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通史(XO0065)──唐山過海的故事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古典文學
叢書系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作者：吳密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7年01月15日
定價：100 元
售價：79 元(約79折)
開本：菊32開／平裝／320頁
ISBN：9571312487

【連戰序｜導讀｜書摘 1｜書摘 2｜書摘 3】

▼  書摘 3

附錄：連雅堂先生與臺灣通史

連雅堂先生，名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光緒四年（一八七八），生於臺南；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卒於上海。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割臺時，先生十八歲，曾避難內地，但不久即又返臺任職於日人所辦臺澎日報社（不久即改名臺南新報）漢文部主筆，其間雖曾赴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聞，但為時亦甚短暫，仍回臺灣任報社主筆，並與文友趙雲石、謝籟軒等人創詩社「南社」，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移居臺中，入臺中之臺灣新聞社漢文部，以地利之便與臺中「櫟社」諸文友相唱和。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赴大陸遊歷，並一度入清史館任名譽協修，得見清末臺灣建省公牘，為後日撰寫通史之材料。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返臺後，即長居臺灣，至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始移居上海，終於客死異鄉。

連雅堂先生自稱幼時，其父曾贈以《臺灣府誌》共告誡他：「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以此為發端，他開始接觸鄉邦文物，但不滿於舊志之缺漏，於是「發誓述作，冀補舊志之缺」。自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開始撰寫《臺灣通史》至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的二十五年間，除了詩作之外，關於臺灣文史之重要著作，計有《臺灣通史》及《臺灣語典》，分別對臺灣之歷史、語言作系統性之整理；對臺灣之風土、民情、史蹟亦隨時摘記考釋，先後有《臺灣贅談》、《臺灣漫錄》、《臺灣古蹟誌》、《雅言》等系列；另外，尚編集《臺灣詩乘》為臺灣第一部文學史著作、發刊《臺灣詩薈》雜誌，編校出版臺灣歷史文獻。為最早從事系統性之臺灣史地、語言、文學研究的先賢，也是日據時期此方面最有貢獻的學者。

連雅堂最初而且也最有名的著作，是《臺灣通史》。在撰寫之初，連雅堂先生原預定依舊式方志體例，分為地理志、種族志、沿革志、政治志、軍備志、財賦志、教育志、文學志、禮俗志、交通志、產業志、外交志、民變志、番務志、人物志，但後來則以寫史方式，仿記傳體分為紀、志、傳。

通史記載，始於隋朝大業元年（六○五），終於清朝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上下一千二百九十年。

紀分為開闢紀、建國紀、經營紀、獨立紀（後改為過渡紀）。以編年繫事方式分別敘述漢人發現與開闢臺灣之經過、鄭氏三代海外建國史事、清代之經營開發、臺灣民主國之抗日事跡。

志則分為疆域志、職官志、戶役志、田賦志、度支志、典禮志、教育志、刑法志、軍備志、外交志、撫墾志、城池志、關征志、榷賣志、糧運志、郵傳志、鄉治志、宗教志、風俗志、藝文志、商務志、工藝志、農業志、虞衡志等二十四志，並有附表。其內容各為：

疆域志：以建省後所建置之府縣為對象，述其開發建置沿革及地理概況。

職官志：敘述職官之設置、變遷。附有「鄭氏中央職官表」、「鄭氏臺灣職官表」、「清代職官表」、「民主國職官表」。

戶役志：記臺灣戶口、丁役。附有「清代臺灣戶口表」、「清代徵收丁稅表」、「清代徵收番餉表」。

田賦志：記臺灣徵收田賦之制，並及於官莊、隆恩、抄封等官租及番租、屯租、隘租。附有「荷蘭王田租率表」、「鄭氏官田租率表」、「鄭氏文武官田租率表」、「鄭氏文武官田稅率表」、「鄭氏田園徵賦表」、「清代民田租率表」、「清代屯田租率表」、「清代番大租率表」、「阿里山番租率表」、「清代田園甲數表」、「清代田園徵賦表」。

度文志：記載歲出入及銀錢之制。附有乾隆二十年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淡水廳、澎湖廳及道光十五年噶瑪蘭廳之歲出入表、臺灣文武官養廉表、臺灣武官俸薪表、臺灣兵餉支給表、噶瑪蘭兵餉表、臺灣勇營月餉表、建省以後歲入總表。

