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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導讀
一、「海峽中線」與「文學渡海」
「海峽中線」向來是軍事與政治用語，又名「臺海中線」或「海峽中心線」。它是一條位於臺灣海峽中央，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虛擬界限，雖然設定者與設定時間迄今並無定論，但一般被視為國共內戰的副產品，並在一九四九年國府播遷，兩岸分立之後，發揮了規範雙方活動界閾、避免軍事衝突的作用。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中線」在維護臺海和平的同時，卻也劃分壁壘，形成隔絕的藩
籬。它雖因應軍事與政治需要而生，所牽動的層面，所帶來的影響，則是無所不在。無論是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兩岸間的各行其是，也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是教育還是文化，莫不因為這一無形界限而發生動盪變化。文學想像的因革遷變，更是不在話下。尤其，對於臺灣文學而言，從反共懷鄉文學的頻頻回望大陸，到解嚴之後的在地創化，直面臺灣，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之中，所隱含的，亦是與那想像中的「海峽中線」的不斷對話。
究其根柢，「海峽中線」之所以為臺灣文學觸發多方面的想像對話，自當是因為臺灣的
文學發展，向來與中國大陸淵源深遠；甚至於，早在數百年前，就形成了一條「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渡海之路。因此，兩者因盤根錯節而衍生的種種問題，雖因「中線」而凸顯，對它的觀照與思辨，卻不能僅限於一九五○年代之後。參照眾所推崇的黃得時（一九○九─一九九九）〈臺灣文學史〉，它所論述的「臺灣文學」，就正是以明清之際沈光文渡海來臺，成立「東吟詩社」推廣文運為起點。黃不僅將此後宦遊來臺的清代文人之作，都納入成為臺灣文學史的一部分，更認為「康熙雍正時代的儒學是培育下一代本土文人的道場」。儘管臺灣還有原就棲居島內的原住民族，甲午戰後，復因日本殖民統治而產生諸多以日文書寫的文學作品，但一則原民並無文字，再則，經歷戰後初期的「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加上國府遷臺之後，仍然以正統中國自居，戒嚴時期的臺灣文學書寫，便理所當然地名之為「中國文學」。一九八、九○年代開始，臺灣主體意識日益鮮明，大中國的政治認同不再，應運而生的文學書寫與相關研究，也就漸次剝除「中國文學」之名，表裡如一地以「臺灣」之姿現身。新世紀以來，「去中國化」幾乎是大勢所趨，「海峽中線」自然同樣成為區隔兩岸文學的無形分界。
不過，就有如水域的游移不居，浮動多變，分界的表象之下，總也潛藏著多方匯通的
暗流。且不說，早先的臺灣文學，原就多有彼岸渡海而來的學者文人之作；國府播遷前後，更有大批學人從大陸來到臺灣。他們在學院從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培育新一代文學人才；亦經由編寫教材、譯介新知與出版文學刊物，為爾後臺灣文學的發展挹注源頭活水。舉凡臺靜農、許壽裳、魏建功、夏濟安、英千里、殷海光等學者，來臺後致力於推展文教，所引進者，亦不完全囿限於傳統的中國文學。其所作所為，看似與沈光文等渡海前輩若相彷彿，實已多有不同。尤其，由現代民族國家所形構的國際現勢、嚴峻的「中線」想像、身經喪亂的時代遭逢，以及意圖匯通中外，融會創新的種種努力，在在使其所開啟的局面迥異於既往。從現今觀點看來，這批學院人心念「中華民族」，關懷「中國文運」，並且以「中國知識分子」自居，實難免於「政治不正確」。但回到當時的歷史語境，且不說「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原就是彼時臺灣的主流認同，那些為「中國文運」努力付出而獲致的成果，於今也都融入臺灣的文學與文化，成為它的內在肌理。因此，與其順應「去中國化」的時勢潮流，去批判，或否定過去臺灣文學裡的中國元素，不如進一步思考：是什麼力量，促成了文學渡海之後的臺灣轉向？其間產生了怎樣的轉化與創新？我們該如何超越政治，回歸文學，重新思考、評價這一條跨越了海峽中線的「從中國到臺灣」之路？
循由黃得時的論述，本書首先意圖指出的是：文人的培養，文學書寫的開展，皆非無
中生有，而是必須奠基於一定的教育與學習歷程。無論是最基本的語言文字運用，抑是高階的人文素養、文化傳衍、情思感發與美學追求，這一切涵括於「文」之範疇內的技藝與素養，莫不需要長時間的學習與琢磨。而「文」所生成與積累的成果，亦將轉化為「學」的內涵，成為日後有志為文者的取法對象。「文」與「學」的相生相成，彼此辯證，正所以形構文學，綿延文化。它的推動，往往由具有學養與文化地位的知識分子所主導。只是，隨著時代變遷，「文」與「學」的相生互動，以及知識分子的主導方式，也不斷變化。十八、九世紀以來，由於民族主義與現代性追求等因素介入，使得語文體式、教育制度與傳播媒介，都發生巨大變革，遑論還有各類意識形態、國家權力與地緣政治等力量相互作用。特別是「國語」與「國文」概念的生成、「言文一致」的語文革新、「國家文學史」的形構，皆為前所未有。與此同時，「現代大學」的建制，為「文」與「學」的相生相成提供了運作與實踐的平臺，也為此後的文學發展，開啟許多嶄新的可能性。欲探討「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互動與因之而生的文學創變，自當必須由此著眼。因此，以下即先就「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現代大學的學科建制、知識生產與學院人的文化志業」，以及「從中國到臺灣的文學創變」三個面向，就本書論題的源起、背景與論述脈絡略作釐析。
