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AK0069)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林達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24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571338265

【斷頭台的興衰｜帶一本書去巴黎｜在凡爾賽宮回看路易十四｜巴士底獄還在嗎？】

▼  斷頭台的興衰

斷頭台的興衰

我說過，杜勒里宮是一個教人心情複雜的地方。那是因為直到今天，國民公會在法國，還是一個教人難以處置的歷史主題。是它宣布了法蘭西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革命成功」，也是它迅速把法國推向恐怖統治。

吉倫特人一抓一殺，國民公會失去最後的制動，革命狂瀾既倒。這以後的階段，人們把它叫做「雅各賓專政時期」，也是法國歷史上惟一一個被史書定名的「恐怖時期」。也就是最為激進的「雅各賓俱樂部」，終於戰勝艱難險阻，勝利地裹挾著恐怖，占據了國民公會，對巴黎和法國開始專政。對反對派的一方來說，再也沒有合法的代言人和發言渠道。都給專政掉了，以理服人是不可能了。要是還有一個兩個實在想不通的，只能回家磨魚腹劍，以暴力對暴力了。這就是纖弱的女子夏洛特‧郭黛，竟然會去刺殺革命巨頭馬拉的原因。

矛盾激化的結果，就是統治者草木皆兵。作為鎮壓機器的公安委員會，在「雅各賓專政時期」，其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革命四五年下來了，說是因為是貴族血統就該殺的，那也差不多都殺完了。接下來就是人人有分的年頭。在吉倫特人被逮捕的三個月後，1793年9月17日公安委員會頒布了「美林德杜艾罪過」嫌疑犯治罪條例。只要是主張溫和，對「自由」沒有貢獻的，都在治罪之列。這個時候，你是站在斷頭台下歡呼，還是在斷頭台前一邊被劊子手捆綁，一邊聽著別人為你死亡的慶典歡呼，那全看運氣了。再也沒有什麼絕對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今天去巴黎旅行，假如你想尋訪這段歷史，想看一眼當年真實的斷頭台是什麼模樣的話，大概沒有這個可能。當然，當年大名鼎鼎的「黑寡婦」依然還在。可是，當它走出廣場、走出歷史之後，並沒有像人們理所當然認為的那樣，走進博物館的展覽大廳。它被悄悄匿藏在弗雷納監獄的儲藏室，再也不讓人們一睹其真面目了。從這樣一個處理重要歷史遺物的方式中，我們似乎可以隱隱地感受到，雖然兩百年過去了，法蘭西的心頭好像還有一些什麼鬱結，沒有能夠被時間的流水完全拂平、化開。

我們只是在加納瓦雷博物館，也就是巴黎城市博物館，看到過斷頭台的模型。那是兩個尺把高的「工藝斷頭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工藝品傑作。它們在工藝化的過程中，其殘酷性也就被沖淡了，和歷史實物的展示，有著本質區別。它展示的是大革命的另一種風情。在當時，人們自然就把斷頭台看成是這一時期的象徵。所以，不僅有這樣昂貴高級的工藝品斷頭台，還有玩具斷頭台和斷頭台形狀的耳環。這就是當時逛巴黎的遊客們採買的旅遊紀念品。這是另一種「巴黎式浪漫」。

和微型斷頭台在同一個展櫃裡的，是幾個複雜的連環鐘，非常纖巧精緻。這些同為工藝產品的座鐘，卻有著很實在的用途。共和紀元開始，似乎還是一個改朝換代的概念。既然是共和國了，當然就要新紀元。只是，這個新曆不僅給月份取了「風花雪月」的浪漫名稱，還和傳統的曆法不一一對應。最具創造性的，倒不是每個月變成了30天，而是每天以十個時辰計算。所以，假如沒有這些能工巧匠的發明，除了少數幾個天才，誰也搞不清今夕何夕，此時幾時。

