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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馮建三
又見國王穿新衣。不過，這一次，他倒是真的披了新衣，一件叫作「文化賄賂」的新衣。請就近取譬。
1992年6月一日，行政院長郝柏村在文化復興總會發言，表示電視之低俗化，讓人憂心如焚。聽聞此言，李登輝總統當下擊掌：府院的共識，就在電視文化必須改進。6月2日，眼見東家震怒，三家電視台高層主管連聲允諾：果真如此，斷無坐視的理由。然後是8月28日與9月10日，大概是打鐵趁熱的意思，總統府主控的文復會成立了「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行政院也將審議一年有餘的所謂「公共」電視的草案，移送立法院。最高潮是10月10日，李登輝的國慶講詞赫然出現「今年慶祝國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文化』為主題」的詞句。
這倒底是怎麼一回事？有句台灣的閩南俗語說：「打人喊救人。」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黨政軍官僚體，非但創造了「經濟奇蹟」，兼且必須為今日台灣的文化負責大半、更是電視文化的始作蛹者。台視的最大股東是省政府、中視是國民黨，華視則是行政院的國防部與教育部，如今黨政軍得了便宜，以電視作為政治教化、以電視作為搖錢巨樹三十年以後，竟然煞有介事、信誓旦旦地口出誑語，想要革電視的命。
真能革電視的命，倒是順從民意的表現；問題是，執政黨內部得有這種認識的人，如果有，也從來不是實權人物。再「笨」，百年老店的國民黨也不肯高舉石頭砸自己的腳。那麼，為了什麼掌握實權的要人，口沫橫飛地數落電視？
政客口是心非、惺惺作態，原本不值哂笑。但關於電視的表裡不一之言論，略有不同，它不再只求消極地文過飾非，這已經是行使文化賄賂的積極表現：往後回溯，這樣的言論等於是替已經存在的文化賄賂現象，追加認可其合理性，向前使勁，它表白了替即將發生的文化賄賂現象，預作準備的企圖。
要言不繁。既是賄賂，則受益人數必定不多；既是賄賂，則必然符合行賄者的利益。請看台灣第四台與衛星電視，雖然發達，但至今最多總是都會、總是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玩意兒，而除了1992年5月以來，亞衛中文台開始對於三台略有廣告的襲奪之外，掌握三台的國家機器並沒有多少損失。再看預定於1994年，開始以自有頻道播放節目的所謂公視，如果9月10日移送立法院的草案未受有效挑戰，則其經費將取自納稅大眾的荷包，非但無損三台分毫，國民黨更是因此能夠化公視為政府電視，播些品位稍高的節目，淡化中智或中產階級批評電視低俗的情緒。
然而，冠冕堂皇的辭令，掩不住衣衫盡去的敗相，又豈只是台灣國家機器的獨門把戲？1992年8月末梢抵台訪問三天的柴契爾夫人，在長達十一年的英國首相任內，號稱振興了英國經濟。但實況遠非如此。對於這位英國政壇空前絕後的人物，本書另以三組文章，勾勒她的個性、她的施政過程對於文教傳媒等等所刻下的印痕，以及她的楚歌四面而終至黯然下台。透過這些文章，希望能夠揭穿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外裝，看清楚英國保守黨跳完脫衣秀之後的真面目。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現有社會關係的網脈下，凡是金光閃閃的，如狀甚引人入勝的科技產品、風光的（運動）明星、英語、後現代、資本主義的勝利（與社會主義的衰敗）、國際化、全球化的美名等等，恐怕都禁不起脫衣秀的考驗。前列二大類別、四組文章以外，本書另有五組文章，目的與它們相同，不外乎在脫去社會現象表徵於媒介符號的浮華外衣，還其本然面目。最後一組文章，希望能夠交待一個意思：前景是明是暗，無人知曉，但人在江湖，見不平而不鳴，難道可以嗎？
1992年6月初履香港，尾隨程之行與陳世敏教授走進《新聞天地》雜誌社的辦公室。不足十坪的斗室，但十七、八年前。我卻因為讀了許多在這裡出版的文集而決定投考新聞系，作個記者。羅素說，不少偶然事件，影響了個人歷史的進展。彼時不經意在書坊買了新聞天地的文集，將我導進了新聞這一行，大概可以說是這個說法的一個小小佐證。
現在，我的專職不在大眾傳播業界，但這些文字總歸是為報紙而寫，多少算是滿足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綺思幻想。1987年末，偶然相見於政大社會資料中心，許國賢與李祖琛逼我寫就年度評論專文：1988年夏季回到英倫的李斯特，初掌副刊、幹勁十足的顧秀賢，使我從半推半就、欲寫還休的靦腆狀態，轉成專注的文字工作者；金恆煒隔海邀約，讓我這個先前是《當代》的讀者，成為作者；1990年秋天回國，楊澤、劉克襄與顧玉珍交叉供應寫作空間。我想借用這個機會，簡錄自身的文字工作歷程，也向因此而結識的朋友與山友，表達謝意與珍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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