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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健雄博士 序
滇緬邊疆史料的傳奇
文／香港科技大學助理教授、民族學家 馬健雄博士 石炳銘先生讓我為他的自傳《雲起雲落》寫一篇序言時，我吃驚不小。作為後輩後學，何德何能？他說：「你從拉祜族研究和滇緬邊疆歷史的角度來介紹也好。」只能從命。
之前，我早就聽人講過有關瀾滄石家和石炳銘世伯的故事。後來我也涉獵有關拉祜族歷史的研究，並長期到瀾滄縣拉祜族村寨進行田野調查，對石家的歷史有了更多的瞭解。這既是自己的興趣使然，想來也與石炳銘世伯的緣分有些關係。石炳銘先生常回昆明小住，我有了更多向他請教有關瀾滄掌故和拉祜族問題的機會。
石炳銘先生和他的家族所經歷、所代表的，是中國西南與東南亞邊疆社會變遷的歷史縮影。他所經歷的，就是邊疆政治本身。 雲南瀾滄石家，在品級上不算大土司。追溯歷史，在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三年），清軍渡過瀾滄江控制黑山（自一九五三年，黑族的官方名稱改為拉祜族）之前，瀾滄江以西的今雙江、瀾滄、西盟、孟連一帶，屬「邊外土司」領地，行政上屬順寧府。北部黑山地區，又稱上改心（今雙江縣）為猛猛土巡檢管轄，南部黑山地區（下改心）為孟連宣撫司領地，其中又分別有上猛允、猛濱、猛梭等更小的地方土司。這些土司都屬傣族，他們在山區設立「圈」的系統，並與西盟佤山部落建立聯盟，保持著友好平穩的聯繫。
一七二九年（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在哀牢山腹地設立普洱府，在原先的土司領地改設流官政府，將「邊外」之地納入到行政體系中，但這一時期的「改土歸流」主要針對的是瀾滄江以東的威遠（景谷）、鎮沅、思茅一帶。隨著內地人口增加和銀礦、茶業的拓展，越來越多的漢人移民，從雲南內地和湖廣、江西等省紛紛遷徙到雲南腹地。
一系列伴隨著外來移民的增加而訴諸政治改革的地方變亂，引發了當地土著的激烈反應。特別是山區的黑、窩尼等土著，奮起抵抗清政府隨之而來的苛政和重稅，他們的反抗以失敗告終，並被不斷驅趕到瀾滄江以西的山區，即後來所稱的「黑山」地區、民國以來的瀾滄縣一帶。許多漢商、流離邊疆的僧人、礦工等等移民，也就隨著流離的人群，在瀾滄江以西當時被清政府視為區隔緬甸王朝的邊外「藩籬」地帶定居下來。這其中就有原居景東、遷往景谷後又由瀾滄江猛班渡口進入黑山大山鄉的石氏始祖。
流離逃亡的黑，以南柵佛房為中心，在瀾滄江西岸建立了以佛教為號召的「五佛五經」軍事政治體系。流亡的和尚們將村寨組織起來，由村寨佛房管理村民，既抵制原先管理當地的孟連土司和猛猛土司，不時又對瀾滄江東岸的清朝官府稱臣，接受土職，彼此相安無事。
直至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一年），英國殖民者佔據緬甸的曼德勒，開始與中方交涉劃分中緬邊界。這樣，清政府必須考慮在原先流官控制的內地與緬甸王朝之間較為模糊、地域寬廣的土司轄地劃定國界，比如要在孟艮（景棟）土司、孟連土司、佤山葫蘆王地、黑山地區，與普洱府、順寧府之間的中緬邊區劃出國境線，這是對傳統王朝體制下邊界模糊政策的巨大挑戰。
雲貴總督岑毓英便籌畫派兵渡過瀾滄江，設立由清政府能夠實際控制的鎮邊直隸廳，以便能與英國人在劃界時討價還價。而建立鎮邊廳的關鍵，是先鎮壓抵抗漢人和清政府的黑山「五佛五經」系統。於是，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二年），岑毓英策動在黑山有勢力者，如石朝龍、石朝鳳和他們的侄兒石廷子等，在靠近黑山核心地帶，控制交通要道大山、蠻海、賢官一帶及其以南的圈糯等地，與官軍相策應。隨即，控制黑山南部的李芝隆被授予土都司，石朝龍、石朝鳳為土守備，李齊芳為土千總，石廷子、張天福為土把總，蕭修武、李大昌為土外委，李先春為土千總。這些地方豪強成為幫助清政府控制黑山的新設「九土司」。