可是，很少有人想到，人稱「黑寡婦」的斷頭台，它的起因，竟然是源自一個法國人道主義者的理想。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監獄狀態，同樣是判定一個地區的人性發展階段的標誌。在法國大革命的100年之後，中國仍然在使用「凌遲」這樣的死刑手段，有犯人被割三千刀還一息尚存的。在法國，從中世紀沿續下來的、類似火燒車裂這樣殘酷的死刑方式，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極為罕見，在巴黎早已絕跡，只是在非常偏遠的落後地區，偶有發生。即使是偶發事件，也會引起學者們的抗議。死刑方式隨著社會進步，它的殘酷性在明顯減弱。

在法國大革命發生時，法國的死刑基本是兩種方式。對於貴族，是用劍或斧砍掉腦袋；對於平民，通常是絞刑。在這裡，東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不同的。東方君主對貴族賜死，往往會賜白綾三丈之類，絞殺不是一種羞辱。「身首異處」倒是一種「惡死」了。而在法國的文化傳統中，懸弔於絞架，不僅是一種更痛苦的處死方式，還是一種侮辱，所以不用於貴族。而斬首反而有點悲壯意味，似乎更適合貴族罪犯的身分。因此，在法國當時的兩種死刑方式，還是等級觀念的結果。當時的這兩種死刑方式，也都是有痛苦的。不僅絞刑如此，斬首也往往因為不能一劍或一斧斃命，而給囚犯帶來痛苦。

斷頭台在法國的實行，是幾條不同的線索漸漸交會的結果。

一條線索，就是前面提到的人道主義的理想。這是法國幾十年啟蒙運動發展下來的成果，也是學者、貴族和國王們理性思考的成果。人道死刑只是這種成果的一個方面。在大革命初期，一位蓋勒廷博士（Dr. Joseph-Ignace Guillotin），提出了他的基於人道理由的死刑假設。和其他學者不同的是，他是一個具有操作意識的人。他把自己有關無痛死刑的假設，落實到一種實際的設計思想。他提出了非常詳盡可行的設計思路，那就是斷頭台的最初藍圖。

蓋勒廷博士四處遊說自己的主張。還在大革命剛剛開始的1789年，他就在制憲會議上，呼籲採用他的有關無痛人道處死的方案。可是，沒有人顧得上他的「死囚關懷」，甚至還引來一些人的嘲笑。蓋勒廷博士只好暫時收起自己的主張，捲起示意圖悻悻地回家。

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其實，在整個過程中，民眾最關注的還是「平等」，而且是絕對意義上的平等。這種關注滲透到各個領域。這是正在發展著的另一條線索。1791年，議會討論了在死刑領域的平等。大家一致認為，「死刑面前人人平等」，應該以法律形式確立只有斬首這一種執刑方式。可是怎麼斬？於是議員們又想起了兩年前跑來遊說斷頭台的蓋勒廷博士。他被議員們再次提起，結果引起激烈辯論。

反對的一方包括羅伯斯比，反對的理由也很簡單。其實，「平等」是一回事，「博愛」又是另一回事。反對者認為，確立了一種對所有人都一樣的死刑方式，「平等」實現了，就可以了。沒必要為死囚的痛苦考慮得那麼周到。所以，1791年立法確立了「斬首」為法國的惟一死刑方式，可是斷頭台卻並沒有被採用。

這個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在學者的「博愛」和議會的「平等」之外，還有第三條線索在那裡走。那就是法國大革命在以驚人的速度，吞噬它的犧牲者。「自由」在迅速喪失。人們動輒得咎，死刑在急遽增加。終於引發劊子手的抱怨，說是怎麼賣力也砍不過來，連磨斧頭的時間都沒有。大革命時期巴黎的首席劊子手桑松（Charles Henri Sanson），就是原來路易十六時期的皇家首席劊子手，殺人如麻，是他在革命以後遇到的新問題。

最後，是桑松遇到的「技術障礙」，促使議會決定撥款建造蓋勒廷博士提出的斷頭台。因為，蓋勒廷博士的設計不僅對死囚無痛處死，而且這是一架自動的斬首機械，殺人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在這一點上，完全符合「革命需要」。

