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本書去巴黎(AK0069)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散文雜論
叢書系列：新人間叢書
作者：林達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12月24日
定價：280 元
售價：221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88頁
ISBN：9571338265

【斷頭台的興衰｜帶一本書去巴黎｜在凡爾賽宮回看路易十四｜巴士底獄還在嗎？】

▼  巴士底獄還在嗎？

巴士底獄還在嗎？

三級會議開幕的第五天，巴士底獄就被攻破了。

我們到了巴黎後，住的地方距離巴士底廣場並不遠。巴士底廣場下面，是地鐵幾條線路交會的大站。出門換地鐵，常常會在那裡轉車。第一次來這個車站轉車，是在車站幾個層次的最上層。候車的地方整座牆面都是壁畫，色彩艷麗地畫著壯觀的革命場面。彷彿革命的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革命的自豪和光榮的落點也是在這裡。這個感覺完全沒有錯。對於全世界嚮往法國大革命的人來說，可能從來不知道什麼是三級會議，可能從來不知道什麼是「網球場誓言」，可是他們不會不知道什麼是巴士底獄。法國革命的象徵，就是攻陷巴士底獄。它被攻陷的那天，1789年7月14日，就是今天的法國國慶日。

我們知道巴士底獄在被攻陷的同時，就開始被拆，斷斷續續拆下來，這個龐然大物就被拆光了。我們是在朋友的指點下，才在地鐵站複雜的底層，尋到留下的兩塊基石，以及在黯淡燈光下的簡單介紹。這和上層車站五光十色的革命宣傳，形成鮮明對照。巴士底獄在地面的遺址，就建造了今天的巴士底廣場。這可是個大廣場。廣場的中間是一個紀念碑，那是一根52米高的柱子，上面托著一個非常精緻的金色雕像。在湛藍色的天空和浮動著的雲朵的襯映下，展開她金色飛揚的翅膀。可是，這個紀念碑既不是紀念法國大革命，也不是紀念巴士底獄中的犧牲者。它紀念的是巴士底獄被攻陷41年後，在1830年發生的另一場革命中的死難者。

這個建立在一個特殊地點，卻又和它本身毫無關係的紀念碑，彷彿特意在提醒人們：1789年7月14日發生在這裡的一場轟轟烈烈，不僅不是在法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而且並沒有一勞永逸地解決法國的問題，這個革命也遠不是最後一次。當第一個法蘭西共和國成立之後，法國人民還要經歷不停頓的動亂，從選擇共和國到選擇王朝復辟，再到另一次革命，這樣的多次循環。站在這個死難者紀念碑下，讀到1830年這個日子，遊人即使對法國歷史再缺乏知識，也會想到，至少在巴士底獄被攻陷後41年裡，法國似乎還沒有安定下來，還需要革命，而革命依然血腥。

巴士底獄在1789年7月14日的遭遇，確實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象徵。

那天引起攻打的原因，是因為民眾和政府軍發生武裝衝突之後，架在巴士底獄的高牆上的大砲造成一種威脅，必須解決。然而，所有的人，不論是那天奮勇衝擊這個堡壘的民眾，還是每年歡慶這個國家盛大節日的法國人，以及無數和法國沒有絲毫關係的遙遠的人們，即使他們明明知道這一情節，他們還是不會願意把這樣一個事件，解釋成一個戰術性的戰鬥細節。在大家眼裡，一個石頭的建築，一個巨大的城堡，就是舊制度的象徵。