儘管這些江外九土司官方都認為是拉祜族，但事實上他們的男性祖先都是明朝初期隨官軍遠征雲南的漢、回族官兵，因通婚的關係而與拉祜族血統混融了。
一八九二年，前往勘察銀礦礦址的清軍參將尉遲東曉，在募乃遇到拉祜族（即文獻中的「黑」）的伏擊，賢官土把總石廷子率兵營救，於是因功獲授「賢官寨兼募乃土把總」。新設的「九土司」，再加上原先孟連、猛猛土司轄下的猛允、猛角董、猛濱土司刀氏、罕氏，以及後來接受清政府招安的西盟土目、拉祜族「三佛主」，到民國年間他們合稱為「十八土司」。
在《（光緒）續雲南通志稿》的記錄中，石家世系最早在嘉慶間，雲南總督伯麟曾給土人石成義以土職。石成義傳子石朝經，與石朝龍、石朝鳳同輩。石朝經傳子石廷子，石廷子傳石玉清，即石炳銘先生之父。這樣看來，石氏家族在初期並非異常顯貴。不過，無論清末的鎮邊廳，還是民國後改稱的瀾滄縣，在這樣一個新邊疆，地方軍政大事莫不依賴在當地根基深厚的家族與百姓相溝通。石家在石廷子一系控制募乃之後，一方面與西盟佤山頭人保有良好的關係，又通過聯姻與各地大家族構築了政治上的聯盟；另一方面，他們適時與雲南軍政上層保持良好溝通。
民初以來，鴉片貿易的收益逐漸成為雲南戰爭經濟的重要財源，石家所控制的鴉片貿易管道，更促使石家成為國家在邊疆、國防和邊地政治上的代理人。為此，石玉清、柯樹勳、彭錕在民國初年，成為著名的「邊垂三老」。
所以，石家土司言其重要，不是因為它在王朝時代的顯赫品級，而是因為石家三代人在清末至民國年間逐漸承擔起來的「國家代理人」的角色，使他們能夠游走於滇緬邊疆的漢人、佤山、拉祜族和傣族之間，穿梭於族群政治關係中，承擔起棘手的、非明非暗的鴉片貿易中間人的身份。他們還能夠代表瀾滄地方勢力與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在民國後期的地方事務上，他們又能夠在複雜危險的政治漩渦中，周旋於瀾滄縣長、共產黨地下組織和游擊隊、村寨頭人之間。正是環境和時勢，造就了石廷子、石玉清、石炳麟在邊區的作為。可以說，在近代滇緬邊疆，找不到另外一個比瀾滄還要複雜的政治地理和族群關係的地方了。
石炳銘先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這部回憶錄最重要的貢獻，無疑就是將這一段歷史的細節記錄下來，補缺了西南邊疆政治歷史中，上層土司們所面臨的政治環境和他們的政治經濟活動與策略。
石炳銘先生的經歷也是一部傳奇。石炳銘先生經歷過一切傳奇所具有的情節，奇蹟般地出生入死，與「金三角」武裝首領們打過許多交道，和山地游擊隊周旋，他是緬泰雲南孤軍和雲南難民苦難歷史的經歷者和見證人。他深知撣族、佤族、克欽等少數民族武裝的來龍去脈，熟悉地方掌故、地理交通、人情風俗，甚至生物多樣性的概況。這些故事彷彿隱藏在滇、緬、泰叢林的迷霧中，若隱若現，看似神秘奇詭；然而，一切真的就發生在石炳銘先生的身上，又與冷戰時期的東南亞政治地理緊緊相關。
滇緬邊疆一直以「家」來指說那些勢力龐大的政治勢力，比如清中期活躍在各叢林廠礦的政治難民「桂家」。而瀾滄石家在離開了瀾滄之後，便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地方大家族」，特別是在六十年代後的緬、泰山區，「石家」更加聲名遠播，幾乎成為與歷史上的「桂家」齊名的政治力量，成為滇、緬、泰邊疆最重要的地方政治勢力之一。作為流亡緬甸、泰國的雲南難民的代表，他又成為雲南難民與臺灣政界溝通的橋樑。一九八二年，石炳銘先生積極參與「救總」在泰緬地區的工作，幫助孤軍難民度過難關，解甲歸田重建社區生活。 「救總」又成為石炳銘先生將一系列政治活動和聯絡溝通工作付諸實踐的新舞台。
