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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第二章 在北大紅如火的青春歲月
摘自第二章 在北大紅如火的青春歲月
一、被北大招生辦破格錄取
填志願時的猶豫和出格
有關李克強仕途的一個版本說：「從插隊下鄉，到農村入黨，再到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然後當上『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這些都是李奉三為李克強安排好的仕途，甚至李奉三還準備讓兒子做鳳陽縣委書記。」
在中共人治為主的官場裡，這個版本的說法有它合乎邏輯的道理。但事物的發展，畢竟不是直線的，有客觀條件的制約，更有主觀意識的能動性，在有時起著決定性作用。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二代強人鄧小平在「文革」後第三次復出，主管國務院的文教工作，這位敢撥亂反正的強人拍板決定恢復高考。李克強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決定立即開始複習，準備趕考。總而言之，李克強決定中斷在仕途的暫時發展，渴望進入高等學府學習。
李奉三知道了兒子的這個決定，很支持。馬上給他寄去了高考複習資料和課本。
在勞動之餘，李克強起早摸黑地抓緊時間自學和複習。
但在如何填寫報考志願校時，李克強有過猶疑。李克強後來回憶：「在填寫高考志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為那裡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
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願填寫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安徽師範書院）—據說在師範學院讀書是不必付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制的嚮往，於是又在第二志願的欄位裡填下了北大。」
被北大破格錄取的真相
當然，這是一種出格的填法。但從李克強填寫高校志願一事中可以看到李克強與胡錦濤在思考和處理問題時有相似性，很現實且理性。據胡錦濤在泰州中學的同班同學蔡志強說：「胡錦濤主科成績雖然都在九十分以上，但還不算全校最頂尖的。」他又指出，「胡錦濤的體育雖然差些，但乒乓球打得很好。」
因此，胡錦濤的數學老師葉鳳梧在指導胡錦濤填高考志願時，對一心想進清華大學的胡錦濤說：「根據你的平時成績狀況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為小業主），雖然可以報考清華，但選不到一流的科系，因為他們對考試成績及家庭出身要求很高。」葉老師建議他報考清華二、三流的科系。胡錦濤回家把葉老師的話告訴父親胡增玉，父子都覺得言之有理，就選報了水利工程系河川樞紐電站專業。根據一般人普遍的看法，這是一個畢業後需要深入邊遠荒涼地區做野外作業的專業。要經風霜雨雪，生活極不安定，不是一個熱門的學科，報考的人少，考上的機率也較大。
胡錦濤果然如願考上了清華大學，奠定了日後飛黃騰達的平台。日後，胡錦濤大力擢拔李克強或許也有性氣相通的原因吧。
而李克強報考高校那年，是「文革」停止招生達十餘年後的首次，也是中共建國以後競爭最激烈的一年，考生約有五百七十萬人，錄取比例是二十九比一，他擔心北大錄取分數線太高，儘管心儀燕園，只作為第二志願備選。
雖然這對北大有點不恭，安徽師範學院畢竟是個二類乃至三類的地方院校，但跳出農村求學是那個時代插隊知青最大的夢。
緊接著，是難熬的等待。二十天、十天、五天??高考錄取通知終於收到，懸了多日的心終於放了下來，讓李克強興奮的是，自己被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法律系錄取，這在鳳陽轟動一時。
一九七七年底，李克強榮幸地成為「七七級」的一員。後來，李克強回憶：「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權，它沒有計較我這幾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李克強的說法有點含糊的謙遜。而事實上，當年那個以意識形態為取向的中共高教部是以「分高學優、根正苗紅為當年法科學生的選拔標準。儘管政治氣候回暖，開始解凍的法科仍是絕密專業，頗有『陣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絕密』字樣，軍人、農村支部書記、中小學教員、地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北大法律專業聚集了又紅又專的各路英雄」。
李克強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本人又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和「安徽省學習毛澤東思想先進個人」，政治資本雄厚，是進北大的重要因素。再說李克強高考成績也不錯，是達到了北大要求的又紅又專的標準了。
北大招生辦這一破格錄取，為打破中共領導人大部分出於清華和理工名校這一金箍魔咒解了套。李克強是中共第三代至第五代領導人中，以北大法學專業學歷進入中央政治局政常委和總理接班人的第一人。
中國政壇素有「大清王朝（指清華）北大荒」之說。現在這一說法正被改寫。隨著中國民主與法制的進步，中國今後應該有更多政法和文商學科的人材登上大位。
二、追隨名師為「黃埔一期」驕子
各路菁英雲集一堂
著名的《南方周末》曾介紹過北大法律系七七期的「這個大家庭」，「高考前相當一批人已經像高爾基（Maxim Gorky）那樣讀完了『我的大學』。李克強、何勤華當過基層黨團組織幹部，陳興良高考前是縣公安局的文員，姜明安、王紹光、武樹臣都是中學教師。
『這個大家庭』成員多數是『誤打誤撞』走上習法之路。何勤華想上復旦哲學系，結果被提前錄到北大；郭明瑞報的是吉林大學考古系，也沒能如願；王紹光的第一志願是美學，沒有上成；陳興良在一篇懷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稱自己也沒有將法律作為第一志願；周振想報的是中文系，後來轉系未果。
