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政治家哈維爾(BC0054)
Vaclav Havel Dichter Und Prasident

類別： 文學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埃達．克里索娃
       Eda Kriseova
譯者：宮雲玲、劉匯琪、曹乃雲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4年11月10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5頁
ISBN：9571314692

【序｜書摘 1｜書摘 2｜後記】

▼  書摘 1

楔子

有一次，哈維爾家有客來訪。客人走後，小瓦茨拉夫忍不住吐露了他對客人的好奇：他為什麼是駝背？

「可為什麼不可以呢？」母親想知道。

「他有一張像駝背的臉。」

母親覺得這是個給孩子們說點道理的時候了。她告訴他們，老天給一個駝背安排了多麼殘酷的命運；而對一個母親來說，假使她生了一個駝背孩子，該是多麼悲哀啊。

「是的，」瓦謝克回答道，「而要是駱駝媽媽生了一個沒有駝峰的孩子，她也會悲哀的。」

尋找遭禁者

1956年，在約瑟夫．謝薩爾（Josef Hrabal）和伊日．考拉日（Jiri Kolar）主持的地下出版物《時事諷刺》雜誌上，瓦茨拉夫．哈維爾發表了一篇短評：「論博胡米爾．赫拉巴爾的散文」。這是哈維爾嘗試向當時已是成名作家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的挑戰。赫拉巴爾當時已年逾四十，卻還未在自己的祖國出版過一本書。令二十歲的哈維爾好奇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赫拉巴爾還要寫下去？一部文學作品是怎樣形成的？正如他所寫的，從這篇評論，他想起美國式的HOw-to類書籍：怎樣做愛，怎樣享受生活，怎樣學習英語……年輕人總希望在所有的事情上頭都可以找到一個說明，一個指引。哈維爾就是想尋找這麼一種說明。他像一個解剖老鼠的孩子，要找到它的靈魂。在這篇論述赫拉巴爾的文章中，這位幼稚而好奇的年輕人沒有絲毫謙恭（直到後來，生活變得複雜了，人們在壓制下成長，謙恭才使他與生存的祕密和解）。哈維爾試圖對赫拉巴爾的作品做一番理性的分析研究，在小說的結構上，從並行的、無關緊要的故事中找出一個系統。他論證了分析方法是荒謬的，後來，他學會了把這種提法寫得婉轉些。

我還是在這篇評論中，發現了一些我想摘引具有指引作用的新東西。我擔心瓦茨拉夫．哈維爾不願把這篇評論收入他的作品集裡，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這篇評論中不自覺地道出了一切。人們發現，他讀過《批評月刊》和第一共和期間的文學雜誌。人們還發現，他很欣賞大批評家切爾尼（Vaclav Cerny）教授和莎爾達（F.X. Salda）的文章。他的語言形象化，有一種老式的嚴肅，這令人想起第一共和。這一切賦予這篇評論非比一般的水準。作者彷彿是要填補 50 年代和第一共和之間的鴻溝，那是他出生，並在其氛圍下成長的歲月。而賦予指引意義的是，他寫出了什麼是作家，作家與其他種人的區別是什麼。他試圖發現自己是什麼人，他擁有什麼，他該從事什麼。為了盡可能多地從所有人中取得經驗，他徹底地研究了作品：

……赫拉巴爾並未努力要做一名作家，他只是在為寫出最好的而努力。

但為什麼他一定要寫作呢？什麼在驅動著他？就本質來說，他與那些尋道工、冶煉工及助理工有什麼區別？我想，他的本質就是他賴以生存的強烈追求，懷著這種追求，他觀察世界，反映它的內在聯繫，並致力於認識和理解周圍的生活。這種我們可以用「生存的強烈追求」而稱之的東西，迫使他在最近的審查中用寫作來表達，將觀察、生活、認識和理解的世界帶進所寫的天地裡。

值得注意的還有，哈維爾遠在捷克文學批評界認識赫拉巴爾，及他的第一批書出版之前，就發現了這位未露面的大作家。

瓦茨拉夫．哈維爾從十五歲起就開始對詩歌感興趣。他寫詩出乎他父親的意料：在哈維爾家族裡，多數男性是工程師。突然間他們之中出了個詩人，他閱讀父親書櫥裡能找得到的所有哲學書籍。

他與同齡的朋友們建立了一個精神團體，一個文學社團；以創立之年命名為「三十六」。雖然正值讀中學的年齡，但他們中的多數人卻必須工作，只能讀夜校，因為他們的檔案上有污點。他們舉辦學術討論會和代表大會，甚至出版一份打字的雜誌。但最重要的是往往長達數小時的激烈辯論。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危險的，他們自己卻不知道。十五歲，他們還未成年，假若他們十八歲的話，就可能去蹲史達林的集中營了。是的，甚至可能被處死。在這天真浪漫的年齡，他們自覺受到了某種「引導」，即青年一代都受到的告誡，以便使他們得到嚴格的思想教育。他們應該做戈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的後代，應該成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應該把聽到的偏見「匯報給幹部聽」，並應該譴責那些非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共產黨該做的事。