自一九五○年代以來，滇緬邊疆的雲南一側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土司制度被廢除了，「土地改革」、「直接過渡」、「政治邊防」等政治運動接踵而至，但國共對峙也轉移到了緬北山區，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在山區少數民族中加緊活動，策應東南亞局勢和隨後越南戰爭的局勢變化。一九六一年，緬甸與中國簽署了邊界協議，中緬劃界最終塵埃落定。不久緬甸局勢變化，排華浪潮興起，緬甸共產黨也在緬北擴展其根據地。克欽族、撣族、佤族、拉祜族、克倫族等民族武裝紛紛捲入，東南亞腹地山區又成為冷戰變熱戰的直接戰場，成為亞洲地緣政治的核心地帶之一。雲南孤軍在這樣的環境中求生，殊為不易。
在複雜的族群關係中，一九七○年代後，毒品經濟逐漸佔居主導，「金三角」遂成為緬、泰、老（寮）邊界廣為人知的政治地理名詞。 八○年代後，隨著緬甸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昆沙武裝、佤邦軍、撣邦軍、克欽軍，各路武裝群雄逐鹿。直到昆沙投降，近年來毒品經濟式微，這個動盪不安的地區、這裏歷經苦難的人民，才稍稍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而石炳銘先生在其中，總是一位奔忙的穿梭者，將臺灣、雲南、緬甸、泰國的朋友們連接起來，套用一句時髦的話─「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雲南、緬甸、泰國、老撾（寮國）交界的山區，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從部落林立、土司專權的傳統社會，變成一個大國滲透、地方動亂的邊緣地域，再隨著冷戰的結束、毒品問題逐漸消退，步入現代國家體制當中。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新一輪的影響在當地亦隨之出現。在這樣一個政治經濟關係錯綜複雜、歷史關聯糾葛不清的地區，除了過去的殖民官員、旅行者和西方記者語焉不詳的報告之外，一直沒有踏實細緻的歷史資料能夠向社會大眾介紹其中的關係與背景，及其與中國國內政治和國際關係的來龍去脈。石炳銘先生的回憶錄，是一部解讀中國與內陸東南亞關係的重要史料。
閱讀石炳銘先生的回憶錄，彷彿又跟他一起，在滇緬邊區的崇山峻嶺之間起伏跌宕。他帶著我們，再度回到中國西南與東南亞腹地，在殖民主義、部落政治、共產主義運動、越南戰爭和毒品經濟影響之下，在那一塊最敏感的地理接觸面上，體驗流亡的苦難、劇烈政治衝突和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以及熱帶雨林中的死亡陰影之殘酷。他帶領我們去體驗上世紀中期，在中國之外的中國人所經歷的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變亂。
石炳銘先生博文強記，精神矍鑠。他亦非常嚴謹，即便是個人生活的回憶，也有根有據，毫無誇張隱晦。一位智慧豁達的長者，現在為我們貢獻出他的生活之記錄，成為雲南拉祜族、滇緬邊疆、東南亞政治歷史的重要史料，它不僅是人生的一部傳奇，而且是史料的傳奇，更新了滇緬邊疆的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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