正是在這種特別的環境裡，相互之間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使北大法律系七七級形成了獨特的精神氣質。『一個學習的集體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王紹光坦言，本科期間他從同學身上學到的東西，對自己日後的影響更大。」
勤奮苦讀師從名師龔祥瑞
儘管北大法律系七七級這批未來的共和國菁英，早就在社會大學混出點名堂了，但外語基礎及專業知識課水平還是很差或一片空白。
據現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在《法制日報》撰文回憶：「由於這一代人的小學、中學都在『文化大革命』度過的，沒有外語的基礎，所以李克強入學時的英語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奮，自己製作一個小本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看到英語單詞認識了，理解了，就翻過去；不認識或者還不太記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釋。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正是由於他抓住了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時間，拼命苦讀英語，因此，沒過多久，李克強的英語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後就開始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了。」
「李克強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學習異常用功。沒有課的時候，一早就離開宿舍，吃好早飯就去圖書館，除了出來吃中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才離開。」
北大法律系擁有良好的師資和設備，名師中最著名的當推學貫中西的憲法行政法學家龔祥瑞。龔祥瑞早年專治政治學，曾赴英國深造，對西方政制、法治有親身體會，兼具政治學與法學的素養。《中華兒女》的文章指出，「聰明勤奮的李克強很快成為龔祥瑞的得意門生。李克強也崇拜兼具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學素養的龔祥瑞。」
「文革」期間，公檢法被砸爛，憲法淪為廢紙。教學中一些老師對憲法話題則噤若寒蟬。然而，龔祥瑞在課堂上暢談民主憲政真義，讓李克強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在龔祥瑞那裡，李克強知道了何謂真正的自由主義和憲政精神。龔祥瑞主張，憲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權力機關也必須遵守。在憲法之上再也沒有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確領導」。龔祥瑞告訴李克強他們，憲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對於剛剛經歷過「文革」的李克強來說，這些憲政主張猶如石破天驚，也讓他熱血沸騰。在龔祥瑞的引領下，李克強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
在校期間，李克強已經在學術上嶄露頭角，曾經提交一份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資訊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同時也得到龔祥瑞的好評：「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與此同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列印，作為教學的參考資料。
當時，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湧動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並且向社會領域侵襲，電腦科技也在與法律聯姻。龔祥瑞認為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於是便草擬了一篇文章。
但同時又以為自己的學生作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為此，他把文稿交給了得意門生李克強，並要求他作補充及至修改。
李克強後來撰文回憶：「大概因為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為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後當即認可，並把我和他的名字並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誌去發表。
當時的法學雜誌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願意很快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有龔先生的名字。」李克強感慨地寫道：「在北大，學生與先生所具有的某種平等關係，是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真理的崇尚。面對知識與真理，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師道。」
「龔先生講的比較憲法，很多內容都和比較政治相關。」李克強對政治學的興趣和龔老先生的啟發直接相關。北大法律系七七級的八十二名學生中多有比較憲法和西方政治的熱衷者，在課堂上，龔先生的家裡，都是他們討論、研習的場所。
姜明安時常憶起那段時光。在龔祥瑞家的小庭院裡，幾個人一起討論歐美政制，「龔老師自編的教材，往往會指定一個人作報告，其他人聽完後點評。」姜明安說。