路易十六的時代，整個貴族階層和宮廷本身，並不是歷史上最壞的時候，甚至可以說，這是壞制度的比較好的時候。這是社會的整體進步所決定的。歐洲在艱鉅地逐漸步出野蠻。例如，在中世紀還非常普遍的地牢，已經在法國大革命前一百多年就漸漸停止使用了。有許多殘酷的糾正，並不是革命，並不是法令，而是「人」自己由於人性的覺醒，開始厭惡殘忍。人們在書寫歷史時，總是習慣把目光的焦點對準改朝換代，對準戰爭與革命，對準理論誕生的年代，認為這些才是人類的腳印，才是進步的印記。然而，對無數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名字的普通人，他們所深切體驗的進步，其實是人道和人性發展的一個一個細節。比如，從哪一年開始，地牢不再使用，從哪一年開始，囚徒可以不再飢餓致死，從哪一年開始，酷刑被廢止，從哪一年開始，人們可以獲得公平的審判，獲得不再恐懼的自由，等等。監獄往往成為一個制度的測試點。

巴士底獄本身的歷史演進，也非常典型。

巴士底獄今天已經片瓦不存。我們今天只能在巴黎市歷史博物館，看到它的模型、照片和遺物。它曾經是非常壯觀的一座中世紀城堡，建於1370年。它有著30英尺厚、100英尺高的圍牆，有80英尺寬的壕溝環繞。它曾經是舊制度壓迫的工具。尤其在路易十四的專制時期，根本沒有最起碼的法治可言，人們沒有基本的權利保障。入獄和長期監禁都不需要提出任何理由。

可是，在路易十四去世之後，巴士底獄隨著改朝換代，已經有了一次重大變化。路易十四入葬才兩天，替年幼的路易十五攝政的奧爾良公爵菲力普，就下令對巴士底獄囚犯實行甄別，原則是，除了確實對社會有重大危害的重刑犯，其餘一律釋放。

這應該是巴黎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釋放過程本身，就是對老國王路易十四時代的專制的一次清算。巴黎人在釋放過程中看到，上百名被釋放者，都是由老國王簽署所謂「密札」，即空白逮捕令抓進去的，大多是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的犧牲品。他們沒有享受過公正審判的權利，甚至沒有確定的刑期。

給巴黎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個孤苦老人，他滿頭白鬚白髮，已經在巴士底獄裡被關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從來沒有受到審判。他完全被關糊塗了。在跨出巴士底獄之後，他非常驚恐和困惑。他沒有地方可去，也無法習慣自由。最後，他要求回到監獄度過餘生。他在獲准後重新入監。

這個悲慘而真實的故事，引起的震動甚至超越了巴黎和法國。它化作種種文學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在雨果的《悲慘世界》中，在《九三年》中，都可以看到對這樣的囚徒、密札制度和巴士底獄的控訴。其中最強烈的一個形象，是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所描繪的，那個揭發了一個貴族的家族暴行，因而未經審判被長年囚禁的馬奈特老人。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都在試圖詮釋革命暴力發生的原因。在一部文學作品中，它通常所能夠做的，就是把極端的和富有戲劇性的情節，放在一定時間和場景，讓它們對比和衝突起來。

然而，在事實上，暴力革命卻往往並不是發生在最殘暴最專制的時刻，在那個時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殘酷壓制了。偏偏是壓力減輕、漸進改革進行到最後關頭，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時刻，它就爆發了。

在路易十五時代，巴士底獄逐漸成為輕微罪犯的拘留處。入獄的方式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國王依然可以簽署密札送人入獄。政治和宗教迫害也常常是逮捕的原因。不少作者和出版者、書商，例如伏爾泰，被拘禁。然而，相對路易十四時期，迫害的程度在減輕。在路易十五時代，巴士底獄囚犯被拘押的時間都並不很長。

對於監禁，路易十六被公認是一個相對溫和的君主。這使我們想起在馬賽尋訪伊夫堡（the Chateau d庹f）的經歷和小米拉波伯爵的故事。

馬賽是法國南方的沿海城市。一彎地中海蔚藍的海水，勾畫出了一個美麗的港口。在豎著的一根根下了帆的、搖晃著的桅桿下，漂浮著一排排隨著波浪湧動而上下起伏的白色小船。岸邊還擺著魚攤，漁夫們在那裡出售著銀光閃閃的不知名的鮮魚。

