斯引入馬克思的「社會形構」的概念，並以組織原理之不同為基準，簡要地建立起原始的、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和組織資本主義的社會演化理論。哈伯瑪斯以為，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在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等價交換這樣的意識形態本身是嵌入經濟結構中的，這就使得社會整合的功能轉化至系統整合的功能之中。因此當系統整合出現危機時，就會轉變成社會整合的危機，亦即在馬克思的時代，由操控指令之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危機，就會威脅到社會整合，而引發階級鬥爭。就此而言，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

第二部分是本書的主要部分，哈伯瑪斯詳細說明了現今的組織資本主義社會與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在本質上已十分不同，這使得馬克思分析已經過時。隨著經濟的集中、科學技術的日趨重要、以及國家大量介入經濟活動中，現代社會可能出現的危機已遠較馬克思所構想的複雜。為了修正或補充市場機制的缺失，行政系統會直接介入市場的運作之中，尤其當市場的操控機制發生問題時（如不景氣、失業或勞資衝突），國家的行政干預不僅被允許，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且責無旁貸。如此一來，原先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維持整個體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市場機能帶來等價且公平的交換——已開始瓦解了。由於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重新連結，生產關係再度被政治化，這就產生了對於國家機器運作加以合法化的需要。以往國家只是消極地保障經濟生產的一般條件，現在則積極投入經濟活動之中，因此，現代國家必須被合法化。正是在上述的前題下，啥伯瑪斯建構了一個包括經濟系統、行政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在內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型，並詳盡分析了這些系統間的相互關係，及其所可能產生的危機趨勢。在他看來，在各系統的投入和產出間，共有四種危機可能會發生——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和動因危機。經濟危機是指經濟系統沒有產生足夠的消費價值；合理性危機是指行政系統沒有產生足夠的理性決策；合法性危機是指合法性系統沒有提供足夠的支持動機；動因危機則是指社會文化系統沒有創造出足夠的行動動機的意義。依系統/生活世界的典範，哈伯瑪斯將上述的經濟和合理性危機視為系統的危機，而將合法性和動因危機看成一種認同的危機。後面的兩種危機才是哈伯瑪斯原創性的貢獻，因為它們涉及到社會成員的動機、詮釋、溝通、期望和同意。這種由生活世界的視域出發而產生的危機理論，一直在以往的社會理論中受到忽視。

本書的第三部分，主要的目的在於運用溝通理論的原則來研究合法性的問題。哈伯瑪斯從韋伯的合法性概念入手，仔細檢討了施密特（C. Schmit）和魯曼對合法性的看法，並在溝通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較為適合的合法性概念，以及處理道德實踐問題的原則。在此，他還提出了一個「可普遍化的利益受壓制的模型」來處理當代社會中常出現的政治難題：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的矛盾問題。哈伯瑪斯認為：一種普遍化的利益之所以會受到壓制，是「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意識形態一方宣稱現行的規範系統是正當的，以提供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極力避免規範的有效性聲稱被凸顯或被檢定。結果，它使得統治者的特殊利益不當地以普遍利益出現，而真正的普遍利益反而隱沒不彰。他以為，意識形態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作用，是由於現行體制的溝通結構遭到系統化的扭曲。因此，對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被統治者而言，唯有將被壓制的普遍化利益展現出來，才能凸顯體制的意識形態的作用和不公平的狀態，這通常可在生活世界的詮釋系統中被認知和被揭發，批判理論的作用正在於此。藉由這種意識形態批判，才可能引發實踐的行動。最後，哈伯瑪斯又將魯曼系統理論的複雜性、偶然性和選擇的概念和他自己所強調的實踐理性和溝通行動做比較，以凸顯自身理論的優越性。

四、結論——本書的限制及成就

從哈伯瑪斯的宏大企圖來看，這本小書的篇幅顯然是不夠的。文中許多論證似乎過於簡略，尤其在將各種經驗理論納為己用的過程中，若未能詳細地展示此理論的內在推論過程，就難免給人疏漏和削足適覆之感。

即使從批判理論的目標言之，本書亦有許多可議之處。首先，作為一種解放的理論，卻找不到任何執行或實踐此理論的人或社會集團。難道此理論只是一種倫理學或病理學，而不是一種真正的治療過程和解放過程中的一環？其次，哈伯瑪斯的分析大多仍停留在抽象的層次，當落在具體的情境中時，我們將不知道這樣的批判理論如何實際應用，亦即，我們實在不知道它如何達成批判理論所宣稱的任務——引發實踐的行動。

也許哈伯瑪斯的理論的一大不足之處正是在於缺乏實際的經驗研究。直到現在為止，哈伯瑪斯仍將心力放在抽象理論和概念的建構與整合之上，而鮮有針對當前西方社會進行直接的經驗研究，只是引用及評估他人的經驗研究成果，而未能在實證研究上有真正的創見。

儘管有上述的弱點，本書的理論架構仍對於理解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本書出版後的二十年，雖然西方社會起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然而本書不僅未過時，反而益發顯示出其解釋力和洞察力。 70 年代所發生的兩次能源危機，以及 80 年代所產生的財政危機，均透顯出本書論證的正確性。 70 年代末期以後，西方社會興起了兩股思潮。一是新保守主義思潮，它對於二次大戰後的凱因斯主義干預政策和福利國家模式，提出挑戰；另一是後現代主義思潮，它強烈質疑技術至上和成長第一的心態，尤其對於現代西方社會的科學理性和啟蒙心態，持否定的立場，充分顯示出當代人的意義虛無和動因危機。另一力面，各國政府必須應付經濟、財政和文化衝突上所產生的各種難題，稍不小心就會造成人民的不信任而喪失政權。凡此種種問題與困境，均凸顯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層矛盾與危機，由此更可以看出本書對我們的啟發和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