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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這部《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是偶然集結成書的，它的原動力來自時報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林馨琴女士。時報文化最初準備重新排印《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九八四年初版），林總編輯則進一步提議增添新的內容，收入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所寫的相關文字；她並且表示，能多收幾篇更好。由於時間匆促，而我又恰好處於忙碌期間，最後撿出了十幾篇近作寄去。經過林總編輯和她的同事們嚴格挑選之後，於是才有這部論集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我必須向時報文化編輯部致最誠摯的感謝。
在這篇短序中，我想對本書的性質作一扼要的說明。首先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在一部討論文化價值的論集中要特別把知識人（註）放在與價值系統同等重要的位置呢？答案其實是很簡單的。文化的價值雖然起源於一個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反過來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發生引導作用。這一整理、提煉和闡明的重大任務，就中國傳統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擔著的。本書第二篇〈軸心突破與禮樂傳統〉便試圖揭示：先秦各派的「士」怎樣開創出中國價值系統的原始形態。其餘各篇討論「士」（「知識人」）的文字也無不與價值問題密切相關。我將論「科舉」的新作也包括在本書之中，則旨在展示「士」如何通過制度化的途徑把各時代的主流價值傳播到整個社會。漢代的「孝廉」、「賢良」、「方正」等科目固然明白地標舉出價值取向，明、清以後以《四書》取士也充分體現了程朱一系的價值系統。
我雖然強調近代以前的中國具有一套獨特的價值系統，但同時也完全承認價值系統隨時代變動而不斷更新這一歷史事實。從先秦到清中葉，中國的價值系統已發生過幾次重要的更改，但大致仍屬於傳統內部的調整。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書沒有收入有關這一方面的論著。十九世紀末葉以下，西方文化全方位地進入中國，撼動了中國價值系統的基礎，最後則導致其全面的解體。本書第四篇〈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初步追溯了這一歷史過程。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名言在「五四」時代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念；這句名言恰恰道破了中國現代價值危機的性質。與以往局部的內在調整不同，這一次是中國價值系統的整體面臨著「重新估定」的嚴重挑戰，而「估定」的參照標準則是西方近代的價值系統。在西方的對照之下，中國人究竟對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對於西方價值的引進又應不應該設立最低限度的防線呢？環繞這兩大問題的爭論當時便引出了種種不同的方案，從激進的、保守的到不同程度溫和的，應有盡有。到了「五四」前後，爭論的範圍已擴大到整個中西文化與歷史之間的異同上面來了。所以中西文化的爭論構成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領域中一個中心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幾乎沒有人能完全逃得出它的籠罩，我在這裏祇想強調一個論點，即所謂中西文化之爭，在剝蕉見心之後，根本上仍是中西價值系統之爭。這一爭論雖然已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卻依然沒有結束的跡象。在民族主義激情的鼓盪之下，爭論正在以不同的面貌展現在世人的眼前。本書所收〈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雖是一篇通俗性的短文，卻也揭開了現階段新爭論的一角。從這一角度看，本書的主題並不是已逝的歷史陳跡，而是關繫著中國前途的活生生的大問題。但近二、三十年來世界人文研究也發生了新的轉向，和本書主題的探討息息相關。因此我又將近作〈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收在這裏，提供讀者參考。不用說，中西兩大價值系統之間的糾結正是中國人文研究再出發所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
最後還要指出，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士」轉化為現代的「知識人」（intellectual）大致是與二十世紀同時開始的，而以一九○五年科舉廢止為最具象徵性的年份（見第七篇〈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中國價值意識的大變動也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譚嗣同「衝決倫常之網羅」（《仁學》，撰於一八九六年）對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展開了最猛烈的批判；梁啟超的《新民說》（一九○二年）則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現代的價值觀念。這兩個系列的歷史發展是一體的兩面，更進一步證實了「知識人」與「價值」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關係。
以上的短序旨在說明：本書雖由不同起源的論文集結而成，但全書集中在同一主題之下，各篇之間也是互相貫通的。所以這部小書自成一個獨立的單元，並不是一本雜湊的文集。
余英時
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知識人」即一般常用的「知識分子」，相當於英文的「intellectual」。我從二○○二年以後改用「知識人」，理由見本書第八篇〈士的傳統及其斷裂〉一文。但本書所收二○○二年以前的文字，除第六篇外，都曾沿用「知識分子」一詞，現一律不改，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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