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內文摘錄
第一章：動盪時代的史識與詩心──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
一、前言
「文學史」是隨著新式教育體制之建構而出現的一種書寫類型。在中國，它最初的撰寫雖然是作為特定學科教材之用，然而隨著對於「文學」與「文學『史』」之觀念的日益明晰，加上外在時代社會種種複雜因素使然，其書寫形態及內蘊的文化政治與個人寄託，也益趨繁複多元，並引發學界關注。它所涉及的，既有「文學」與「歷史」的相互辯證，更有時代思潮、教育體制、政治環境與個人才氣識見的多重對話。一九三、四○年代時局動盪，臺灣時當日本殖民統治，漢文教育備受壓抑；中國大陸則是遍地烽火，抗戰方殷。即或如此，各式「文學史」的書寫撰述，仍然未曾或已。其間所透露的訊息，值得深思。而黃得時（一九○九─
一九九九）與臺靜農（一九○二─一九九○）的文學史書寫，恰是兩個最具代表性的個案。
一九四○年代初期，黃得時先後撰述並公開發表〈輓近臺灣文學運動史〉、〈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學史‧第一章明鄭時代〉、〈臺灣文學史‧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等篇什。在查禁漢文，「皇民化運動」鋪天蓋地的臺灣，不僅意義重大，對於日後〈臺灣文學史〉的書寫，尤其影響深遠。而海峽彼岸，輾轉道途，避難白沙的臺靜農，則是在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的同時，致力於編寫〈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以及《中國文學史》教材講義，持續多年。這些講義文稿當時並未正式出版，而是在他逝世十餘年之後，才由門人弟子代為編纂成書。雖引發若干討論，仍相對有限。這兩位學者的成長背景與經歷迥然不同，當時天各一方，並不相識，當然更不曾想到，戰後因緣際會，竟會在臺大中文系共事二十餘年，一起作育英才，為日後臺灣的文學教育奠定根基。在那個阢隉不安的時代裡，兩人文學史所關注的對象一為臺灣，一為中國，乍看之下，互不相涉，各自的撰述因由與所欲回應的問題亦有所不同；然而，臺灣當代的歷史文化，主要乃是由中國大陸與日治臺灣雙源?流而成，兩人不約而同地在動盪時代中從事文學史書寫，並比而觀，正所以凸顯近代以來，「文學史」在作為學科教材，以及被視為辨識國族特徵、形塑文化認同之重要憑藉的同
時，與時代歷史之間的複雜互動。另一方面，由於中國與臺灣學者的文學史書寫皆淵源於日本，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各類文學史的書寫，又深受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1893）撰寫《英國文學史》（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aise, 1863）的啟迪。泰納所提出的「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時代」（le moment）三要素之說，更是被日本與兩岸學者廣泛挪用，影響深遠。儘管該說因過度重視實證而備受批評，風行一時之後，即趨於沉寂；但細讀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仍可看出：兩人皆對泰納之說有或多或少地接受，並且做出不同面向的轉化運用。因泰納學說而產生的微妙牽連，以及因對照而生的問題性，亦值得深究。因此，以下即以日本之文學史書寫對於泰納三要素說的承衍情形為切入點，進而試圖探討：黃得時為何要以「歷史」取代泰納的「時代」說？我們如何循此「重讀」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並開展不同的觀照面向？臺靜農為何會有〈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之
作？放在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史》書寫脈絡之中，我們如何為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尋找定位？當然，更重要的是，如果說，「史識」與「詩心」分別是中國傳統「史學」與「文學」書寫的核心要素，那麼，作為「文學史」的作者，黃得時與臺靜農的文學史書寫，是否，以及如何以其「史識」與「詩心」的交融辯證，體現超越泰納的格局並留下不同的書寫典型？
