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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2
綜括以上所述，《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性質，即包括首、尾（前、後）二卷的寫作風格所呈顯的特質，在在是觸及到了政治性、社會性、經濟性、歷史性，以及哲學性……等的特色。又，關於這些特色，似乎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詮明：
第一，《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辯證」思維，係統括了黑格爾哲學思想——即企圖對一切事物，作系統化的構思暨掌握——以及祁克果存在思考——即凸顯個人的存在價值，以及其超越整個歷史過程的存在的意義——的洞察。不過，由於「系統」與「存在」範疇，原本有它先天上的矛盾，因而，該《辯證理性批判》的處理過程，難免就有它詮析上的盲點；
第二，儘管自出版《存有與空無》之後，沙特無法與「世界」（的構思）分離；再者，在《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之中多談「實踐」，罕言「意識」；或者多言「實踐的行動」（action as praxis），而少談「選擇的行動」（action as choice）；但是，我們從他刻意敞向「歷史」（History）界域，並且質求與批判歷史課題（包含：攸關歷史理論、歷史哲學的編史課題，以及攸關政治現象和意識形態的政治課題）；甚而，標舉唯有通過對個人行動（實踐）批判的認知，始有可能揭示歷史的意義，或個體存有的意義，這應該是觸及到了哲學人類學根始性的問題，以及也應被視為他早期立場的一種「進展」（evolution），而非罅裂；
第三，在《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它最重要的概念，莫過於是「實踐」與「歷史」。然而，由於沙特巧妙襲用了黑格爾引進近代哲學（以處理心靈與行動界的內在關聯）此一「辯證理性」（Dialectical Reason）的用語，遂而，便使後者（即：辯證理性）結合了個人的實踐，而企圖了解個人、社會諸群體，以及人性的發展之在其歷史暨社會互動機制中所呈顯的蘊義。也因為這樣，「辯證理性」確實呈現出一種動態發展的特徵，而有別於西洋傳統的理性主義（按：要求主體思想中的秩序，能相應於客體世界的秩序），以及實證主義者的理性觀——有如德國先驗觀念論者康德，便曾認為：先驗的論證，係立基於基始的不可理解性上。從而，我們便可提出下一單元的主張。
（二）本書的寫作目的暨企圖
《辯證理性批判》既然立基於「歷史是可以理解的」此一觀點，它也提出「人（性）的實踐」此一範疇，擬重新探討個人之與群體、個人之與社會，以及個人之與世界……等的互動作用，亟欲了解歷史本身所秉具的辯證意義；那麼，我們自是可以暫作下述的結語：亟欲「激盪起時人的反省」，而且希望時人重視實踐的生活，從而以汲取其個人的生存意義，當是沙特撰述本書的主要企圖之一。（參G. J. Hayim, op. cit. 頁144）
三、本書的主要內容暨旨趣
《辯證理性批判》計分成第一卷（1960年）與第二卷（1985年）兩書冊。以內容來作區分，則第一卷最多。它包括以下兩大部分，分別是：第一部，討論個人的實踐與實踐之被動體此兩方之間的關聯和其它；第二部，析論群體與歷史此兩方之間的關聯和其它。第二卷（即第三部），則闡述了歷史的可理解性和其它諸課題。
詳細地說（據亞蘭．謝里丹-史密斯的英譯本），作者在其「導論」中，雖就辯證理性的論域，它的可理解性，以及它之與科學理性的差別多所著墨；不過，就在論述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馬克思主義，以及近代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諸課題上，卻也不忘憑其對個人的實踐認知之角度而稍作評判。譬如，作者批判馬克思：「他實際上是對的，不過，卻未對辯證再作思考」；批判近代馬克思主義者：乃拒認所謂的「思想本身，即是一種辯證的活動，」而且「有意把它解消成普遍的辯證；」從而，想倚藉把（個）人驅散入宇宙中，以便消滅人類。」（頁23、26）
