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企業家之崛起(DB0035)

類別： 商戰叢書
叢書系列：商戰叢書
作者：徐宗懋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5年05月15日
定價：200 元
售價：1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172頁
ISBN：9571316873

【書摘 1｜書摘 2】

▼  書摘 1

1993年底到1994年中，筆者在北京、上海、珠江三角洲進行全面密集的採訪，主要目的是了解新興民營企業發展的情形。 90 年代中期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已對全球經濟逐漸形成衝擊，而民營企業的興起更反映中國社會體質的根本改變。

讓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許多雄心勃勃的青年企業家毫不猶疑地說，他們在本國市場成功以後的下一個階段，就是要與日本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一爭長短，言談之間流露一種民族使命感。企業的發展不僅是企業家個人賺錢的事而已，也關係到國家總體力量以及民族的自豪感。

這些中國新興企業家的願望需要多久時間才能實現？這個問題涉及的層面太多，一時並不容易回答。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94年初，筆者剛好也訪問過日本著名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先生，談到近年海外華人對中國的投資。石原先生說，他一點都不擔心華僑對中國的投資，因為華僑對投資科技沒有興趣，只對房地產、股票有興趣。讓我感到興趣的是，石原先生用的是「擔心」（心配）兩個字。為什麼如果華僑投資了中國的科技，就需要擔心呢？

94年 7 、8 月間，中國和日本先後發射兩枚自製火箭，將通信衛星送上太空，兩個國家是亞洲中唯一具有此科技能力的。中國已發展數年了，而且做了數次的技術修正，日本是第一次。結果是日本的設計和操作出了問題，平白損失四億多美金，還出現面子問題。值得一提的，西方國家長年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禁止對中國輸出技術，中國的航天技術完全是自己發展出來的。這反映其具有雄厚的基礎科學能力，跟一般中國國產民生用品的低劣品質剛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換句話說，在中國，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和低劣的工業生產技能是同時存在的。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有一天中國的工業生產技能大幅提升改善，同時又結合既存的基礎科學研究，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未來，中國和日本企業進行市場競爭，以致於未來中、日兩國進行總體經濟力量的較量時，這會是關鍵的問題。。

雁子變巨鷹

80 年代末期，日本的經濟力量一度達到顛峰，一部分日本學者曾提出「亞洲雁行論」。大意是日本在亞洲經濟中的角色地位彷彿一群飛雁中的帶頭者。由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技術和資金輸出，帶動亞洲經濟的繁榮。在日本這隻帶頭雁背後，緊跟著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工業體；其後再跟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最後再跟著中國大陸、印尼等。這種排列是根據各國的工業化程度以及國民平均所得而來的。在這種簡單的邏輯之下，中國大陸被排在最後。

90 年代以後，一些簡單的事實反映「亞洲雁行論」過於一廂情願。日本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持續成長，投資穩定增加，顯示日本經濟盛衰對亞洲國家的影響沒有預期中大；相反地，日本企業為挽救衰退還寄望於龐大的中國市場，這種情形對「雁行論」無疑是一大諷刺。過去在亞洲群雁後頭的中國究竟只是一隻普通的雁子，還是本質上是一頭巨鷹？

「雁行論」主張者所犯的基本錯誤就是用表面的數字去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力量，而忽略了一個國家無形的資源，如國土、人口、能源、基礎科學、文化特性、國民意志在國與國長期競爭中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二次大戰以前，日本國粹主義人士就是做了錯誤的估計，誇大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盲目地投入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當前日本經濟也有類似的難題，雖然它龐大到號稱世界第二，但卻遠遠超出日本國土、人口、能源等無形資源，其維持的先決條件是世界市場自由化以及和平穩定的環境。在當前全球貿易走向區域壁壘，不同的種族和文化潛醞著衝突的時候，日本龐大的經濟體有時不但不是一股力量，反而可說是處處受人掣肘的包袱了。

中國自80 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開始發展現代經濟，許多亞洲學者用日本、韓國、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來看待中國，直覺判定中國將循輕工業、重工業、高科技工業一步步發展。然而中國卻具備兩項根本的區別：一是中國擁有超級龐大的市場規模；二是中國具有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究能力。這意味著任何在本國市場取得優勢的中國產業，其產值和營業額就有可能相當於一般中、大型的國際企業。此外，一旦中國工業生產技能與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充分結合，將出現巨大的生產力上江刻使中國躋身一流科技大國之列。