典禮志：記載慶賀、接詔、耤田、祭社、釋菜、祭纛、大操、旌表、鄉飲、祀典等典禮之儀式。附有「各府廳縣壇廟表」。

教育志：記載儒學、書院之興置，並及於晚清之西學堂、番學堂。附有「臺灣儒學表」、「臺灣書院表」。

刑法志：記載施行於臺灣之刑法。

軍備志：記載臺灣兵戌之制。附有「鄭氏武官表」、「鄭氏各將軍表」、「鄭氏陸軍各鎮表」、「鄭氏水師各鎮表」、「鄭氏臺灣及各島守將表」、「清代臺灣水陸營制表」、「清代臺灣水陸汛防表」、「臺東勇營駐防表」、「南北屯弁分給埔地表」、「南北屯丁分給埔地表」、「鳳山縣轄隘寮沿革表」、「淡水廳轄隘寮沿革表」、「鄭氏澎湖砲臺表」、「清代臺灣砲臺表」。

外交志：記載鄭成功時期之日本聘問、呂宋經略及清中葉以後之英人之役、美船之役、牡丹社之役、法軍之役。

撫墾志：記載開墾撫「番」之大勢及沈葆楨、劉銘傳之山地經略。附有「鄭氏各鎮屯田表」、「臺灣撫墾局管轄表」、「臺灣撫墾局局制表」。

城池志：記載各府廳縣城之建置沿革與規模及衙署。

關征志：記載歷代之關征、雜餉、釐金等稅。附有「鄭氏徵收雜稅表」、「清代陸餉徵收表」、「清代水餉徵收表」、「臺灣海關徵收稅鈔表」、「臺灣海關徵收船鈔表」。

榷賣志：記載清代官方關於鹽、硫磺、煤、煤油、樟腦、沙金、阿片釐金之管制與經營。附有「臺灣阿片進口表」、「臺灣徵收阿片釐金表」。

郵傳志：記載臺灣之陸運、海運、郵電（附燈臺）之建設，特別強調劉銘傳在臺興辦之海運、郵電事業。附有「前山道里表」、「後山道里表」、「前山至後山道里表」、「中路道里表」。

糧運志：記載臺灣額徵米糧運供福建充當兵餉與各縣倉儲之制。附有「鹿耳門應運兵眷米穀表」、「鹿港應運兵眷米穀表」、「八里坌應運兵眷米穀表」、「臺灣官倉表」、「臺灣社倉表」、「臺灣番社倉表」。

鄉治志：記載保甲、團練、義倉、會館等民間防衛、互助事業。附有「臺灣善堂表」、「臺灣義塚表」。

宗教志：記載臺灣民間所信奉之神教、道教、佛教、景教、回教。附有「臺灣廟宇表」。

風俗志：記載歲時、宮室、衣服、飲食、冠婚、喪祭、演劇、歌謠等習俗。

藝文志：收錄有關臺灣之方志、藝文書目列為藝文表，共收錄方志十五種二○○卷；臺灣人士著書四十種二○三卷；宦遊人士著書八十種一六○卷。

商務志：記載與外國通商貿易事宜。附有「各國立約通商表」、「臺灣外國貿易表」、「臺灣糖出產表」、「臺灣產糖推算表」、「臺灣糖出口表」。工藝志：記載紡織、刺繡、雕刻、繪畫、鑄造、陶製、煆灰、燒灰、竹工、皮工等各種工藝。

