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馬飛起來──物聯網之父創新與思考的9種態度(BED0230)
How to Fly a Horse: The Secret History of Creation, Invention, and Discovery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職場關係
叢書系列：NEXT
作者：凱文．艾希頓
       Kevin Ashton
譯者：陳郁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6年03月25日
定價：380 元
售價：300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84頁
ISBN：9789571365664

【走到死胡同時，請再自問「還有沒有別的可能？」／翟本喬（和沛科技創辦人）｜鼓掌或巴掌？──忠告文藝青年／紀大偉（作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打破超級英雄的迷思／鄭國威｜一個創新者的肺腑之言／郭耀煌｜1 ｜伍迪．艾倫的小金人】

▼  1 ｜伍迪．艾倫的小金人

2002年春天，伍迪．艾倫（Woody Allen）做了一件生平沒做過的事，他從紐約飛到洛杉磯，打上領結，出席影藝學院的年度盛事──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伍迪．艾倫已經得過三座奧斯卡獎，提名其他獎項達十七次，包括多次入圍最佳劇本，但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頒獎典禮。2002年，他的電影《愛情魔咒》（The Curse of the Jade Scorpion）一個獎項也沒提名，但他卻來了，全場觀眾起立鼓掌歡迎。他為一段以紐約市為場景的電影集錦短片做引言，鼓勵導演們無畏幾個月前紐約遭遇的恐怖攻擊，繼續創作。他說：「為了紐約市，我願意做任何事。」

為什麼伍迪．艾倫對典禮如此敬謝不敏？他總是半開玩笑地回答──兩個最尋常的藉口，一是典禮當晚幾乎都有一場精彩的籃球賽，以及他每個星期一都必須在艾迪．戴維士（Eddy Davis）的紐奧良爵士樂團吹奏單簧管。這些理由都不是真的，真正的理由是，他有一次解釋過，他認為奧斯卡獎會削弱他的作品品質。
「整個頒獎的概念就是愚蠢，」他說，「我沒法忍受讓別人來評斷我，因為當他們說你應該獲獎，你就接受，那麼當他們說你不應該得獎時，你也得接受。」
還有在另一個場合，他說：「我覺得獎項是偏頗的，人們可以說，『噢！我最喜歡的電影是《安妮霍爾》（Annie Hall）。』言下之意是，那部電影最好。可是我認為電影不能這樣評斷，除非是田徑賽，有個人跑得很快，你看到他跑贏了，這沒問題。我年輕時贏過田徑賽，感覺很棒，因為我知道那個獎是我應得的。」
不論驅策伍迪．艾倫的動力為何，總之不是獎項。他的例子雖然極端──其他入圍奧斯卡獎的編劇、導演與演員幾乎都會參加典禮──卻突顯了一個重點：獎賞不一定是創作的紅蘿蔔，有時候，甚至反而造成限制或傷害。
動機從來就不是單純的事，我們受許多動機驅使，有些很清楚，有些不易察覺。心理學家奧克斯（R.A. Ochse）提出創造的八大動機：追求專精、不朽、金錢、認同、自尊、創造美好事物、證明自我，以及發掘潛藏的秩序。有些獎賞源自內在，有些則來自於外。
哈佛心理學家亞瑪拜耳（Teresa Amabile）研究動機與創造的關係。在她早期的研究中，她懷疑內在動機有利於創造，而外在動機則適得其反。

伍迪．艾倫回避的外在動機，是他人的評斷。詩人普拉斯（Sylvia Plath）承認自己渴望得到所謂「世界的讚賞」，雖然她發現這只會使創作更加困難：「我希望我的作品很好，獲得肯定，但很諷刺的，這麼想反而讓我動彈不得，破壞我『為創作本身而做』的單純努力。」

在一項研究中，亞瑪拜耳要求九十五個人做拼貼畫，為了測試外在評價在創造過程中的角色，她告訴某些受試者：「我們延請了五位史丹佛藝術系的研究生，他們會仔細評量你們的設計，提出優點，同時批判缺點。我們會寄給你每一位評審的評語。」其他人則沒有收到任何有關評審的訊息。

事實上，所有的拼貼畫都由一組專家從多方面進行評審。預期將受到評審的作品，明顯比較缺少創意，他們對自己完成作品的興趣也比較低落。普拉斯稱為「單純努力」的內在創造動力，已經被抹煞了。

亞瑪拜耳在第二次實驗中，加入一個新的變數──觀眾。她將四十個人分成四組，再告訴第一組，將有四名藝術系學生在單向鏡後觀看並評分；告訴第二組，會由一群在別處等待的藝術系學生評分；告訴第三組，鏡子後頭的人正在等待另一場實驗；她完全沒有向第四組提到觀眾或評分的事。結果第四組是最有創意的一組；其次是不知道有評分，但知道有人在看的第三組；再者是等著被評分，但沒有觀眾的第二組；而顯然最缺乏創意的，就是既被評分也被觀看的第一組。被評分比不評分的小組顯得更焦慮，而焦慮越多，創意就越少。

