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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罪假定
像夏皮羅這樣的名律師，確實只有辛普森這樣的「明星」請得起。在美國，最能夠迅速致富的就是「明星」了，但是誰也不會嫉妒。因為明星都要有點招數的，尤其是球星，絕不是光靠運氣就能當上的。接著，辛普森又請了另一名黑人名律師卡可倫。很快，他的律師已經發展成了一個小小的律師團，擁有全美國最優秀的幾十名高級律師。同時，由地方女檢察官克拉克、黑人檢察官達頓為首的一個檢方律師團也組建起來了。這兩個律師團，一個代表被告，一個代表原告，他們之間有沒有什麼性質上的差別呢？透過辛普森案，我們才真正體會到，在美國，檢方和辯方是完全平等對抗的兩個梯隊。美國的法庭和運動場沒有什麼區別，檢方和辯方就像兩支均勢力敵的運動隊。因為根據美國的法律，不論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麼嚴重，不論檢方手中掌握的證據看上去是多麼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須假設他是無罪的。「無罪假定」在美國的司法制度中是極為重要的一條。正是這一條，決定了檢方和辯方從道義上的平等地位。正因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無罪的，律師也就可以毫無心理負擔，理直氣壯地進行辯護。如果沒有這一條，被告律師一出場就矮三分，就根本談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輕易淪為「待宰的羔羊」了。
所以，在被告不認罪的情況下，檢方的責任是陳列證據，證明控告可以站得住腳，以期找出真正的罪犯。而作為辯方，是竭力對檢方的證據提出疑點，甚至推翻檢方的證據，以期維護有可能被冤枉的被告的清白。因此，在道義上，雙方絲毫沒有貴賤高下之分。檢方即使手中掌握確鑿證據，你所能做的，只是讓證據說話，而不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表示，以暗示雙方有道義上的差異。如果檢察官有任何抬高自己在道義上地位的跡象，比如說，宣稱自己是伸張正義，而暗示辯護律師是為罪犯開脫等等，都是違反了「公平遊戲」的原則，是嚴重犯規的行為。
司法獨立
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非常徹底的司法獨立。不論是什麼性質的案件，美國政府無權干預任何一個審理過程。所以，首先是雙方都沒有來自上方的壓力。其次，是法庭上的對抗雙方在道義上完全平等，這就確立了他們在法庭上公平抗衡的前提。如果雙方都力量很強，唇槍舌戰、邏輯推理、巧妙調動證人，就會變成一場非常有看頭的智力角逐。難怪美國有許多電影故事片的大段場景都是在法庭上。
在美國法庭這個「運動場」上吹哨子的裁判，就是法官。他所起的全部作用就是維持秩序，也就是當雙方在對抗的時候，維護「遊戲規則」。雙方的證據是否可以呈堂，提出的證人是否可以出庭，向證人的提問是否恰當，在法庭上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什麼，在有一方犯規的時候叫停，等等，這些都是法官的責任。但是，真正在案子裡最終決定輸贏的，卻不是法官。在審判中，法官只是活像個球場上辛辛苦苦監視雙方是否犯規的裁判。而且在整個審理過程中，他確實在不斷地吹哨叫停。法官跟運動場上的裁判一樣，他的水準一是體現在對於遊戲規則的熟悉，還有就是對抗衡的雙方「吹哨吹得公正」。他的水準絕不是體現在給被告定罪時能夠「明察秋毫」。在這些案子中，美國法官並不是斷生死的「青天大老爺」，斷案根本就不是他的事兒，他也壓根兒就沒那份權力。那麼，最終到底是誰在掌握被告的生殺大權呢？是最最普通的美國平頭大百姓，即陪審團。
陪審團操生死大權
美國的憲法修正案，即權利法案，它的第五條、第六條和第七條都有涉及陪審團制度的內容。它的第五條是這樣規定的：「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應受判處死罪或會因重罪而被剝奪部分公權之審判；唯於戰爭或社會動亂時期中，正在服役的陸海軍或民兵中發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為同一罪行而兩次被置於危及生命或肢體之處境；不得被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不得不經過適當法律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人民私有產業，如無合理賠償，不得被征為公用。」
憲法修正案的第六條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應有權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發生地之州及區的公正的陪審團予以迅速及公開之審判，並由法律確定其應屬何區；要求獲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與原告的證人對質；要求以強制手段促使對被告有利的證人出庭作證；並要求由律師協助辯護。」
