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AK0069)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林達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24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571338265

【斷頭台的興衰｜帶一本書去巴黎｜在凡爾賽宮回看路易十四｜巴士底獄還在嗎？】

▼  帶一本書去巴黎

帶一本書去巴黎

去巴黎。我一直在等待這一天。可是，總有各種原因在那裡阻擋行程。把它排入計畫的契機終於在去年出現。從決定到今年年初上路，還有長達近半年的時間。原來以為，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一定可以好好做些準備。可是，永遠有必須忙碌應付的事情。居然其中還包括被迫處理一場車子全毀的交通事故。

臨行那天，還在忙些和法國絕對沒有關係的事情。對我們，這已經是規律了，得到時間的方法，是對占用了時間的事情扭過頭去，眼不見為淨。一走了之是其中最乾脆的一種。可是，原來打算做的那些「準備」，就基本「泡湯」了。在被飛機起飛的時間表逼到非走不可的時候，我才匆匆在地球儀上找出巴黎的緯度，以確定應該往包裡塞進什麼季節的衣服。接著，在書架上抽出一本雨果的《九三年》，給行囊封了頂。

這本《九三年》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的，售價才人民幣1.15元。粗粗的紙，所以就厚。開本小，封面是蛋清色的，隱隱透出素素淺淺的花紋，不仔細去看，幾乎看不出來。非常奇怪的事情是：這個譯本的第一版註明是在1957年的5月，但是第一次印刷，卻是在1978年的4月。中間整整隔了21年。這中間的故事，我們只能猜測了。

也許，排完版，風雲驟變，總編改了主意？也許，印出此書必要一環中的必要人物，命運乖舛，截斷了出書的程序？也許，僅僅是因為大家被新的「革命運動高潮」所激奮，扔下書革命去了？不知道。

總之，一本排完版的書，應該說，一本排完版的好書，隔了21年，才從印刷廠出來，怎麼說也肯定有點什麼故事在後頭。假如其中的知情者，給我們來一篇寫實的話，相信那就是一段重要的出版界歷史了。

在書上找不到印數。就是說，熬了21年才印出來的《九三年》不知道被印了多少本。然而，可以武斷地說，即使它第一次印刷的數量不大，它也一定立即被速速投入重印，印了無數本。因為，我還清楚地記得這本書是怎麼買回來的。

那是1978年，大學在基本停頓和半停頓將近十年之後，剛剛恢復正常運行。在此十來年間，書店也處於一種說不清也道不明白的狀態。說是沒書吧，架子上紅紅火火滿滿登登的，足夠熱鬧。細細一看，就有點洩氣。那裡是六分「毛著」，三分「馬恩列斯」，一分「大批判材料」。最後兩年添了幾本新小說，可是怎麼也不好意思把它們歸入「文學」，最後還是尊為「小說式的大批判材料」較為妥貼。

大學招考的驟然恢復，也使校園顯得景觀殊異。固然有今天看來「正常」的那一部分，就是那些簡直「額頭高得撞著了天花板」的應屆高中畢業生。當時，大家竟然並不覺得他們的生活路徑「正常」。因為十年來，曾經和他們一樣年紀的，都一屆接著一屆，頂著「知識青年」的榮光，別無選擇地繞開緊閉的大學校門，直奔農村和工廠了。

1978年春天的大學校園裡，熙熙攘攘更多的是那些「老」大學生。他們年齡各異，帶著別人無可揣摩的各色心情和故事。今天回想起來，他們中間即使最「老」的，也還是在「青年」的年齡段裡，可看著就是「老」，說不清道不明的模樣。難得有幾個想掙脫自己無端的「早衰」，想去抓住「青春尾巴」的，最終也多少顯得勉勉強強。

這大小兩批學生的混雜，也是心情的碰撞。使得「小」的在對比之下更清楚自己的優勢：今天看來，「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將來「歸根結柢」，還是「我們的」。「老」的往往就相對糊塗，把自己以奇奇怪怪的方式積累起來的分量，掂得太重--兩頭的實際心情和前景展望，我卻是在一個電話亭裡悟到的。

當時不僅學生的宿舍食堂簡陋破敗，通訊條件也處於近代水平。學生們要打個電話，必須長途跋涉地穿過校園，跑出校門，到馬路對面的公共電話亭。好在學生們的通訊意識也同步處於近代水平，決不會「輕言電話」，否則電話亭非爆滿不可。