接下來的實驗，亞瑪拜耳改用寫作代替視覺創作。她告訴受試者他們將參加寫作研究。和上次一樣，分為四組，有些接受評量，有些不會，有些有觀眾，有些沒有。亞瑪拜耳給他們二十分鐘寫一首以愉悅為題的詩，同樣有一組專家最後會評審，並依照創意評分排序，結果仍是相同的。此外，沒有被評分的小組表示，他們對作品的滿意度較高。預期被評分的小組則說，寫這些詩就像在工作。

亞瑪拜耳的研究，證實了伍迪．艾倫回避奧斯卡的原因。艾倫高中時也翹課，大學時休學，缺席頒獎典禮，就他而言，是免除外在影響的可能危害的一種方式。

伍迪．艾倫窩在他紐約公寓角落的一張小桌子工作，用他十六歲時買的酒紅色奧林匹亞SM2手提式打字機，在黃色法律用紙上創作出許多電影劇本。他說：「這部打字機依然堅固得像部坦克，花了我四十美元，我想。我的每一部劇本、每一篇《紐約客》的文章，都在這部打字機上完成。」

他在打字機旁放了一個小型的Swingline釘書機、兩支棗紅色起釘器與剪刀，實際上他還會剪貼，或者說剪訂──把稿子剪下，釘到另一份草稿上。他說：「我有很多把剪刀，還有這些小釘書機。每當我寫了一個好的段落，我會把這段剪下來，釘上去。」

結果是一團亂，就像一本剪貼簿，每張紙要不是用釘書機釘在一起，就是滿布釘書針被拔起的孔痕。這一團亂的上頭，是用11級的Continental Elite字體，只有打字機色帶才有的灰黑色打出來的電影劇本。每一本幾乎都是賣座保證，而且可能順便會贏幾個伍迪．艾倫避之唯恐不及的獎座回來。

1977年，其中一本破爛的黃色剪貼簿最後拍成了《安妮霍爾》，他覺得拍得很糟：「影片完成的時候，我一點也不喜歡，當時我找聯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的人談，如果可以不對外發行，我願意無酬為他們另外拍一部電影。我當時跟自己說，『在我人生的這一刻，如果這是我能拍出的最好作品，他們實在不應該給我錢拍片。』」

聯美公司最後還是發行了這部電影，他的懷疑錯了，《安妮霍爾》獲得了巨大成功。《奧斯丁日報》（Austin Chronicle）的波卡頓（Marjorie Baumgarten）寫道：「（電影的）喜感、演員表現，以及深刻內涵，皆精準而完美。」

《紐約時報》的坎比（Vincent Canby）說：「這部片讓伍迪躋身歷來最佳導演之列。」電視劇《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的共同創作者大衛（Larry David）則表示：「這部片從此改寫了喜劇的拍攝手法。」
當《安妮霍爾》提名五項奧斯卡獎時，伍迪．艾倫對於得獎的看法首度變得清晰無比，他拒絕出席典禮，甚至不看電視轉播。他回憶：「第二天早晨起床後，我拿起送到我家的《紐約時報》，看到頭版的底下寫著，《安妮霍爾》贏得四項奧斯卡獎，我心想，哦！太好了。」

其中兩個獎項──最佳導演與最佳劇本，屬於伍迪．艾倫個人，但他無動於衷，堅持「奧斯卡獎得主」的字眼，不得出現在紐約市方圓一百英里以內的電影廣告上。

伍迪．艾倫的第二部電影《星塵往事》（Stardust Memories），更顯示出他不在乎外界的讚美。他說：「這是我最不受歡迎的電影，卻肯定是我私心最喜歡的一部。」

單就避免他人評論干擾這一點，不只伍迪．艾倫如此。詩人艾略特（T.S. Eliot）在登上眾人掌聲的頂峰，獲得諾貝爾文學桂冠之際，他並不想要這個獎。詩人貝瑞曼（John Barryman）特來道賀，直說這是個大日子。艾略特回答說：「（這個獎）來得太快，諾貝爾獎是通往自己喪禮的門票，沒有人在得獎後，還能有什麼成就。」他的領獎演說謙遜到近乎是遁辭：