然則，頗值得注目的是，作者在本書的開端，毫不諱言地指明：所謂「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即是他思考本書諸般論題的出發點。特別是攸關歷史的課題，有如：在「導論」中所論述的「整體化與歷史」（Totalisation and History）、「個人與歷史」（The Individual and History），即是如此。因為，作者堅確認為：唯有歷史唯物論，才是「唯一的歷史真理」（頁20）。
此外，在「導論」中，也充分明示了作者寫作的指標，分別是：第一卷，企想抵達「歷史的所在地」（locus of history）；即單單想找出一種「結構的人類學」之可能理解的基礎。第二卷，企想建立一種真理，一種可理解性，以及一種人的歷史（觀）（頁69）。
（一）
第一部，它雖以個人的實踐以及實踐之被動體此兩方之間的關聯，作它探討暨展述的主題，但是在這主題底下，作者乃本其對社會供需的經濟性、社會性、法理性與政治性之考量，一一探討人們的生活之與需求（need）、勞動（labour）、缺乏（scarcity），以及建立黨派（Party）……等的相互作用。
此外，誠如作者一向重視個人的實踐，以及後者之與人類歷史暨社會意義之建立所發生的內在的關聯性，他在本（第一）書中清楚表示：「整個歷史的辯證，即繫賴於個人的實踐——祇要個人的實踐，業已是辯證的。」（頁80）再而，作者也討論到「實踐」的功能：它是促使人類合一的媒介（頁104）；「實踐」本身的特性：它是物質實體的工具化（頁161），「（對人而言）它是一種辯證性的自由」（頁333）……等。
再者，由於「實踐」秉具如此多的性能，那麼，有關人的「存在」之意涵，便是由人的實踐之設計（practical project）所構成（頁231）。不過，不同於早期的一篇文章（按：「存在主義即是一種人文主義」, 1946年）所抱持的論點——有如：人就是人，人就是自由的，人就是人的未來，人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徑，以及人就是構成他這些行徑的總和、組織與一套關係……等，作者在本（第一）書當中，則特意標舉出：人在他自己的實踐設計中，則刻正應該進行的大事件，便必須與缺乏（scarcity）展開堅苦的鬥爭。原因是，缺乏即是人類生活極基本的一種關係；對於他與大自然的交往是如此，就是對於其他人，也更是這樣。因而，在《辯證理性批判》的階段，作者隨即一反早先的「純無神論存在主義者」的論調，頗耐人尋味地浸染了無神主義者共產黨徒的鬥爭的哲學與氣息：「人不僅必須和大自然鬥爭，而且也必須和造生他的社會環境、其他人，甚至和他自己的行為（一旦成為別人的行為時）展開鬥爭。」（頁124）
總之，在本部中，「缺乏」此一意識形態暨概念構思，顯然，已成為作者進行（人類）歷史之理解的重要步階。
（二）
第二部，從群體談到歷史，是作者構思及展述的主題。起先，作者論述了群體的形成原委；而對於群體的形成，所謂主體個人的知覺（觀看perception； perceive），在此則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頁374）。當然，前述的實踐（即：我的實踐），以及諸如：物質性、缺乏……等概念構思（頁363、364），亦不可缺。
再者，談到群體的類型，作者則討論了由併合而成的群體（the Fused Group）以及法定的群體（the Statutory Group）的不同屬性。此外，作者也論及諸群體的綜合發展，其與主體（我）的自由行動的關係（頁395-404）；甚而，有意凸顯主體（我）在與群體互動時所產生的超越性關係——如：個人的規則行動，即實踐的設計，可以對群體作出真實的修正，而依然能使自己和群體保有一種既超越、又內在的關係（頁422、423）。
至於在論述群體與結構的關係上，作者更是對結構主義的首倡者李維斯陀極力讚揚。因為，他對「若干稀奇古怪的內在性實體之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頁480）
此外，作者也承第一部論析的重要課題之一——即「實踐」，而對它重作省察，即考慮到了實踐與歷程此二概念結構的異同。他先是由辯證的角度，來詮釋「歷程」（process）（頁539以下）；接而，即指出實踐與歷程這兩者在性質上的異同（頁549）。兩者相同，是因為它們各方都具有辯證性（即由各自的運動與方向來界定）、超越性、激烈性、疲乏性、可能性，以及能量的持續轉變性……等。兩者相異，是因為實踐，乃是由它的目的（end）直接的來顯示；而歷程，則是由個人直接的行動所構成。