那天，我在等著打電話。大家都習慣了，小小的屋子裡沒有隱私。一個戴著眼鏡滿臉愁苦的「老」大學生，正在和家裡通話。他緊緊抓著耳機子不放，先是焦慮乾枯的嗓音：「還發燒嗎？有幾度？看醫生了沒有？弔鹽水了沒有？」然後，一個小小的停頓，聲音在突然之間添進了水分，化得柔和：「你要乖啊，要聽媽媽的話。爸爸要考試，星期六才能回來。」絮語綿綿之後，他不捨地鬆開手。搖晃的耳機還沒有在電話機座上站穩，已經被操在一個久已不耐煩的「小」大學生手裡了，他嫻熟而乾脆俐落地撥了六個號碼，又中氣十足地只吐出六個字：「老辰光，老地方」，就卡地一聲掛了機。我愣在這個反差裡，差點忘了自己來這裡是要幹嘛。

當然，這是題外話了。

對書的飢渴主要是老學生們的心結。他們被渴得太久。不是十年沒有看書，而是十年沒有堂堂正正地買書看書。看過的書們，走的都是鬼鬼祟祟的地下通道，不知從哪裡來，又不知向哪裡去。你沒有選擇學科品種的權利，沒有選擇閱讀時間的權利，也沒有非要讀哪一本書的權利。你會聽到一本好書，聽到看過的幸運兒向你講述內容，背誦片斷，被弔得胃口十足，卻望斷秋水而不得。

所以，被書荒飢餓了十年的老學生們，早就風聞有一批世界名著譯本終於要開始發行。他們一個個都跑到學校小小的書店去打探，去和書店的工作人員套交情。在售書之前，消息早已通過各種渠道四處傳開。

小小的書店斷斷不可能應付蜂擁而來的「饑民」。書店的門根本不敢打開。於是，窗口成了臨時「施粥處」。窗外擠滿了人，排了長長的隊伍。人們相互打探著這次到底到了幾種書，每種有幾本。然後是痛苦掙扎：一邊擔心書太少「粥少饑民多」，輪不到自己；一邊又掐著口袋裡從食堂卡下的小錢，擔心假如供應充足，又如何應對。考慮是否可以再每頓節食一兩米飯，或是把一角的菜金卡成五分。套一句用俗了的話來說，就是如何把普通意義上的糧食，轉化為「精神食糧」。當時大多數學生能省的，也就是一點伙食費了。

當然，這些書一開賣就被風捲殘雲般迅速瓜分，一本不剩。那已經是20世紀的七○年代末了，賣書居然賣得就像大災之年開倉賑糧，也實在是現代社會難得的一景。我就在這樣的搶購風潮中，搶回了這本《九三年》。

必需品的嚴重缺乏會對人造成精神方面的損傷，其後果是一種輕度的精神不正常。例如，很多家庭的老人都會有收藏垃圾，甚至撿垃圾回家的怪癖。這是物資嚴重匱乏時代留給人們的後遺症。而我們這一代，又有一些人會有近乎瘋狂的買書習慣。我們在美國遇到過一個同齡畫家，畫得很好，英語卻非常吃力。可是，一到圖書館處理舊書，他會大量購進廉價的英語舊書，兩眼奕奕閃光。這是另一種貧乏時代的痕跡。而我自己也在遭遇《九三年》的時候，成為此類案例的又一個例證。

1982年，面前出現了第二次可以買到《九三年》的機會。還是那個版本，只是開本大了一些，價格已經漲到1.60元。當時的印數已經達到七萬冊。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像完全失去思索功能般地買了下來。直到捧到家裡，神志才漸漸清醒，意識到自己並不需要第二本一模一樣的《九三年》。這種不正常一直還在延續，其證據就是，我們把這兩本《九三年》，都運到了美國，運費超過書費豈止數倍。

之所以巴黎在這個時候對我成為一個契機，是因為好朋友盧兒恰好也在那裡短暫居住，而且還初通法語。在巴黎相遇，我們居然各自都掏出了自己的《九三年》。她的那本是近年的新版本。它有著鮮艷花稍的封面，由於紙張和排版不同，變得只有我那本的一半那麼厚。我差一點當場就斷然否定，這有著同一個名字的書本，無論如何不會是同一本書。最後雖然口頭接受，在心裡，我依然荒唐地拒絕接受一個事實：只要內容相同，它就是《九三年》。