「我開始構思致辭時要說什麼，本只想單純地表達感謝，但要做得恰如其分，卻非容易的事。我明白這是一名文字創作者所能獲得最高的國際榮譽，卻只能說一些陳腔濫調。承認自己不配得獎，等同於懷疑評審委員會的智慧；若大肆讚美委員會，又好像往自己臉上貼金。容我詢問，大家是否想當然耳認為，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我就如同任何人可以預期的，激動、興奮又虛榮，夾雜著受寵若驚的歡欣，又有點惱怒，因為一夕之間成為公眾人物而有些不便？因此，我得試著用委婉一點的方式來表達。我接受這座諾貝爾文學獎，這項榮耀頒發給一個詩人，是肯定詩的價值。今天我站在各位面前，並非個人何德何能，而是作為一個象徵，代表詩在這個時代的重要地位。」

愛因斯坦倒確實躲掉了諾貝爾獎頒獎，這座獎在他的天分早已廣受認可時姍姍來遲，而且不是因為他的相對論，而是另一個更抽象的研究「光電效應」──光是波，也是粒子。他宣稱頒獎典禮當天他在日本有事，不克前往，向委員會致歉後，隔年在瑞典哥登堡的北歐自然科學家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受獎演說」。
演說中，他沒提到光電效應，也沒提到諾貝爾獎。

2 ｜要獎賞，還是要選擇

1976年2月，加州海港城市蘇撒利多天氣乾而寒冷，一棟奇特的紅木小屋俯視著平靜的灰色港灣，門口裝飾著許多雕刻粗糙的動物，水獺演奏手風琴，貓頭鷹吹薩克斯風，還有一隻彈吉他的狗。木屋沒有窗戶，樂團佛利伍麥克（Fleetwood Mac）正在裡頭錄一張專輯，名叫《昨日已逝》（Yesterday’s Gone）。他們的心情陰沉如那天的天氣，氣氛像門口的布置一樣詭異，團員們恨透了這個怪異、陰暗、充斥一堆奇怪動物的錄音間。他們剛開除了製作人，主唱之一克莉斯丁．麥克維（Christine McVie）與貝斯手約翰．麥克維，樂團名字裡的麥克組合，正在鬧離婚。吉他手白金漢（Lindsey Buckingham）與另一名主唱尼克斯（Stevie Nicks）分合不斷，爭辯不休。而鼓手佛利伍（Mick Fleetwood）發現妻子與最好的朋友上床。每一天黃昏，他們縱情於迷幻藥、古柯鹼的盛宴，然後徹夜工作，克莉斯丁稱之為「雞尾酒」派對。

樂團在蘇撒利多撐了幾個月後，拔營落腳洛杉磯。麥克維夫婦和尼克斯分道揚鑣，在蘇撒利多錄的專輯是一團糟，樂團取消門票已經售盡的全美巡演，他們的唱片公司華納兄弟，也延後《昨日已逝》專輯的發行時間。

好萊塢的工作人員用新的技術修復錄音帶，挽救了這項計畫。樂團成員再度集合，聽到成品都很驚訝，那是一張很棒的專輯，非常棒。在蘇撒利多的爭吵記憶給了約翰．麥克維靈感，他把專輯名稱改成《謠言》（Rumours）。

《謠言》專輯在1977年2月推出，隨即大獲成功，盤踞暢銷排行榜冠軍長達三十一週，賣出上千萬張唱片，並贏得1978年葛萊美獎最佳專輯，同時也是美國史上最賣座的唱片之一，比披頭四所有專輯都暢銷。
如何保持《謠言》的記錄？他們在西洛杉磯租一間工作室，花百萬美元，完成一張雙碟專輯《長牙》（Tusk）──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唱片。這張專輯得到一些不冷不熱的評價，在排行榜第四名徘徊了一陣子，賣出幾百萬張，然後便沉寂下來。華納兄弟拿它跟《謠言》的輝煌相比較，說這是一次失敗。音樂界的老手們稱這種現象為「第二張專輯症候群」──暢銷金曲的下一張專輯，花更多錢、更多時間、更多力氣的失敗之作。

佛利伍麥克在錄他們的熱門專輯時，創作力都沒有因當時的情感挫折而折損，他們在焦慮沮喪中創造出好作品。但是成功的盛名遮蓋了期待的荊棘，豐厚利益的背後有著巨大的代價，意味著，為了不辜負世界的等待，注意，世界是需索無度的，必須給出更多。

所有的創作者都會面臨這種危機。做自己想做的事，會做得比必須做的事要好。杜思妥也夫斯基曾經感嘆出版社施加給他的期待：

「我的寫照是，工作讓我飽受折磨。你知道寫作是怎麼回事？不，感謝上天，你根本不知道！我相信你從來不曾接單寫作，大量地寫個沒完，也從來不曾體驗過地獄般的痛苦。收到《Russky Viestnik》雜誌這麼多預付金（嚇人！四千五百盧布），年初時我衷心期望繆思不會離我而去，可以一整年文思源源不絕，最後我能讓每個人都滿意。雖然整個夏天和秋天，我選擇了幾個不同的構想（有些是有創意的），但經驗讓我總是在一開始就察覺每個構想的誤謬、困難或無常，最後我終於選定一個，並開始工作，而且寫了很多。但是到了12月4日，我會全部捨棄。我可以確定，這本小說還過得去，但我完全無法忍受──只是過得去，而不是真的好，我不想要這樣。」

