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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雖然因義士前一趟旅程狀況頗糟，但他也不覺得這趟就平靜無波。所經海岸多半尚未標在圖上，冬季又氣候嚴寒而難料。有時風雪肆虐而酷寒，不過「我發覺我艙房的溫度，因馬地臣先生建議懸掛吊燈後，大有改善。吊燈在窗扉緊閉的室內點了一個小時後，就有了寒冷和舒適之別」。 12 月 24 日，船在泉州灣突然遇到暴風雨，在黎明時分「已轉變成颱風」。潔美斯娜號將最重的錨下至 120 噚的海底。當時雨勢不止，視線極差，加上刺骨寒風，這種令人討厭的天氣一直持續到 1 月 4 日，暴風雨才暫息，氣溫上升到攝氏 16 度，緊接著又有數日的暴風雨，但到 1 月 10 日「陽光普照，寧靜無風，海面平靜如湖。在歷經過去將近一個月的刺骨北風，此刻能在甲板上消磨鎮日，真乃一大享受。」之後的航程也多是同樣的循環和變化。1 月 26 日，潔美斯娜號在福州下錨，做了一大筆生意，「天氣現在非常宜人，昨日大部分時光，我都在岸邊的田野閒晃」。因義士繼續寫道： 我們所見過的中國，沒有一處像這裡這麼發達。階層最低的百姓也身穿棉襖，官吏則著皮衣。我們現在需要一位翻譯，除了我身旁的小廝，別無他人，而他不會說福建話，我願意付郭士立三天一千元的報酬來做此事。 潔美斯娜號在 2 月 5 日駛離福州，在賣光所有鴉片後，趁著東北季風沿岸一路下行，和當日逆風而上完全不同。飛剪船六天就後停靠在零丁洋。
以上僅節錄數段，文字或許談不上優美，但因義士的日誌對中國沿岸的鴉片旅程做了生動的描述，這樣的歷險與其他多次航行相比，可能算是相當典型的實例。以現代標準來看，這樣的小船其實頗為危險，手邊的海圖根本靠不住，天氣又極為難料，沒有燈塔和信號塔，沒有強風特報，也沒有氣象預測，需要融合極大機智、勇氣、技巧、和貪婪，才能航行於廣大的未知海域、與鴉片商打交道，以及躲避中國官吏；雖然潔美斯娜號在最後一項似乎不是很有效。
在航行時，怡和的船隻與位在零丁洋或廣州根據地的通訊，並不如想像中困難，中國舢板隨時往來傳遞郵件，渣甸早在潔美斯娜號抵達零丁洋前，就知道此行頗有收穫。他受到這趟航行的鼓勵，於是再派出另外一艘約翰普卡號（John Biggar），同樣成果豐碩。該船在澳門及其鄰近地區售出價值 59, 000 元的鴉片後，於 1833 年初返回。該年稍晚，約翰普卡號在一位馬凱船長的指揮下，加上郭士立醫生的隨行，再度出航。泉州灣的中國水師看似要找他們麻煩，但這位好醫生知道怎麼對付他們。馬凱船長寫信向怡和洋行報告說： 郭士立醫生穿上最好的衣服（碰到這類的場合他習慣如此），帶上兩艘船壯大聲勢，登船拜訪。他要求對方立刻離開，並威脅要是再敢停泊附近，就將之擊沈。他們立刻逃之夭夭，並強調全因天色昏暗才誤停在那兒；以後我們就再也沒見到他們。……一名中國商人前來，買了四十箱鴉片，付了成交價，貨品則在十五天內提清。……我們幫他把廿二箱鴉片運上岸，並一路護送到這位老先生家門口，他家距離岸邊還有段距離。 馬凱在稍後的信中表示，泉州灣並非理想的停泊處，因為鴉片船太過醒目，中國官吏很難視而不見，默許走私。泉州灣一帶缺乏遮蔽，然而，旅程的獲利度又極令人滿意。馬凱攜回價值 21 萬 4, 000 元的財物，並認為「泉州灣的貿易將為公司奠定根基，雖然中國官吏偶爾會成為麻煩，一如十年前我們在零丁洋所碰到的情況。」
此處摘錄的片段已足以說明，1830 年代中國沿海鴉片走私所帶來的危險、痛苦、樂趣以及利潤。許多別的旅程一定也有相同的經驗。渣甸早就有擴大沿海貿易的想法，在這些成功的鼓舞下，決定以規模更大、更有系統的方式付諸實行。1833 年，英國國會法案終於結束了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的獨佔權，並在次年正式生效。此事已是眾所周知，競爭態勢也將就此爆發。渣甸在 1831 年 3 月 10 日，決定要建造另艘新的飛剪船時寫道： 我們的想法是，東印度公司的特許狀到期後，很可能有各式各樣的投機者加入貿易，這些人只是為了匯兌而不考慮收益，除非是大規模的經營，而且必須搶先對手一步知道消息，否則不值得我們繼續下去。 速度是成功關鍵，在這方面，渣甸充分利用他的知識和資源，當時著名的兩艘飛剪船即是一例。