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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發現1923年的台灣劇場心靈
．楊渡
即使在事隔多年以後，我仍能深深記得，當時在圖書館翻讀重印的日據時期期刊的感覺。成排書架積滿灰塵，歷史沉埋在發黃紙堆中，六十年前劇場活動的心靈化成片言隻語，寂寞無聲地隱藏在某一頁的角落裡。華麗的衣著妝飾、揚眉回眸的嫵媚、震天的鑼鼓喧鬧、哄然的吆喝掌聲、舞台上的風流嗔怨、社會運動的風起雲湧、乃至於感動的淚水、小販叫賣的香味……，一切都已化為安靜無聲的字句。而我卻要在這寂寞無聲的字句裡，追尋當年的繁華與興盛，追憶隱埋在灰塵中的人物面貌與心靈。時在1984，尚未有任何日據時期新劇運動的基本研究，我只能從頭開始。世事紛擾，人們討論1984的政治寓言，而我卻在追索1923年的沉埋記憶。相隔六十年。
最為動心、驚心的是發現張維賢，一個日據時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劇場藝術追尋者，以劇場運動為社會運動的實踐著力點，終其一生，輾轉赴日本築地小劇場學習，赴大陸上海尋找劇場同好，回到台灣又獨力籌組劇團，卻受限於日本殖民政府的壓力而風流雲散，最後光復來臨時，他仍想再起，卻已家財散盡，只落得在三重養雞度日，一生典藏的戲劇資料亦在一次颱風大水災中，盡付與淡水河，流入台灣海峽。生命記憶與至愛的戲劇收藏（包含了演出目錄、宣傳資料、圖片、同時代戲劇活動資料等等）亦還諸天地的無情洪流。
張維賢的一生彷彿是「黑色青年」無政府主義者的典型寫照，終生在追尋、幻 滅、堅守、孤寂、奮鬥、追尋……的無盡循環裡，渡盡劫波，卻永難磨滅，直至最後一刻。我時時追憶、設想那是什麼一種生命情境，當自己目睹一生的記憶付諸洪流的剎那，當年少的劇場藝術追尋最後只剩下寂寞和難以遺忘的理想，晚景的張維賢是否如中國的另一無政府主義者巴金那樣，有一種安心和孤寂的隨想。
許多日據時期的進步作家亦然。呂赫若，一個歌劇男中音，日據時代最好的小說家，其筆觸之精確、細膩、寫實，不下於魯迅。然而卻死於50年代的白色恐怖，國民政府的鹿寮坑圍殺。最後即連屍首都無法尋獲。
1984年，自己首度看見了日據時期台灣上空曾經出現而又殞沒的微弱星光，一代文學、劇場工作者悲劇的軌跡。
1993年的今日台北，小劇場已經相當興盛，其題材之多樣，團體之多種，確乎是以往所難以想像。尤其是政治題材，在近年政治運動勃興後，幾乎已了無禁忌，即使是二二八事件，亦在舞台上演出。然而在作者寫作這篇論文的1984，這是在心中認為應該、但又無法實踐的夢想。
1984年，台灣還處在戒嚴時期的空氣中。當時台語最流行歌曲是苦悶與沒有出路的代表作「心事誰人知」，當時的流行話題是「江南命案」，而最為恐懼的是到警總「喝咖啡」，因為陳文成就是被警總請去「喝咖啡」（約談的代名詞）而一去不回，死於非命。當時黨外的要求是「行憲」（這後來成為國民黨選舉時宣稱的政績），當時文化界的議論課題是「第三世界」，所謂的「國會全面改選」、「開放大陸探親」、環保問題、社會運動、兩岸關係根本是遙遠的、未曾想見的課題。
倒是統獨問題開始在敏感的文化界有所討論，但卻是文學作家之間的論戰。主要的問題核心也並非以台灣獨立為主，而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當時的空氣，根本上還是保守的，即使是政治詩，亦被視為離經叛道的作品。許多後來寫作「非常政治詩」的詩人，當年還是批判政治詩的重要角色。
這便是我在寫作碩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新劇運動研究」當時，所身處的時空環境。而今重新審視論文，便不得不想到那時的時空與今日的對比。當然，在論文中所論述的日據時期新劇運動的興盛，與1984台灣文化、話劇活動的稀少相比，是令人羨慕的，更何況是政治運動了，當時台灣幾乎無政治題材話劇運動空間可言，頂多只有政論雜誌在與警總玩查扣、賣禁書、查禁等貓抓老鼠的遊戲。以今日小劇場的興盛來看，1984情境難以想像，而日據時期的興盛更是難以追憶的盛況。
本書所敘述的是日據時期新劇運動的故事。我們從今日的時空感受來重新看待當時人文活動，難免有難以理解的隔世之感。但隱藏在文化人內心世界的追尋、幻滅、堅持、孤寂等生命歷程，卻令人有著無由言說的感動。而這些細緻內心世界俱已沉埋在歷史巨流的濤濤大浪之中，令人較為難以置信的是：日據時期竟然有這麼多的小劇場團體存在。以今日台灣的富裕與多元社會特質，小劇場數量之多，風格之多樣，政治性之濃厚，諷刺之尖銳，自不難想見。但和日據時期貧窮社會情境、農業台灣以作為日本帝國工業基地、農民的無產化、殖民政策下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等等條件比較，二者確有明顯不同。鮮明的對比，或更應該使我們體會到日據時期知識分子，在動盪年代中追尋理想之不易，在政權轉換中堅持理想更為不易，從而能解開歷史的塵封，進入那個時代藝術家、劇場工作者的心靈世界，觸摸到其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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