第七條是這樣的：「在引用習慣法的訴訟中，其爭執所涉及價值超過二十元，則當事人有權要求陪審團審判；任何業經陪審團審判之事實，除依照習慣法之規定外，不得在合眾國任何法院中重審。」
其實，你我都早就聽說過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但是只有在到了美國之後，在了解了陪審團制度的種種細則規定，並且看了陪審團判案，尤其是看了辛普森案件這樣驚心動魄的大案審判之後，我才真正理解陪審團「是什麼」和當初設立它的「為什麼」。
你在上面的憲法修正案中已經看到了，一般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只要你提出要求，都可以由陪審團審理。而重大案件，尤其是有可能導致死刑的案件，則必須透過陪審團審理。但是，選陪審團有什麼標準呢？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只要是案發地法院的管區之內，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美國公民，都可以當陪審員。但是，實際上遠不是那麼簡單。
首先是與案子有關的人員，包括與原告或被告有聯繫的人不得入選。有一些職業有可能產生思維傾向的，比如律師、醫生、教師等等，也不得入選。初選陪審團時，法官為了公正，使建立的陪審團能夠真正代表最普遍意義上的人民，他的選擇會從選舉站的投票名單或者電話號碼簿上隨機地選擇。初選的名單總是遠遠地超出所需要的人數。比如在辛普森一案中，陪審團的初選是在去年九月底完成的，共選出了三百零四名候選人，最終所需要的只是十二名陪審員和十二名候補陪審員。這是因為初選之後，還有一次嚴格的刪選，除了我前面列舉的不得入選者必須刪除之外，其餘的候選者還必須經過非常嚴格的審查，主要是刪除一些由於環境和經歷所造成的有心理傾向的候選人，以避免可能造成的不公正判斷。
辛普森案一出來就被稱之為「世紀大審判」。主角是名人，美國一流的律師團，檢方也擺出決一死戰的最強陣容。法官的確定都必須同時被雙方所接受，經過雙方再三討論同意，由日裔法官伊藤出任。伊藤的公正無私是出了名的，他的妻子恰好是承辦此案的洛杉磯警察局的警官，他居然還能被極其挑剔的辯方律師所接受，可見其聲譽好到什麼程度。
第二輪的陪審團的刪選進行了近兩個月，可見其困難和慎重的程度。候選人首先要接受法官的審查，比如，有一名女候選人曾經有過被丈夫虐待的經歷，由於辛普森曾經打過他的前妻，所以，這名候選人的資格立即被法官取消了，以免她在作判斷時觸景生情，不由自主地「公報私仇」。除了法官的審查，候選人還要接受辯方律師和檢方的審查。由於最終的判決將出自這些陪審員之口，雙方誰也不敢掉以輕心，他們都有否決權，所以稍有疑惑就被刪除了。這也是初選選出了三百多人的原因。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雙方的律師團都只有否決權，而沒有「絕對錄取權」。這就是說，任何一方都只能說不要哪一個，而不能說非要哪一個做陪審員的。任何一名入選的陪審員都必須同時得到雙方的認可，這很不容易。尤其在這個案子裡，被告是黑人的運動英雄，而他被害的前妻是一個白人，你很難說陪審員種族成分就完全不影響他的判斷。另外，由於被告和一名被害者之間是離異的夫妻，因此，普遍認為，陪審團的性別比例也可能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因素。不管怎麼說，到去年十一月，陪審團終於建立起來了。其中大多數是黑人。
在美國，各個州對於是否允許電視台進入法庭是有不同規定的。有些州是絕對不允許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庭上既不准錄影，也不准錄音，甚至也不可以拍照。因此，電視觀眾就只能在新聞節目中聽到一些簡單介紹。這也為一批畫畫的提供了一種專門的職業，因為新聞媒體為了彌補電視觀眾對法庭審理的視覺了解，總要雇一些藝術家畫現場速寫。有些州的法律使現場的電視傳播具有可能性，但是，必須考慮辯方和檢方的意見，最後，由法官裁決。加利福尼亞州就屬於此列。好在伊藤法官批准了辛普森案的電視轉播，使所有的人都有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去了解這個國家的司法制度是如何運轉的。但是，電視轉播有一個非常嚴格的規定，就是不可以「暴露」陪審員。
法庭的四大要素，檢方、辯方、法官，陪審團都好不容易齊全了，但是還不能開庭，因為要由法官先決定哪些證據可以呈堂，也就是說，並不是所有的證據都可以真的算證據的。這話可怎麼說呢？實際上，這個問題在我以前的信中已經提到過了，你還記得在阿帕拉契山區受到地方治安警察無理搜捕的那對年輕夫婦的故事嗎？在那個故事裡，我已經提到過憲法第四修正案，以及最高法院依據這個修正案所定出的「排斥原則」。我又一次體會到，美國的權利法案中的每一個字都不是白寫的。只要你能夠找到條文對得上號，你就可以切切實實地用它來保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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