我們來這裡當然不是為了鮮魚，甚至不是為了觀賞港口的風景。我們來這裡是為了伊夫堡。伊夫堡是我們心中久遠而溟茫的一個神祕傳奇。我們曾經在最需要幻想的年代，根據借到書的可能性，顛三倒四地讀過四卷大仲馬《基督山恩仇記》。他筆下的埃德蒙‧鄧迪斯，也就是後來的「基督山伯爵」，「應該」就是被無辜囚禁在伊夫堡，並且最終在一個深夜，鑽入裝屍首的口袋，從伊夫堡的懸崖被拋入海中，就此逃生，開始他的復仇歷程的。

基督山伯爵是虛構的，伊夫堡可是真的。據說大仲馬就是在伊夫堡上，心中突然湧現了這個故事。而正是由於伊夫堡，基督山才活了起來。只是我們去的那天是大風天，碼頭的售票處說，我們只能在鄰近的小島登陸，上不了伊夫堡。我們還頗為不解，在港口的海邊是有風，可是遠遠算不上什麼。直到被小船載出港口，這才知道「避風港」的意義。一出港口，船身一下子側著幾乎豎立起來，大風捲著浪頭越過頂棚直壓下來，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已經被冰冷腥鹹的海水給澆透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起伏的海平線上，凸起一塊褐色的巨礁，頂端的顏色略深，那就是伊夫堡。它和風暴中的礁石渾然一體，給人驚心動魄的感覺。

法國大革命中著名的革命貴族加爾比瑞‧米拉波伯爵（Gabriel, Comte de Mirabeau）在路易十六時代，就曾經是伊夫堡的囚徒。可是他並不是由於受到政治迫害入獄，而是被他父親大米拉波侯爵給關進來的。那時的小米拉波是個經常闖禍的年輕人。1777年，他的父親為了管教他，就去弄了一份密札，把他給關進了伊夫堡。這也是當時密札的用途之一，就是貴族管教自己的「不肖子孫」。

小米拉波在裡面待了整整三年，到1780年底，他才得到父親的原諒，走出伊夫堡。雖然最後一年裡，他可以在堡內各處散步和接見訪客，但是失去自由的年輕伯爵，還是在裡面痛苦不堪。他為了發洩過剩的精力，寫了好幾本書，有些只是色情小說。但是，這其中有一本重要的著作：《不滿之訴》（Lettres de Cachet）。在這本書中，他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痛陳舊制度中的未經許可拘捕，和未經審判監禁的不公正，並在書中強烈要求改革監獄和司法。

《不滿之訴》在1782年出版，路易十六在閱讀了這本書以後，被深深觸動。1784年，路易十六下令，釋放了當時在伊夫堡被關押的所有犯人。就在這一年，路易十六還找了一名建築師，要他提出一項計畫，內容就是怎樣拆除巴士底獄。確實，當時這個監獄的存在已經沒有什麼必要。因為在路易十六時代，如此一個龐然大監獄，始終只關押了極少的幾個囚犯。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獄被攻陷的時候，被革命救出的囚犯，只有七名。不論是誰，假如平心靜氣下來，都會承認，在巴黎這樣一個大都市，在它的頭號監獄裡，只關了七個囚犯，這在數量上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暴政的有力證據。

