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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葛拉斯 (節錄)
政治是無法迴避的--訪葛拉斯談新作《蟹行》的創作思維
蔡鴻君◎採訪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筆者在德國北部城市呂貝克參加鈞特.葛拉斯先生召集的中篇小說《蟹行》翻譯研討會期間,採訪了葛拉斯先生。採訪是在葛拉斯先生的辦公室和舉行《蟹行》翻譯研討會的會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瑪斯.曼的故居「布登勃洛克之家」進行的,訪談錄根據錄音和紀錄整理。
蔡鴻君:今年二月,您的新作《蟹行》出版並且在德國引起轟動。中國的《環球時報》(二○○二年三月七日)以「葛拉斯新作教育德國人」為題對您的這部作品做了介紹。您曾經說過,您一直是用文學作為工具,透過敘述故事,達到教育(aufklen)的目的,讓後來的人了解德國的過去。您認為,這也是您這一代人的任務。
葛拉斯:這本書的主題,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並不是我選擇的,而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就像一件隨身攜帶的行李。從我開始寫作,它就伴隨著我,迄今仍未了結。對我來說,就是盡力用文學作為工具,去進行教育。在歐洲,教育孩子的情況是不如人意的。我認為,由於教育而造成的損害,只能透過教育才能消除。非理性行為的再度出現(Rkfall des Irrationalimus)是我們可能經歷的最糟的情況。《蟹行》這本書的主題實際上早就出現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鐵皮鼓》(又名《錫鼓》)裏,書裏有兩個章節,一個章節〈螞蟻大道〉是寫蘇軍開進但澤地區,蘇軍官兵的強姦和暴行,另一個章節〈在貨車皮裏長個兒〉寫的是德國人在不久之後遭到驅逐,乘貨車逃難,難民在貨車上遭到搶劫,這兩個章節是我的書長期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不准出版的主要原因,特別是《鐵皮鼓》。我希望,我的新作在今天的俄羅斯能夠引起注意和討論,前來參加翻譯研討會的俄文譯者證實,這場討論已經開始了。
蔡鴻君:關於這本書的主題,許多評論認為是突破了禁區,提到鈞特·葛拉斯,大家都會想到,這是一個從不隱瞞自己政治觀點的左派作家。
葛拉斯:關於突破禁區的說法,要說只適合於分裂的德國。在過去的東德,這個主題是不得觸及的禁區,當時東西德甚至有不同的稱呼,在西德說「難民」或者「被逐出家園的人」,在東德則被婉轉地說成「遷居者」。在西德,這個主題被擠到一邊,主要表現的是其他的主題,比如說,德國犯下的罪行,後來這個主題則被遺忘了,從這一點來講,突破禁區的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許多報刊把「維廉·古斯特洛夫號」稱為「難民船」,把這場海難和戰爭犯罪畫上等號。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這是一場災難,而不是犯罪。當時仍在交戰,而且船上還有許多軍人,蘇軍潛艇指揮官下令擊沉該船完全是正確的。不少評論不惜筆墨地大講「難民船」,其實,認真讀過這本書的人,都會知道,作者的重點並非在此。不少評論寫得很匆忙,我注意到,一些不太被重視的地方性報紙上的評論文章更注重討論作品的文學性,而《南德意志報》和《法蘭克福評論報》則是繼續發洩對我的舊仇積怨。很多評論對我的作品並不怎麼關心,而是更關心我的政治觀點,甚至有人要求我把嘴巴閉上。
蔡鴻君:《蟹行》(Im Krebsgang)這個書名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嗎?
葛拉斯:我不想用www.blutzeuge.de(書裏出現的一個納粹網頁-蔡鴻君注)或者《「維廉·古斯特洛夫號」的沉沒》等作為書名,使用現在這個書名完全是從小說的敘述方式出發的,在時間的安排上,在敘述的安排上,有平行,也有交叉,書裏小說主線的敘述與螃蟹的行走方式很相似。「蟹行」在德語中是一個常用的詞,只是表明一種運動方式,我想,在所有的語言中都有「蟹行」這種說法,書名的意思就是「按照螃蟹的走路姿勢」,完全是中性的,沒有任何貶義,只是指敘述或者寫作的方式,一會兒向前,一會兒倒退,有時交叉,有時平行,穿插了三個真實人物的生平和一個虛構人物的故事。
蔡鴻君:您將這本書歸類為「中篇小說」,能解釋一下您為什麼堅持這麼做的原因嗎?
