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認與平等之間： 思想視角下的「馬華問題」(KA01124)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quality: "Malaysian Chinese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ughts

類別： 社會學
叢書系列：知識叢書
作者：許德發
       KHOR TEIK HUAT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07日
定價：580 元
售價：458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84頁
ISBN：9786263358522

【導讀｜內文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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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本書主要整理、修訂與結集自筆者於2006至2016年十年間所寫就的有關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想與文化論文。2006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提交博士論文後回到華社研究中心復職，筆者有幸參與了《馬來西亞華人與國家建構》研究計劃，是以，開始圍繞著相關議題撰寫了這些原本都是獨立的單篇論文。其中在這十年間發生的政治發展，尤其是2008年大選之後所牽引出的問題與爭議亦成了本書思考的面向，形成了本書的思考既是歷史的，亦是現實的。然而，這些論文都是在同一個思路與關懷下撰寫的，甚至中心思想亦離不開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核心問題，並嘗試追尋問題的基本根源，及探析在這一問題脈絡下華人社會文化的限制、型態與社群建構及發展的軌跡。這裡所謂的問題，其實是猶如林毓生教授所謂的「問題叢聚」（problematiques），即不是單一的問題，而是指謂一連串或一組相關相扣的問題（林毓生，2019: 420）。也就是說，本書各章節基本上可說是相關問題的開展、或側寫或綜論或橫述，但背後的關懷是一貫的，即便思路與方法也是相同的。首先，這裡有必要對本書各章思路與研究途徑略作闡述。

一、危機意識、「平等敘述」與「馬華問題」的根源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現代重大變遷，始於二戰之後。馬來民族主義的崛起、國共內戰及中共上臺、緊急狀態及獨立解放運動以至獨立建國之發生，大體都形塑了華人乃至整體馬來西亞的當下。對筆者而言，身處於馬來西亞，這幾乎命定了吾輩必須思索「馬華問題」、為其糾結，甚至這是跨代華人的共同命運。因此更具體說，本書所收各章大多雖成於過去十年中，但許多思考則遠自於作為一介普通華人與生而來的日常處境，是一種來自於對自身生存語境的感受與自省。

從歷史角度來看，自一九五○年代馬來西亞華人進入獨立運動時期之後，那種「感時憂國」的精神逐漸發展成了馬華社會的初始性格，「憂患意識」也變成了一種永恆的基調，甚至於貫穿了華人社會自獨立以來的各種大小事件。張灝曾經在一篇演講中談到近代中國人的「危機意識」與危機發生的時間節奏有關（張灝，2002年4月27日）。他指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一種「慢性病」，他們十年、二十年來一次，主要目的是經濟上的榨取，不是領土上的掠奪和軍事上的佔領。但是到了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慢性病」卻驟然變為「急性病」。具體到馬來西亞華人而論，自獨立以來，其社會一直是一個不斷受挫的群體，置華人社會於不利與存亡窘境的政策與事件接踵而至，這表明華人社會危機的速率也是相當高的。在面臨這些繁複叢生的危機時，一股不安的情緒一直都在社會中流動，也使得這個社會總不能完全安頓下來。然而與「危機意識」的頻率快速的情形相悖反，「馬華問題」之解決卻呈現出一種「慢節奏」的態勢，甚至於問題又有不斷深化之勢，新舊問題相互迭現交集。

實際上，獨立前華團領袖劉伯群針對憲法制定的疾呼最能反映這一「危機意識」，他當時高呼：「全馬華人已面臨了最後關頭，如不及時爭取，恐已無機會了。」這是劉氏在華人團體會議上議決遠赴英倫爭取憲法平等時所說的話。據當時的新聞報導，華團會議已深知他們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

經過冗長時間之討論，（會議）乃認為目前本邦華人已面臨了生死關頭，非從速派出代表團赴英向英廷力爭平等待遇不可。為了我們下一代，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非力爭不可。（馬團工委會力爭憲制四大要求 ?派代表團赴英請願 鄭重聲明馬華公會僅為普通政黨 不能代表全馬華人公意，1957）

所謂「生死關頭」深切道出了他們心中的焦慮與緊迫，這一英倫之行可謂乃華人社會嘗試從根本上解決族群不平等問題，但最後以失敗告終。以上這一會議言辭值得加以援引（本書也一再引述），因為它標誌著現代華人社會沿襲超過半個世紀之「危機敘事」的最初表述，而且也揭示了華人危機意識的根本核心源頭——即「平等」仍是未解決的優先問題，自此亦形成了華人的「平等敘事」。「馬華問題」之大者，實際上即是「族群平等」問題，並由此延伸至自身社群之文化與社會建構的困擾。可以這麼說，從獨立憲制談判與政治博弈開始，國家（state）與華人民間社會之間的代溝日益增大，這是「馬華問題」叢聚的另一面向。獨立至今數十年中，華人命運多舛，遭際叫人太深沉，國家卻始終未能改弦易轍，華人的危機心態也一直在沉積之中。尤其是1969年五一三事件遭遇流血教訓之後，華人的危機意識可謂達到了極點。

步入慘劇之後的一九七○至八○年代，華人大體已知「可為者」已不多，然而伴隨著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政策、大學名額制、工業協調法令等一系列不平等事件，卻是華人社會一場又一場或許不到「壯闊」，但絕對是「激情」的政治與文化運動。在這二十年間，華人社會從徬徨到反叛，1經歷了全國華之提倡、兩線政治的追求、華團參政等，但明顯的，整個七○、八○年代的實際政治實踐結果並不理想。著名政治學者何啟良當時即指出，「八○年代開始，更有種族兩極化現象的產生。許多分析家以為，即使2020經濟宏願能夠如期達致，國內種族權益的不平衡狀況似乎在可預期的未來不可能扭轉，華裔公民的地位亦不會有多大正面的改變；反而，各種跡象皆顯示了大馬華人政治邊緣化的趨勢」（何啟良，1994: ii）。一九九○年代以後，從華人對人口比率急速下降的焦慮反應可知，華人的危機意識猶在，但形勢比人強，華人已經察覺自身的「無力回天」。與1969年以前興起的反對政治與左翼政治狂飆相比，華人對政治喪失了比較積極進取的態勢，並轉向一種消極的「認命」意識。經歷大半世紀之後，一般華人在政治期待上趨向於保守、悲觀，甚至移民、出走，據鄭乃平指出，獨立至一九九○年代已有上百萬華人移居他處，相當於今日華人人口的約15%強。2許多人大概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感受到華人社會這股或許可稱為「前所未有」的「大局底定」情緒，他們深刻懷疑自身在馬來西亞的前途。當然，自2008年三○八的「意外選情」至2018年五○九「意外變天」之間，華人社會從意外、低沉到興奮的循環中似乎有了命運的轉折，但2020年之希盟「意外倒臺」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點，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