舊制度，和即將取代它的新制度，可能是一個轉接的過程。在質變這一點的前後，它們在某些外觀上的差異，可以並不顯得天差地別。就像人們打開巴士底獄，發現裡面只拘押了七個人一樣。很可能的情況，就是在革命之後，在巴黎人拆除了巴士底獄之後，發現這七個人又在什麼地方犯了事，結果，就又要蓋起一座監獄，把他們重新關進去。那麼，兩個制度的差別在哪裡？監獄和監獄的差別在哪裡？是不是在同樣七個囚犯被再次關進另一個監獄的那一刻，攻陷巴士底獄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判別一個制度是否合理，在我看來，先得看它是否人道。舊制度的特點是個人的基本權利沒有保障。在法國，最令人無法容忍的例子，就是傳統的「密札」。那是由國王預先簽字的拘捕令。「密札」在國王簽字的時候，可以是空白的，並沒有什麼明確的拘捕對象。然後，國王可以隨意地將它作為「人情」，送給當時的貴族，甚至向他們出售。而貴族就可以憑著這樣一張已經生效的「密札」，隨意地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人送入巴士底獄了。這樣「進去」，還只是一個人悲劇的第一步。他沒有權利要求嚴格的司法程序審核，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不被虐待，甚至，他沒有權利要求自己在明確的刑期之後，走出這個地方。這就是巴士底獄被歷史定位，成為舊制度象徵的原因。

打開巴士底獄，裡面不是人滿為患，而是只有最後七個囚犯。即使這樣的狀況意味著法國的舊制度已經走向寬鬆，處於社會進步中的人們，依然要求這個進步是一個「質變」，也就是由制度確立下來，由制度保障執行。這就是當時三級會議的「陳情書」所表達的社會共同願望。因為，即使是國王答應以後不再揮霍國庫；即使是言論和出版的環境在當時相對寬鬆；即使是當時的貴族拿了國王的「密札」並不隨便捕人，才導致巴士底獄裡只關了七個人，等等，可是，假如沒有制度保證，這些由上層「賜予」的進步，就可能在一夜之內發生巨大倒退。上層「賞賜」的果子，當然理所當然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巴士底獄被搗毀，正因為它表達了人們對於社會質變的覺醒，才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意義。

可是，被攻陷的巴士底獄只救出七個人，依然出乎許多人的意外。它以一個側面說明了大革命前的法國狀況。人們必須承認，舊制度在時代的推動下，多少年來是在漸進改變的。假如當時它的狀況極其惡劣，對於民眾的統治非常嚴酷，那麼，我們可以想見，巴士底獄裡絕對不會只關七個人，打開巴士底獄也就不會那麼容易地一蹴而就。面對打開的空空蕩蕩的巴士底獄，有沒有人因此而想過，在社會相對進步的時刻，在它的質變最可能臨近的時刻，除了大砲轟塌城堡的一角，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途徑放出這七個人？

在這個攻打巴士底獄的隆隆砲聲中，我們似乎還可以聽到一些什麼。那是千年的舊制度積下的宿仇。被壓抑了一代又一代的底層民眾，他們對巴士底獄這棟城堡充滿了怨恨，不管裡面是不是只有七個人，就是他們確認裡面沒有人，他們依然會滿腔仇恨地要把它轟塌轟倒。

巴士底獄的守衛人員只有82名法軍和32名瑞士衛隊，帶領他們的要塞司令是一名貴族：洛耐侯爵（the Marquis de Launay）。在進攻巴士底獄的過程中，有過一次談判。一名代表進入獄中。一方面他要求撤除大砲，並且不對外面的民眾採取敵對措施；另一方面，他保證勸阻民眾不進攻。洛耐侯爵不僅同意他的要求，還請他吃了午餐。可是，這名代表並不能阻止民眾進攻的衝動。短暫的停火之後，武力衝突最終依然爆發。導致近百人死亡。最後，守軍彈盡援絕，豎起白旗投降。

在戰鬥結束之後，放出七名囚犯的同時，有七名已經投降的守軍俘虜被殺-六名士兵和洛耐侯爵。在押送洛耐侯爵的過程中，民眾改了主意，決定立即處置，把侯爵當場毆打致死。他們割下他的頭顱，挑在槍尖上遊行。

這種久遠以來沒有機會宣洩的恨意，在失去理性的人群聚集中，濃縮和發生巨變，產生著巨大的能量，並且被填入砲膛，使得巴黎上空的砲聲，聽上去顯得格外的沉悶和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