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經驗很普遍。「接單寫作，大量地寫個沒完」，比自主選擇來得沒有創意。

心理學家哈洛（Harry Harlow）是特曼（Lewis Terman，第一章「白蟻」計畫的發起人）的得意門生。特曼對哈洛的影響非常大，他勸哈洛把原本的姓氏「以色列」（Israel）改掉，因為聽起來猶太色彩過濃。哈洛在史丹佛大學接受特曼的指導，拿到心理學博士後，到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擔任教授。他把一棟空建築改造成全世界第一座靈長類動物實驗室，並做了一些實驗，測試獎賞對動機的影響。哈洛用鉸鏈、釘子和細棍做了一個機關，放到猴子籠裡，猴子如果按照正確步驟解開鉸鏈，他會再恢復原狀。一星期後，這些猴子都學會很快地解開機關，幾乎沒有錯誤。實驗的最後五天，一隻猴子在不到五分鐘內，解開機關共計一百五十七次。沒有任何獎賞，這群猴子解題只是因為好玩。

接著哈洛在過程中加入獎賞──食物，猴子解題反而變差了。他的解釋是：「（獎賞）容易干擾，而不是幫助實驗對象表現。」這是個令人驚訝的發現，第一次有人注意到，外在獎賞會減弱動機，而不是增強。
然而這是猴子，那麼人呢？

亞瑪拜耳要求藝術家挑選二十幅自己的作品，其中十幅是接受委託的畫作，另外十幅非委託畫作。一組獨立評審負責評分，比起自由創作，受委託的畫總是被評為缺少創意。

1961年，普林斯頓的格拉克博格（Sam Glucksberg）使用蠟燭題來研究動機。他告訴受試者，依照他們解題的速度，把蠟燭放到牆上，就可以贏得五到二十美元──相當於2014年的四十到一百六十美元。另外一組人則沒有獎金。結果與哈洛的猴子、亞瑪拜耳的藝術家一樣，沒有獎金的那組人更快解開蠟燭題。獎賞對於表現有不利的影響，格拉克博格和其他科學家的後續實驗，仍然得到相同的驗證。

獎賞與動機的關係，並不只是「獎賞削弱表現」這麼單純。除了亞瑪拜耳與格拉克博格之外，有超過一百個相關研究，結果莫衷一是，有些發現獎賞有用，有些則是有害，也有研究的結果是沒有差別。

亞瑪拜耳繼續做了兩個研究，進一步探究及延伸這個主題。第一個實驗中，她要求一群學童看一本圖畫書說故事，其中一半學童說故事可以得到獎勵，玩拍立得相機，另一半則沒有獎勵。她讓學童在說故事前先玩相機，以消除期待獎勵對思考的干擾。沒有獎勵的一組也可以玩相機，但與說故事這件事沒有關連。這些學童講的故事都被錄音，交由一群老師評審。結果很清楚，也符合預期：沒有獎勵的一組講的故事比較有創意。

第二個實驗，亞瑪拜耳加入一個新的變數──選擇。她告訴六十名大學生，他們將參加一項人格測驗才能拿到學分，測驗過程中，研究人員假裝錄影機壞了，無法繼續進行。然後她告訴其中一組，稱為「無選擇─無獎賞」組，他們必須完成拼貼畫來代替測驗。另一組「無選擇─有獎賞」，必須完成拼貼畫，但是可以得到兩美元。詢問第三組「有選擇─無獎賞」，是否可以做一幅拼貼畫，但沒有任何獎金。再問第四組「有選擇─有獎賞」，是否願意做一幅拼貼畫，拿兩美元獎金。為了加強獎金效果，她在獎賞組創作時，把兩張紙鈔放在他們面前。最後全部的作品由一組專家進行評審。這次實驗裡，獎賞果真激發出最有創意的作品──來自「有選擇─有獎賞」組；但最沒有創意的作品，也與獎賞有關──來自「無選擇─有獎賞」組。沒有獎賞的兩組，得分在兩者之間。就創作而言，選擇改變了獎賞所扮演的角色。創意表現最差的那一組，問題顯而易見：他們感受到的壓力最多。

而「無選擇─有獎賞」，正是大部分上班族工作時的實際處境。

（摘自第7章「用熱情當燃料，自由地失敗，經常地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