這是中國與韓國、臺灣、東南亞國家根本不同之處。這些國家工業化程度日益提高，但因受限於市場規模，無法大規模投資於基礎科學的研發，因此原創性的技術很難趕上日本。即使是日本本身的基礎科學研究也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日本許多暢銷商品的原始技術都是向美國購買的，再透過良好的生產技術和工藝以及包裝廣告，而取得世界市場的成功。由於掌握原創能力以及靈活的生產策略，美國電腦業和汽車 90 年代以後重新取得領先日本的優勢，同時也反映日本過去模仿抄襲的弱點。

中國基礎科學研發能力如果結合了現代生產技術和商業策略，對中國經濟推動將不難想像。問題是，這個過程有多久？將採取什麼樣的發展策略？需要克服哪些基本的課題？這對臺灣企業有何意義呢？

在採訪中國新興民營企業家的過程中，這類問題一直激發著筆者的思考，並試著找出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最後決定把它作為寫作的主要精神。1994年，中國改革工作碰到一個基本的問題，即應該如何界定企業的產權，明確地說就是如何把計畫經濟下的公有制轉換成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制，從而根本地解放中國人的智慧和生產力。這項轉制將改變中國現有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本質，而改變工作的真正推動者就是日益蓬勃壯大的新興民營企業，當它們的產值超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的時候，那將是另一個中國。

1949年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以後，逐步貫徹了計畫經濟，即所有的生產和銷售活動都由政府直接掌握，私有制被消滅。全國大大小小的企業都是政府行政組織的一環，生產活動的推動之手是政治權力，而不是市場法則。這套方法在全世界所有的共產國家中都被證明徹底地失敗，其後果是生產技術、管理方法落後，大量資源無謂地浪費，而入民則在喪失個人自由之後依然陷於貧窮的痛苦。

另外一方面，政府為了發展和宣揚國力，不計代價成本地投資在基礎科學研究和尖端科技上。一位中國科技企業家訪問日本，參觀了日本電腦研製博物館後，發現即使在60年代，中國的電腦技術還領先日本一代，六四年中國原子彈爆炸的數據處理是一個晶體管的電腦做的，65年日本才做出一個電子管的。然而後期的發展卻遠遠落後於日本之後，主要是中國碰到破壞力強大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僵化的體制造止了中國的進步。儘管如此，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並沒有停止過，尤其在物理和數學方面。最後演變成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某些高科技產品，中國政府不計成本地投入，可以解決技術問題，做出一、兩個樣品，但卻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品質劃一的商業生產。原因是把一個原發技術的樣品變成一萬個品質一致的產品並投入商業市場中，需要良好的生產流水線設計、生產設備、嚴格的管理方法、成熟的工藝、精確的成本核算，以及廣告宣傳策略。這一部分的發展來自於市場力量的引導，過去中國在這一部分的落後正是優化的計畫經濟所帶來的，引進市場機制的目的正是補充這方面的空白，迅速提高中國大陸的工業生產、管理和銷售的技能。布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根本差別在於，市場經濟是以私有企業的經濟活動為主體，因此改革的具體內容就是企業的產權必須逐步改為私有制。

官辦民營與股份制

80 年代初開放政策後，最早出現的私人買賣是以小型的個體戶為主，方式是將南方生產地的產品運送到北方大城市銷售，利用中國過去閉塞的市場流通渠道，發揮迅速靈活的優勢，取得高額利潤。然而在市場流通管道暢通後，這種簡單的生意迅速沒落。80 年代中期後一些知識份子開始離開原單位，從事生產和銷售事業，開始呈現現代企業的雛型。這種新興企業的產權形式仍然曖昧不明，表面上常常掛靠在原單位上，企業主持人名義上仍由原單位任免，實際上企業內部的人事和財務都與原單位無關，企業領導人可以自己決定。這些企業常被稱為「官辦民營」或是「集體」，實際上賺來的錢往往不知道算是誰的。這類民營企業一旦發展起來，內部分裂的危機隨之而現，原因是企業領導階層中對於誰的貢獻大，誰應該分得多，容易有不同的看法，一旦爭執不下，企業就分裂了。即使企業最高領導人對於辛苦多年創立一個事業，卻只能拿一份薪資也抱著潛在的不滿。因此，改變的壓力逐漸成形。 90 年代起，企業的產權改造是以股份制為主，也就是企業的股份售予員工或者在中國內外公開上市，既可募集資金，也可擴大投資生產。管理階層可以優先獲得較高比例的股權以增加分配的合理性。改造以後的企業跟原單位的從屬關係也變了，原單位只是企業內的大股東，不能直接干預企業內部的經營政策，職權落在董事會所任命的總經理身上。在有些地區，原單位甚至只是小股東，只管分紅，跟企業的經營更無瓜葛。 90 年代起，股份制改造盛行於中國，在營運較好的國營企業或官辦民營企業中青施得比較理想。至於後來興起的民營企業，則一開始就實行產權股份化或私人獨資經營，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形已沒有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