二、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說與日本的「文學史」書寫
泰納是法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與史學家，早年曾在醫科學校學習過生理學，後來進入巴黎學院高等師範專攻哲學，著作包括《十九世紀法國哲學家研究》（一八五七）、《評論集》（一八五八）、《英國文學史》（一八六四）、《藝術哲學》（一八六五）、《論智力》（一八七○）等多種。他重視科學與實證研究，嘗試將自然科學的研究引入精神科學，被公認為自然主義文學的理論旗手，也是連結黑格爾與佛洛依德學說的重要樞紐。其中，《英國文學史》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著作。
基本上，以「國別」為本位的文學史書寫，乃是伴隨歐洲民族國家興起，以及現代性之追求而出現的產物。它一方面與歐美各國在共同的希臘、羅馬、中世紀等文化遺產外，尋求個別的國家認同與傳統有關；另一方面，也受到達爾文與史賓塞等人進化理論的影響。而「文學」觀念的趨於現代化，則是重要關鍵之一。據喬納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之說，一直到十八世紀，「literature這個詞和它在其他歐洲語言中相似的詞指的是『著作』或者『書本知識』」，
現代意義的「文學」，直至十九世紀才真正出現；而「國家文學」（Nationallitteratur）的概念則是從一七七○年代才開始在德國發展出來。此時，「文學」被視為是民族精神、國家心靈的反映，文學史書寫，遂亦成為想像的民族共同體的一種圖解形式，重要性不言可喻。而「進化論」，則成為人們運用於組織文學發展歷史的一種時尚的理論框架。
在此情況下，泰納的「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正是以科學精神為基底，為文學史書寫，提供明確的方法論依據。當時的「文學史」，或仍雜入不少「非文學」的敘述，或停留於依時序臚列作家作品之際，他的《英國文學史》無論取材抑是論述方式，皆不同既往。在〈導論〉中，泰納依循由外而內、由現象而成因、由個別而整體的論述方式，層層推進，闡明文學如何在「種族‧環境‧時代」的相互作用之下，體現其「民族精神」。該文開宗明義宣示：
我們已經發覺，文學作品並非僅是想像的遊戲、孤絕於外的腦內狂想；而是對周遭風俗的摹寫以及對精神狀態的標誌。通過文學經典，我們得以發覺數個世紀以前的人們是如何感受以及思考。此一方法已經被嘗試並且獲得成功。
循此，泰納進一步闡述：「種族」乃是著眼於生理學和遺傳學意義，意指一個民族與生俱來的本能與可辨識的特徵，包括固有性格、氣質、觀念和智力等方面所體現的內在本質。「環境」意指塑造人類性格的外部力量，包括種族生存的自然環境，以及政治狀況、思想潮流、風俗習慣等社會環境。而「時代」，則是「種族」與「環境」的共同作用下，在持續的時間中所留下的痕跡。它凝聚了一個種族所有的過去經驗，在時間上劃定種族生存和環境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每一階段，皆各有支配政治、哲學、文學、美術等領域的一致傾向與自我特徵，從而構成此種族在特定歷史中的精神狀態。而正是由於這三要素所構成的法則，使得人們對於探究一切人類的精神現象，也如同探究物質現象一般，能夠總體把握它們產生、變化、消亡的成因。
泰納《英國文學史》及其三要素之說的出現，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風行一時。不久之後，不少學者紛紛承據其說而更新了文學史撰寫的取材、論述方向與敘述模式。就以影響中國文學史書寫最鉅的日本學界而言，其轉變更是明顯可見。事實上，為了學科建制的需要，日人早有《中國文學史》之作。只是當時在觀念、取材，及書寫方式上，都深受中國傳統學術思想與文獻學的影響。以出版於一八八二年的末松謙澄《支那古文學略史》為例，該書論述範圍僅限於先秦，以中國上古思想家、文學家及經典為貫穿線索，包括《周禮》、《左傳》、《國語》及孔、孟、老、莊、楊、墨等人，各列一篇，首先是概述，其次是名篇名句段落拔萃，最後進行人物與作品總評。雖有穿插對《詩經》、《楚辭》之評價，實際上對於「文學」的理解卻限於諸子學，書寫方式上，亦僅止於文獻的摘錄列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