最後，談到「歷史的地位」時，作者縱論經濟主義，唯物論、種族主義、殖民主義、馬爾薩斯主義（人口論），以及階級鬥爭論等內涵。特別是後者，他則不忘從 19 世紀末期在法國本土所發生的階級仇恨事件，輾轉談到階段鬥爭「意識」本身的特質（頁794以下）。當然，作者之另闢此一課題的旨趣，誠如其所自述，當在於「試想界定出歷史的形成條件」（頁803），這就如同先前已指明的，作者一向篤實地認定：歷史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歷史是辯證的歷史。而且，也因為人世間有階級鬥爭的事實存在，歷史才呈顯出辯證性，即成為一種辯證的歷史（頁805）。
（三）
第三部，係承第二部未完全解決的課題——歷史是可理解的？——而繼續闡析它的微言精義。又，儘管先前已提到，有部分學者對作者先、後期的哲學論點採取不同的評價，本單元乃擬（力排眾議）逕以第二部末尾論述的課題，即「階級鬥爭」，作為此兩部卷的一項媒介。
基於上述這項觀點，想必看待本（第三）部何以首先處理矛盾的關係；接而，即以（前）蘇聯社會為例，涉理了所謂社會矛盾的事宜（頁95），當不致會懷生唐突之感。
說來，作者既然認為，「缺乏」是歷史生發辯證發展的主要動因（頁x），而且還一直強調：實踐中的個人，應該（必須）對大自然、社會環境、他人，乃至他自己的行動展開堅苦的鬥爭。由而，所謂「矛盾」的人間關係，自是永遠無法被避免；那麼，個人存在的「統一」、「本質」，又當作何解？畢竟，統一即是謊言；（人的）本質，就是勞動與疏離（頁355、366）——作者如是說。
因此，想必作者寧願談論的是：「整體性的統一」（the totalizing unity）（頁255、246、247），以及由性與色欲所引生的一些聯想（頁256）。其實，以這類聯想為事例，它們當然不是本（第三）部的獨到之見。因為，早在1943年代出版的《存有與空無》一書中，更是所在多有。
總之，「歷史是可理解的嗎？」作者唯一的答案是：由於它辯證的發展，因而是可理解的；不祇如此，它也是有意義的，因為它缺少不了個人的實踐及其存在的設計。
四、簡評暨結語
存在哲學思想的崛起，以近程角度而言，當代丹麥的有神論者祁克果之成為它的首倡者兼最具原創性的心靈人物，在當前的學術界殆無疑問。不過，若以遠程的角度而論，古希臘大哲蘇格拉底（Socrates, 470-399 B. C.）以及猶太暨基督（宗）教的教主兼救主耶穌的思想，卻當是此存在思想最古早的啟蒙導師兼靈思的泉源。可是，時空的改變，當西洋的存在哲學思想（運動）發展至法國沙特的崛起文壇，卻產生了三百六十度的轉變：它從原先有神論的存在思考，被刻意轉向暨改造成無神論的存在主義；想必這應是原初祁克果所不願樂見的。
的確，沙特思想曾經鼓噪一時，以及他那觸及人性、人文、社會、經濟、政治與歷史……等諸層面的哲學反思，委實已自成一家之言。不僅在文學陣地上是如此，就是在哲學歷史殿堂中，也已有他當得的一席之地。畢竟，就是因為他勤於寫作和發表，不時參與時代政治的「角力」，因此而為他贏得了偌大的光彩。
然而，由於政治主義暨其活動的俗世，沙特蓄意將存在主義思想，扭向鬥爭意識極其濃烈的政治性的馬克思主義；為此，便為他自己帶來了多重的困擾。特別是，《辯證理性批判》（第一、二卷）的出版，更為他平添了不少的麻煩。那就是：有人質疑它是否是一部（純）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品？抑是雖非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卻是同情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之人的政治祭品？……諸如這類的困思，顯然都已受到沙特本人及其追隨者的注意。
再者，由於沙特早年生活背景的特殊（有如：後天家庭生活的失調，以及身材矮小的遺傳性……等問題），這對他後來的寫作風格，譬如：對缺乏、需要與性（欲）……諸方面的專注暨刻意發揮，顯然已構成一定的影響力。無怪乎，《辯證理性批判》一再的重視個人的實踐設計，或論及個人之受到缺乏與需求的催逼，甚而還把階級（永遠）的鬥爭意識，植入他對人類歷史的思考暨擘劃，箇中並非是沒有緣故。確實，《辯證理性批判》一書的冗長與艱澀性，是它的唯一標幟。但反過來說，該書無非也反顯出原作者沙特其人，他那沉重的城府，以及令人難以捉摸的性格。
辯證！辯證！批判！批判！批判！不僅是該書的動態性課題，而且更是沙特為人性格的寫照。其實，若從丹麥哲人祁克果的存在觀點而論，辯證與批判的背後，仍須襯有屬靈（性）的敬虔，以及有真實的反省、思考、激情與生活的滲入；如此，才能彰顯存在的堅實意義。不然，總教人感受到的，無非僅是俗世的、衝突的、矛盾的和永遠鬥爭的情景。而《辯證理性批判》一、二卷先後的問世，勢必是永難脫卻如上所述的陣陣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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