二、民族國家意識與語文新變
早在一八九五年，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就已慨嘆：「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
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誠然，晚清所面臨的「世變」並不僅止於國勢陵夷，屢敗於列強而已；西風東來，舉凡器物技術、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在在對於傳統中國造成強大衝擊。其中，因民族主義蔚興、民族國家建構而催生出的國族意識與「國語（文）」概念，更是深遠地介入了此後文學與教育的發展。
民族國家的概念源起於歐洲，重視以統一的語文形塑一「國」之「共同體」意識，藉
此凝聚國民向心力，兼及普及教育。箇中關鍵要素，即為統一的「國語」、「言文一致」的理念以及伴隨現代性而生的報刊印刷媒體。其中「國語」概念流風廣被，很快為明治時期的日本所吸納，並據此啟動連串語文改革。一九八四年，日本學者上田萬年發表演講詞〈國語與國家〉，明確提出「國語（日語）可謂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之說，主張「國語」乃是喚起國民意識、維繫日本「國體」所不可或缺之要素，即可視為當時東亞國家藉「國語」而形塑「國族意識」最具代表性的言論。日本各級學校先後有「國語」、「國文」課程科目之設置，目的即是希望以日本自身的語言文字取代過去士人階層習用的漢字漢文，既以此形塑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也讓一般庶民得以識字作文，開啟民智。
清廷於甲午戰敗之後，痛定思痛，遂欲取法日本，以圖變法維新。光緒二十八年（一九○二），時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吳汝倫親赴日本考察學政，曾與日本教育名家伊澤修二晤談，談話中，伊澤強調：「欲養成國民愛國心……統一語言尤其亟亟者。」他甚至建議中國學堂「寧棄他科而增國語」。吳深受感發，返國後即上書管學大臣張百熙，建言編輯「國語課本」，用「京城聲口」使天下語音一律，並稱之為「國民團體最要之義」。另如京師大學堂學生王鳳華等人也上書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學科，以開民智而救大局」。雖然當時未及施行，但具有「標準語」之現代意義的「國語」觀念，已儼然成形。
此外，「國文」與「國家文學史」的概念也同樣經由日本而先後進入清季學人視域，進
而落實為各級學校中的教學實踐，與新時代之文學（觀）的建構互為表裡。其中「國文」與「國語」二者，正是由於民族國家意識介入，為原本的語言與文學發展，開啟新變。
基本上，「語」與「文」乃是相對的概念，具有既對立，又辯證統一的關係。綜觀語文
發展的歷史進程，二者的辯證交融，原是持續發生的自然現象。中國幅員廣大，長久以來，各地方言雜陳，原無統一的「標準語」。反倒是自秦漢以來即已統一的「文」，不僅成為境內交流溝通的重要憑藉，甚至遠播東亞，在境外形成「漢字文化圈」。只是，「文」須經由識字作文的過程習得，僅能流通於士人階層，雖然兼具「公私實用」與「保存國粹」（傳承文化）之意義，並成為「文學」之所以形構的基本要素，一般庶民卻並沒有能力使用，也不需要使用。現代民族國家興起之後，致力於全民「共同體」意識之形塑，除以制度化的方式訂定「國語」，以利全國人民之溝通交流，還意欲經由「言文一致」普及教育，讓全民皆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如此一來，卻使得古已有之的「文」，在是否應該，以及如何成為「『國』文」的過程中，憑添許多論辯與爭議。主要原因，當在於「言文一致」所期待的「文」，是與口說語言一致的「語體／白話文」；古已有之的「文」，則是行諸書面的「文言文」。因此，文言，抑是白話？或者是，文言「如何」白話？遂成為「國文」被設置為現代教育體系中的學科以來，語文教育者不斷思考論辯的議題。這個從歷史中一路迤邐而來的「文」，不斷與「國語運動」及「文學革命」展開對話，並促發語言與文學的新變。其間所涉及的，已不再是單純「語」與「文」的辯證融合，而是在「國」的因素介入下，隱含著民族主義、文化想像、意識形態與國家政策的多方拉鋸。
另一方面，以「國」為本位的「國家文學史」概念，同樣隨著民族國家意識而進入晚清中國，成為學校教育中的一個學習科目。作為一種知識體系的「國家文學史」源起於歐洲，是十九世紀歷史學與社會學發展下的時代產物。它以「現代性」為內核，所反映的，是歐洲自啟蒙運動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崇尚理性、科學精神的現代性追求。伴隨著民族國家的構建，文學史書寫成為想像的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圖解形式，由此追溯各民族在各個時代精神文化的連續性發展，新的歷史主體遂於焉出現，重要性不言可喻。尤其，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撰寫《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aise, 1863），提出「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時代」（le moment）三要素作為文學史的理論框架，此一做法，更是被日本與兩岸學者廣泛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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