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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本書第一章〈家庭出身與知青時代〉
摘自本書第一章〈家庭出身與知青時代〉
國學大師李誠的私淑弟子
從李克強幼少時受教育的狀況而言，他爸爸李奉三這一板凳把他送到了好的人文教育環境了。安徽合肥市作為省會，教育設施與師資配備要遠勝窮鄉僻壤的鳳陽縣。
李克強在一九六八年進了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學學習。合肥八中創辦於一九五六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為校訓，校風以「尊師、育才、勵志、求真」而著稱，是一個有個性、有特色的地方名校。
儘管是名校，但在「停課鬧革命」的當時，徒有虛名。學生不是學農學軍，就是搞大批判和學習最高指示，連中學最起碼的數學和理化都沒有好好教。
幸虧李克強有位好爸爸。李奉三對聰慧的李克強，就十分有意帶引栽培。
李奉三喜歡文史，又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結交了許多朋友。每逢家裡來客人或出去拜見朋友，李奉三都不忘把閒在家裡的李克強帶上，讓他沐浴在知識談吐的春風裡。
「文革」中，父親李奉三常帶著李克強與供職於安徽省文史館的國學大師李誠談文論道，李奉三與李誠談詩論文，相互唱和，兩人常從上午一直談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邊的李克強常常為他們吟詩時抑揚頓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詩文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動。
少年的李克強聰明好學，天賦過人，使得李誠將其視為門生，諄諄教誨，向他講授中國的國學、治學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時還認真地給他說文解字。
此後，李克強常來李誠家聽他說文解字。李誠則不顧體衰視弱，常給李克強開讀書目錄，就文風、為學和持身處世都給以諄諄教導。他要李克強讀《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國史，並給李克強整段整段地背誦《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文選。李誠家有藏書一萬餘冊，「文革」中沒有受到衝擊。因此，每當李克強聽完李誠講授後，總借回一書包的書回去讀。
李克強每有看不懂或聽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語調給他講解。有時還專門給李克強講授唐詩，一天講一首，而每講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時的時間來旁徵博引，幾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詩都使李克強渴望知識的心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和滿足。
「文革」時代，搞五年制中學學習課程，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學子荒廢了五年，而李克強則在這段時間裡扎扎實實地打下了文史等知識的基礎。
李誠在「文革」末去世，其時李克強正在安徽鳳陽插隊務農，沒有能回合肥去奔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五日，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在《安徽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追憶李誠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憶了與恩師交往的點點滴滴，「李先生每天總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釋卷。或執筆圈點，或頷首低吟，日復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強對李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先生有著「吃冷豬肉、坐熱板凳」的治學態度，有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嚴謹原則。李誠的言語品行穿越了李克強的青少年時代，使李克強也通曉古今詩書，對他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到鳳陽東陵大隊插隊落戶
一九六九年，毛澤東發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把大批在城市裡失學及失業的青少年，統統搞到農村邊疆去務農。實際上是「文革」把中國的經濟搞到了快崩潰的邊緣，只能搞逆向倒退式的反動經濟，用拉低城市發展來擴大農業生產人口，全方位地降低全國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這波知青上山下鄉大潮中，可以看到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經歷中的一些有趣的共同現象。
以李克強和習近平而言，兩人家庭都是中共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背景。李克強的父親李奉三算是中級幹部，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則是開國元勛、高級幹部。儘管級別有高低，但都想方設法讓孩子到自己曾經搞過革命的地方去插隊。說白了，這種中國式的投親靠友隱含著傳統的人情關係，希望孩子在鄉鄰鄉親、戰友部下等構織的關係網中得到照顧，得到有利於發展的成長環境，也是父母對孩子的拳拳之心。
一九七四年三月，李奉三與李克強商量後，與鳳陽縣老關係聯繫，決定讓李克強到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現東陵村）去插隊落戶。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這首自明流傳至今的民謠，道出了鳳陽的貧窮。
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原是朱元璋給皇親劃建的陵園和祭祀廟宇，經幾百年動亂的風雨衝擊，陵墓早已被盜被掘，廟宇也早改成學校和民居，一片荒蕪破敗，早已沒有了當年皇陵的氣象。
李克強與一批知青初到東陵大隊，連住房也沒有，只能先借住在老鄉家，據一位現住在東陵村的李東林老人回憶：「當年李克強下鄉時，還是十多歲的青年，非常有熱情，非常有幹勁。當時一幫青年到了村裡，因沒屋住，李克強就與學生及當地村民一起到附近的山下搬石頭建屋，李老伯當年就與李克強一齊在山上搬過石頭，一齊建過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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