農業志：記載臺灣米、糖、茶等主要農產之種植生產，並錄列稻菽、麥、黍、稷、枲、藍、藷、蔗、茶、蓏、蔬、果等作物瓜果之種類。附有「臺渲各屬坡圳表」。

虞衡志：列載、考釋臺灣之動植礦物、草木蟲魚。

列傳計有八卷：列傳一為明鄭時期之豪傑王公、文武大員，以顏思齊、鄭芝龍為首，依次為寧靖王、諸臣、諸老、陳永華、林圯、林鳳、劉國軒諸人。列傳二為清初（康熙年間）之人物，首為征臺之施琅，次為反清之吳球、劉卻、朱一貴，再次為平定朱一貴亂事及以後鎮守臺灣之諸將如歐陽凱、藍廷珍、楊文魁等人。列傳三則以雍正、乾隆年間墾拓、民變及平定民變之人物為主，如王世傑、施世榜、林成祖、吳鳳、林爽文、吳福生、黃教、福康安、楊廷理。列傳四為嘉、道、咸、同、光年間的人物，如海寇蔡牽，民變領袖許尚、張丙、郭光侯、墾拓者吳沙、鄭勒先、姜秀鑾，鎮守臺灣之名宦謝金鑾、姚瑩、徐宗幹等人。列傳五則為戴潮春及與戴案有關之丁日健、林文察、林占梅，及沈葆楨、劉銘傳、林平侯等人。列傳六七為類傳，收載臺灣的循吏、流寓、鄉賢、文苑、孝義、勇士、貨值、列女。列傳八則為交割之際的抗日份子，如丘逢甲、吳湯興、徐驤、吳彭年、林崑岡及唐景崧、劉永福。對於各人物之生平，「宦游士夫，僅傳在臺施設之事；若臺灣人物，則載其一生」。

連雅堂先生在《臺灣通史》曾明示其撰作該書之直接原因之一，是不滿意「舊志誤謬，文采不彰」，而且「出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其寫作之精神原本於中國舊式之修志傳統。但當本書完成問世時，不但在體裁上或撰作精神，均已遠遠超越傳統舊式方志之層次。

在體裁上，超越傳統方志各自獨立，不相聯屬，均衡並置的單純加減組合形式；改採以紀繫年，以志記事，以傳敘人的交叉重疊網路結合，成為以時間為中軸所展開的史書。當然，其中之「風俗志」、「農業志」、「虞衡志」仍然留有濃厚的方志色彩，但綜觀全書已不再是舊式「地理歷史百科全書」的方志，而是渾然一體的史著了。

除了體裁之外，在全書中連雅堂先生也有一貫的撰作精神。這種撰作精神源之於他對歷史的認識和信仰。他在「自序」中說：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辜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

由於這種對歷史的認識和信仰，使他的歷史寫作有極深刻的理念基礎，即做為歷史之存在的「我」，實是與在此之前的過去和在此之後的未來相連的，所以「追懷先德，眷顧前途」，必須「若涉深淵，彌自儆惕」。在「自序」的最後，連雅堂先生表達了一個史學家對臺灣歷史文化價值的崇敬和繼承此歷史文化傳統的子孫（包括他自己）的期許：

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烏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幟也。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基於這種體認與胸襟所撰作的《臺灣通史》，固非為錢糧刑名資治之用所編纂之方志可比，即使已成制度化之官修正史，恐亦不能望其項背吧！

《臺灣通史》的另一特色，是它是在「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的認識下，由當地人所寫的充滿鄉土愛的著作。因此，全書充滿對土地的眷愛和對先民積極、自主的開荒拓土精神的謳歌，對於官方消極、保守的封禁政策，則加以批評，因此其列傳中所出現之官方人士，多為對臺灣之發展提出長遠之規畫者。但由於強調漢人之拓殖開發，使《臺灣通史》成為一部以漢人為中心之臺灣拓殖開荒史，未能充分意識到做為侵入者之漢人的角色和土著的主體性。另外，由於連雅堂先生係當地人，而且對鄉土文物、典故、語言均極熟悉，因此不同於宦游者所編纂之方志經常強作解人地誤解地方文物，對於具有地方特色或特殊意義的文物、習慣均能做適當之解釋，這種例子在全書中不勝枚舉。（註 1）

《臺灣通史》的另一特色表現於其強烈之種族主義，這與成書的時代背景有關。連雅堂先生親歷臺灣之割讓改隸，身抱亡國之痛，其「自序」中之「國可滅，而史不可滅」一語，實為其內心沈痛的心聲，因此，其著作一方面在保存鄉邦文化，另方面也意在「發揚種性」，潛藏反日的意圖。因此，書中不但特別強調明鄭反清復明的側面，而且對於清代的民變，每附麗為明鄭反清復明之餘緒。（註 2）

此次改寫，以原書所提供之材料為素材，適度配合晚近之研究成果，將原書打散重組，雖有意避免原著中反滿、漢族中心之立場。但如此寫作設計是否能夠傳達原作神髓，而不致非牛非馬之譏，實衷心惶恐。


註釋：

1、最顯著的例子是高拱乾編纂之《台灣府志》將赤崁、諸羅等由土著發音轉來之地名，強依漢字解釋為：建築物呈紅色、諸山羅列。這些地名均經連雅堂先生訂正。

2、連雅堂先生於「朱一貴列傳」中，所撰作之起義檄文，即為典型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