這還不是有關《九三年》這本中譯本荒誕故事的全部。後一部分我都幾乎不好意思說出來：這本排版後委屈了21年才得以印出的書，買回來以後，我小心翼翼放入書架，又有22年沒有去讀它。我難道是真瘋了不成？可是，我相信當時和我一起搶購的人們，一定有一些人也和我一樣，「搶」回去之後，只是束之高閣。

附庸風雅是最簡單的結論。可是，針對這個個案，卻並不十分準確。我們只是在買它回來之前，就已經刻骨銘心地讀過。讀《九三年》是在沒有書的年代。前面已經說過，沒有書，是指在書店裡沒有我們要的書，在公開的場合下你看不到人們讀他們喜歡的書。我說的書還是指類似「馬恩列斯毛」這樣的正經書之外的書。

這對我始終是一個謎。我們當時到底是讀了哪一個版本的《九三年》？既然現在手頭的這本當時還沒有被印出，那麼，肯定不是這一個版本。可是，當我將這個「書的故事」給我的好朋友看的時候，她立即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斷定她在以前就讀過那個版本：「肯定是你那本書上有關第一次印刷的信息印錯了。」我只好相信這也是一種可能。那時拿到的書，多半在地下已經輾轉過無數雙激動得發抖的手，封面由於經手過多，超過預想的負荷，往往破損不堪，假如封面還沒有被毀，有時會被套上一個紅色的封面。這個虛假封面的指向總是和內容完全不符。當時的我們既不會深究更不會在乎拿到的是什麼版本。可是，在過手的無數本學科紛雜、千奇百怪的書中，有兩本書對「耳聾目盲」的我們，無疑是振聾發聵的。一本是狄更斯的《雙城記》，另一本就是《九三年》了。

讀的時候我們被告知自己正在革命之中，而這兩本談論革命的書，恰使我們從「革命」中醒來。說到醒來，今天我們中間頗有一些人感到自豪，覺得自己悟性比別人更高。我自己都有過這樣的錯覺。後來，我看了一個旅美的同齡人的文章，才知道自己和別人的區別，僅僅是得到了掌握更多「信息資源」的特權。比如說，我得到了一個晚上的閱讀《九三年》的機會。我的這個同齡人遠沒有那麼幸運，他回憶到自己當時為了獲得哪怕一篇字紙，都往往不得不交出自己惟一的擁有物--自尊，去交換那點可憐的信息。於是，在今天，這位有著如此讀書經歷的人，看到自己生活在美國的兒子，哪怕有第三隻眼睛，也只肯看電視而不肯看書的時候，竟伏下已經花白的頭，大哭了一場。

那個年代，說是不出書、沒有書，也是假的。今天，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同代人，對那個時代的「白皮書」、「灰皮書」之類的出版物的介紹。那就是些好書了。只是這些書被購書介紹信限定在一個窄小的階層和範圍裡。書是被壟斷的，信息是被壟斷的，知的權利是被壟斷的。

事實上，我得到閱讀《九三年》的時間一定長於一個晚上，雖然，那些地下書籍流經我這裡的時候，通常只有一個晚上，甚至幾個小時。我判斷自己擁有它的時間比較長，不僅是因為我曾經把故事背得滾瓜爛熟，多次把它口頭傳播出去，還因為我抄了一些精采片斷在我的本子上。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九三年》已經是我的了，深深地在心中刻下印記。當我真的後來擁有它的時候，似乎只是為了確信它的真實存在，確信真的每個人想買就可以買一本，想看就可以坐在太陽下面看，確信這樣一個時代已經來臨，一個噩夢已經結束。

正因為是在「革命」中讀的法國革命，所以，對法國和巴黎的第一印象，就是革命了。終於在幾十年之後，有了這樣一個機會，親赴「革命現場」，當然不會錯過一個了解法國革命的良機。揣上一本《九三年》，就成為一個必然。就這樣，在法國，走一段，讀一段。這個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已經犯了20年的錯誤，《九三年》不是我在30年前的年齡有可能真正讀懂的。在真的成年成熟之後，我們必須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地重讀。不僅《九三年》如此，許多過去的書都是如此。於是，從巴黎回來之後，我去找出《雙城記》，找出《悲慘世界》，找出《巴黎聖母院》。

這個時候，我們不再有第一次閱讀時的震驚，但是，我發誓，我們會有新的感受。

我想寫巴黎的旅行記事的，沒有想到，一本隨行的《九三年》就占了這麼大的篇幅，而且，還沒有講完。這只能算是巴黎故事的楔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