斷頭台就這樣，在1792年4月投入正式使用。

可是，蓋勒廷博士一點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基於人道理由設計構思的死刑機器，卻在歷史上投下了一個恐怖而令人厭惡的剪影。它變得惡名昭彰。法國人以發明者的名字命名斷頭台，使得蓋勒廷的名字也連同一起被牽連，這是博士更沒有料想到的結果了。

可是，這個顯然是人道的設計，又如何完成了這個非人道的轉變呢？類似斷頭台的形式，雖然早在中世紀就在蘇格蘭、英格蘭、德國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用過，在此後，也一直沿用了80年左右的時間。為什麼人們又僅僅把它和法國大革命相聯繫？

也許，是因為它斬下了法蘭西國王和王后的頭顱？的確，那是一個至今無法磨滅的歷史刻痕。並不僅僅因為他們的地位特殊，還因為回首當年，已經沒有人認為，這樣的處死是公正的司法判定的結果。於是，在割掉國王的頭顱之後，法國人留下的藝術品反而是悲憫的。油畫作品中，都是這樣的形象：路易十六在臨刑前夜，持重地向哀傷的家人告別；囚室中的瑪麗‧安托瓦奈特王后，在禱告中獲取面對厄運的力量。法國人反而一代代地傳誦這樣的故事：在王后走上斷頭台的時候，她不小心踩了劊子手的腳，立即習慣性地輕輕向他道歉；路易十六在斷頭台下，面對歡呼的人群，他說，「人們，對於被指控的罪行，我是無罪的。」在斷頭台上，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但願我的血，能夠成為法國人民福祉的凝結劑。」

這些故事有著相當的根據。今天，在路易十六夫婦的紀念小教堂裡，我們可以看到刻著瑪麗‧安托瓦奈特給兒子留下的遺書。其中有一條，就是叮囑他，記住父親的遺言，千萬不要尋求復仇。只是她沒有想到，她惟一的兒子，不久將在十歲的年紀死在大革命的牢裡。

也許，是因為大革命期間斷頭台上的冤魂太多，人口兩千五百萬的法國，在1793年到1794年一年之中，就有一萬七千人上了斷頭台。最快的一個紀錄是：在38分鐘裡，斷頭台砍下了21個頭顱。也許，是大革命期間的斷頭台旁，永遠擠滿了嗜血的民眾，對殘酷的展示和鼓勵成為公眾節日和公共教育，使後人不堪回首。在斷頭台剛剛開始使用的時候，巴黎民眾嫌行刑的過程太快，使得他們無法充分欣賞死囚的痛苦。他們在下面齊聲高唱著，「把我的絞架還回來！把我的絞架還回來！」這呼聲不是響在中世紀和舊制度的時代，而是有了《人權宣言》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的法蘭西共和國。這才是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大革命過去之後，巴黎斷頭台的受難者和他們的家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團聚在一起。他們的後代，尋到當年受難者被隨意丟棄的公葬溝，在那裡修建了公墓，這就是巴黎的皮克畢公墓（Jardin de Picpus）。此後，有了這樣的規定，只有大革命斷頭台的受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和後代，才能葬於此地。

拉法耶特夫婦也安息在這裡。他們獲取這個資格，是因為，在大革命期間，拉法耶特夫人有五名親屬，被斷頭台奪去生命。他們是作為受難者親屬，來這裡和親人團聚的。他們的墓地上，終年飄揚著美國國旗。在每年的7月4日--美國國慶，美國大使都要來到這裡，主持一個升旗儀式，向拉法耶特致敬。在自己的國家，拉法耶特推動和參與了革命，也被革命宣布為「叛國者」。這個收留「斷頭家族」的墓地，是他們夫婦最終認同的歸屬。然而在美國，他卻是人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

直到今天，還有兩百年前受難者的後代，在去世後歸葬到這裡。以這樣的方式，紀念和安慰他們死於非命的先祖亡靈。

「自由廣場」上的斷頭台，早已經不再是僅僅屬於法國的一個歷史遺物。它隨著雨果的《九三年》，隨著狄更斯的《雙城記》，走向了整個世界。以致在近80年以後的中國，都會在一些年輕人的心中，砍出一條信仰的裂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