「紅海盜號」（Red Rover）1829 年建造於印度，是模仿著名的戰時私掠船──美國巴爾的摩造的飛剪船「諾夏特王子號」（Prince de Neufchatel）。該船在 1812 年拿破崙戰役期間，曾劫掠不少商船，直到 1814 年 12 月 28 日，才在三艘英國小型驅逐艦的追擊下，被迫向紐芬蘭投降。她被送入英國戴卜特佛（Deptford）的乾船塢，所有的尺寸和細節一一記錄下來，之後歸原海軍軍官、後轉業為商船船長的克立夫頓（William Clifton）所有。克立夫頓在 1825 年加入東印度公司，負責指揮港角貿易船。他得到的結論是，當時的船隻都無法在東北季風下逆風行駛，只有依巴爾的摩飛剪船設計的船隻或許辦得到。如此一來，就有可能在一年內往來加爾各答和廣州灣之間三趟。他爭取到印度總督班特寧爵士（Lord William Bentinck）的支持，班特寧知道，新的航運時刻表將刺激對華貿易的需求，特別是鴉片，這將大大有助於提高印度這方面的收益。
這艘飛剪船由班特寧夫人命名為「紅海盜號」，除了被設計成三桅，其他全是「諾夏特王子號」的翻板。1829 年 12 月 22 日，她在眾人的喝采和 13 響禮砲聲中正式下水。該船排水量 254 噸，全長 30 公尺。1 月 4 日，在克立夫頓船長的指揮下，紅海盜號於孟加拉西部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河口的沙頭（Sandheads）放下該河道的領航員，在領教過季風的威力後，於 2 月 17 日抵達澳門。10 天後，又從珠江口展開回程，4 月 1 日，在沙頭接起領航員。克立夫頓的判斷已充分證實：紅海盜號在 86 天內完成往返航程，而且在 1830 年年底前，又進行了另外兩趟航程。接著立刻調轉頭，期望在 1831 年能有同樣的表現。當紅海盜號在該年春季抵達加爾各答、經歷了來回四趟的航程時，班特寧爵士付給克立夫頓一萬英鎊，作為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對他的酬謝。克立夫頓擁有該船一半的股權，另一半則由加爾各答方面擁有。紅海盜在廣州最早由寶順洋行所代理，怡和是寶順的勁敵，克立夫頓自然也知道渣甸。 1833 年初，克立夫頓建議怡和洋行買下加爾各答另一半股份，結果雙方皆大歡喜。 1836 年，克立夫頓在賺進大約四萬英鎊後決定退休，並把船賣給怡和，於是怡和成為唯一擁有人。紅海盜號在蒸汽輪船時代來臨後仍活躍於海上，她最後一趟旅程是在 1853 年 7 月，由加爾各答出發，自此不見蹤跡，想必是在孟加拉灣口遭遇大風暴而沈沒，全船遇難。
輪船當然註定要取代帆船。早在 1829 年，馬地臣就對輪船興趣十足，馬津德記行之前曾為加爾各答港訂做了一艘蒸氣拖船「富比士號」（Forbes），排水量 302 噸，由兩個 60 匹馬力的引擎推進。 1829 年 1 月她在加爾各答正式下水時，馬地臣人在該城，萌生租用此船把潔美斯娜號由加爾各答拖到中國的念頭。他以一千元打賭富比士號可在一個月內由沙頭駛抵零丁洋。不過，該船出師不利，一開始就在胡格利河（Hooghly）的淺灘上擱淺。1829 年 3 月 14 日，再度出發。富比士號只能裝載 130 噸的煤，潔美斯娜號只好在原有的 840 箱鴉片之外，又加載了 52 噸煤。結果煤量還是不足，到了 4 月 12 日，只剩下 4 天的份量，兩艘船於是分開，富比士號繼續航行，最後靠風帆於 4 月 19 日抵達零丁洋，潔美斯娜號在兩天之後抵達。馬地臣賭輸了，不過潔美斯娜號仍是當年首艘裝載鴉片新貨抵達的雙桅帆船。渣甸為這趟航行支付了一萬元的租費，讓富比士號攜帶一箱匯票返回加爾各答，只要在一個月內運抵，運費將是票面總值的百分之零點五。這艘拖船的韓德森船長（Captain Henderson）最後想辦法達成目標，賺得 5,. 000 元，但他遭遇許多困難，其中最大的是廣州的煤品質欠佳：「有一小部分的煤品質不錯，但至今絕大多數只是石頭，而且由煤在露天運送船上溼透的情況看來，除非烘乾，也著火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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