哈維爾的朋友多半是思想上的離經叛道者。他們最愛的心靈探險，就是研究捷克文學和歷史中被封藏的精華。在父親的書櫥裡有《自由思潮》和《批評月刊》。這兩種雜誌的內容與當時所出版的刊物全然不同，甚至連語言也是另一種風格。瓦茨拉夫很早就開始獨立閱讀，貪婪地閱讀一切可以弄到手的東西。

在他十歲的時候，帕拉奇（Frantisek Palacky）回憶錄中有一句話給他留下特別深的印象：「……五歲的時候他就閱讀了全部聖經。」當時，正如他母親在日記中所透露的，他有很大的野心，不願死後才出名。雖然他沒有閱讀聖經，但十歲的他已閱讀起《F. L.維克》（F. L. Vek）——阿洛伊斯．伊拉塞克（Alois Jirasek）以捷克歷史題材所著長達千頁的史詩。

他還同時嘟囔著：「……十歲的時候他就閱讀了全部《F.L.維克》」。

有一次，父親的一位朋友安排這位年輕詩人去拜訪捷克著名詩人雅洛斯拉夫．塞弗特（Jaroslav Seifert）。瓦茨拉夫向他獻上自己最早期的詩歌創作，大師則就此給他寫了回信。日後，在這位捷克詩壇皇帝的寓所，瓦茨拉夫還同伊日．庫貝那（Jiri Kubena）和米洛什．福曼（Milos Forman）一起多次拜訪他。米洛什．福曼就讀於高等藝術學院的電影系。他獲准念大學，是因為他的父母早在集中營裡遇害，共產黨不能拿他怎麼樣。

電影、戲劇和詩佔滿了瓦謝克的心靈；與長他四歲的米洛什．福曼交往，則令他歡欣。通過福曼，他與學院有了接觸，那裡是他的夢想。學院裡放映外面電影院看不到的外國電影。福曼通常在斯拉維亞（Slavia）咖啡館裡，將放映電影的訊息傳遞給他。

這所高等藝術學院在當時有很高的水準，後來這個學校一直保有這樣的聲譽。譬如，在電影系執教的有米洛什．V.克拉托赫維爾（Milos V. Kratochvil），一位令福曼永遠懷念、感激和愛戴的人。1948年後，很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准參與公眾生活，禁止公開露面，文章也被禁止發表，一些人便在藝術學院找到棲身之處，有關當局以為，這些知識分子並不會在那裡造成損害；直到很久以後，共產黨才發現這些教師對他們是一種危險：因為他們會「感染」那些學生。這所藝術學院日後被改為幹部進修學院，這也是一所1968年後受到特別「清洗」的學校。

在電影系執教的還有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他不是那種人們在其面前必須多長一個心眼兒的共產黨人。儘管他只比學生們大幾歲，但已是一位教授了。雖然他是共產黨員，但在他那裡，學生們可以寫出真實感受；這在其他高等學府是不可思議的，甚至可能惹來殺身之禍。

就在斯拉維亞咖啡館內，福曼和哈維爾興起創作教學電影腳本的念頭，由福曼負責拍攝。卡夫卡（Franz Kafka）當時是屬於遭查禁的作家；禁令直到1963年在利比里斯（Liblice）舉行的大會上才得以解除。他們倆是從瓦謝克手頭的一本德文書中認識卡夫卡的，那是一本馬克思．布勞德（Max Brod）論述卡夫卡的著作。他們從書中了解到：卡夫卡常到住在西列姆（Sirem）的姐姐奧特拉（Ottla）處租房度過夏天。卡夫卡在那裡寫作了《城堡》。實際上，這座城堡只是一棟建在土丘上的閣樓，人們可以從手頭資料中尋到與實際地形中相吻合的地方。這一點引起了他倆的興趣，於是，他們決定乘車去西列姆。哈維爾隨身帶著馬克思．布勞德的著作和卡夫卡的《城堡》。在布勞德的書中有一幅攝自西列姆的照片。

兩人在西列姆四處打聽，那一幢房子是弗朗茲．卡夫卡的姐姐曾經住過的，可是無人能夠回答。鄉村的記憶早以驚人的形式消失無蹤。戰前住在村裡的沒有一人仍在此地。1938年德國人驅趕走了這裡的捷克人，而1945年捷克人又將德國人趕出了村莊。這個村落沒有歷史，沒有一個世代居住於此的人。這彷彿見證了卡夫卡對歐洲末日駭人的幻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