葛拉斯:這本書寫的是非比尋常的事件(au呈rgewnliches Ereignis),甚至是雙重意義上的非比尋常的事件。一層是這條船的故事,一直到它沉沒,非比尋常的事件是敘述者在船沉沒的短暫時間裏,在前來救援的「雄獅號」上出生,另一層是,在網路上撿起這一主題的那個極右派青年,竟然是他的兒子。接著,事情更加複雜化,最後重現了開始時的謀殺情節,使小說再次達到高潮。我認為,它具備中篇小說的等級,具備一個非比尋常的事件的等級。但是,為了製造幽默的效果,稍微也有一點破例,因為,虛構的小說敘述者始終聲稱自己在寫一篇報導,而且他總是把報導的風格加進來。這兩種形式,即中篇小說和報導,相互之間保持著一種競爭的關係。一邊是報導的語調,一邊是敘述的語調。對於我來說,虛構的小說敘述者和「我」這個作者之間在書中進行的爭吵,很有吸引力。「我」把這本書當作一部中篇小說,他卻堅持認為是在寫一篇報導。
蔡鴻君:《蟹行》的第一句話是:「為什麼一直等到現在?」我想問一下,您為什麼現在要寫這本書?
葛拉斯:我的每本書的第一句話往往決定了這本書的調子,我從來不改第一句話。《蟹行》這部小說表現的主題長期以來在德國一直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驅趕前德國東部地區居民和一千多萬人逃難的主題,在西德被擠到一邊,在東德根本就不准提及。這也是我本人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主題。您知道,我於一九二七年出生在但澤,我的父母在那裏經營一個專賣殖民地產品的小店,一九四五年一月,我擔任空軍助理人員在科特布斯負了傷,曾建議我的父母搭乘「維廉·古斯特洛夫號」逃往西部,他們當時沒有走,而是在夏天被蘇軍驅逐的。許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討論其他的災難、失職和罪過。在《蟹行》這本書裏,圖拉的兒子直到五十多歲才開始著手從他自己的角度寫這些母親已經督促了幾十年的往事。他在網路上找到了極右分子架設的有關「維廉·古斯特洛夫號」的網站,這才真正開始寫他的報導。大家只要到德國的東部或者西部打聽一下,就會發現,只有很少數的人聽說過「維廉·古斯特洛夫號」船和這次海難。維廉·古斯特洛夫是什麼人,是誰把他打死的,出於什麼動機,這一切幾乎沒有人知道。因此,我在書裏講述了「維廉·古斯特洛夫號」從下水到沉沒的歷史,也交代了計畫建造和命名的經過。歷史是不會停滯不前的。新的納粹分子和光頭仔不同,他們可能存在於高級文理中學甚至在大學裏。抵制新納粹主義,必須持之以恆,我也努力用我的方式,即小說家的方式加以抵制。
蔡鴻君:這本書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稱為是關於人類歷史上最大一次海難的故事。這似乎是一種很好的廣告。
葛拉斯:這跟出版社毫無關係,是評論文章裏這麼寫的。「維廉·古斯特洛夫號」海難雖然在書裏扮演重要的角色,主人公康拉德也在網路上為此與人爭吵,但是,這絕不是寫這本書的動機。
蔡鴻君:這麼說,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海難,並不是《蟹行》的中心主題。
葛拉斯:當然不是。我在書裏有意識地並沒有只寫「維廉·古斯特洛夫號」海難,而是還寫了這一事件之前的許多事和相關的人物生平,從維廉·古斯特洛夫的發跡一直到他一九三六年被殺,然後是醫學院學生、猶太人大衛·法蘭克福特的生平,他行刺的過程,在瑞士坐牢,戰後去了以色列,還有蘇聯紅軍潛艇艇長亞歷山大·馬林涅斯科的故事,從他在敖得薩的童年,寫到他指揮擊沉「維廉·古斯特洛夫號」,戰後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當然,這些生平傳記都是依據「維廉·古斯特洛夫號」海難,按照這艘船的命運,進行編排的。書裏還有一個虛構人物,是我從過去的書裏拿來的,圖拉·波克里弗克,她最早出現在我的中篇小說《貓與鼠》裏頭,後來又在長篇小說《狗年月》裏加以擴充,現在又被寫進了《蟹行》。這樣,我就擁有了進入這些歷史素材的文學管道。對我來說,最初這只是一堆沒有經過梳理的素材,許多年來一直在我的腦子裏,我總在想什麼時候要把它們寫出來,而且必須寫出來,但是,直到我想到讓圖拉這個人物出場,我才找到了處理這些素材的文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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