龔祥瑞主張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有些主張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龔老對「責任」的講解：「你必須完成交給你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解釋原因。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府必須完成人民交給的事，如果無法完成，必須向人民解釋原因，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政府。」
在龔祥瑞的影響下，姜明安開始「拋棄」了馬諾辛（?. ?. ???????）的《蘇維埃行政法》，轉向詹寧斯（Ivor Jennings）的《英國議會》（Parliament）、戴雪（Albert Venn Dicey）的《英憲精義》（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Constitution），並在一九八一年開始自學英語。李克強、陶景洲也漸漸著重轉向外國憲法和比較政治的學習。他們幾人幫助龔祥瑞翻譯了《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教過七七級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楊敦先親切地稱呼當年八十二位法律系學生為「黃埔一期」。楊敦先回憶說，「黃埔一期」思想活躍，「一般學生不能比」。楊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強，他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治制度的互動。同學之間的討論也相當積極，同學陳興良說，他到人民大學讀研究所後，偶爾也會回到北大和李克強討論相關的理論問題。一九八二年一月，「黃埔一期」畢業，李克強等二十七位學生被評為北大優秀畢業生。
一九八二年畢業留校擔任北大團委書記後，李克強仍然師從龔祥瑞，專攻外國商法，寫出過經濟論文〈經濟改革中市場的法律控制〉，翻譯了《改進法律機制以適應經濟的發展》，並在龔祥瑞指導下，與楊百揆、劉庸安翻譯了英國著名法官丹寧勳爵（Baron Denning）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該譯著由群眾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而李克強是該書第一譯者。
在翻譯《法律的正常程序》時，英國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詞語，既難懂且難譯。一天，李克強遇有一詞，實在弄不通，恰好因為參加校外一次會議，與國學大師季羨林同住在西苑飯店，就向季先生請教。季羨林先生當即做了回答，但同時又說：「你可以先這樣。」李克強當時還不理解他說的意思，當天晚上又發現季先生沒有住在飯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強說明了這個詞的由來，多種含義解釋得十分詳盡。「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因為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當晚認真地查閱了這個詞。也許，季先生並不是一定要向我傳授某種知識，他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詮釋著『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含義。」多年之後，李克強回憶起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來，馬石江把自己帶入了共青團事業的工作之中，而季羨林讓自己懂得了如何為學與處世。為此，「馬（石江）季（羨林）」兩師同樣讓李克強終身難忘。
帶職攻讀碩士與博士
有人說，李克強總能先人半拍。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他就讀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強當過知青，知道農村經濟凋敝，每到年初許多地方就鬧「春荒」，沒有飯吃農民就成群結隊出去討飯。在讀北大在職研究生時，他關注中國農村經濟。一九八八年，他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指導老師是經濟學家蕭灼基。後來，師從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一九九五年拿到博士學位。
而今，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二樓展廳陳列著該院前院長厲以寧的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為《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為厲以寧與他的三名弟子合著。那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厲以寧把李克強、李源潮、孟曉蘇三位在職博士生以前的碩士論文整理成一本書，並為書的其他章節作了補充，加上股份制的內容，定名為《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當年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後，備受經濟學界關注。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本書的所有論點後來完全被認同，漸漸變為正在實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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