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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我們已經看到，鴉片貿易自 1810 年代後期便蓬勃發展，孟加拉和印度土邦品種各自較勁，導致價格下滑，消費增加，需求也大增。「鴉片有如黃金」，泰勒 1819 年寫道，「什麼時候都賣得掉」。但鴉片在 1819 至 1839 年間進口數量激增，價格也陡然劇變。這是風險極大的生意。整體的貿易量增加，但是時有危機爆發，涉足其中的商行可能就此一蹶不振。 1819 年 7 月，公班土每箱美金 1, 170 元，麥尼克行開始大量蒐購，囤積居奇；到了次年 2 月，市價漲到 2, 500 元，麥尼克行審時度勢，將之脫手，因為官府重新施行「迫害」措施，造成價格暴跌。 1822 年 3 月，公班土的市價不到 2, 000 元，但同年 8 月再度暴升至 2, 500 元以上，可以賣到幾近 3, 000 元。這次輪到尹沙瑞行進行囤積，但官府再度鼓吹禁煙，造成價格狂跌。1823 年 9 月，公班土跌破 1, 420 元，要不是有馬地臣在中國沿海賣鴉片，該行早已破產。
這種狂起狂落多半肇因於官府不時決心執法。雖然吏治不彰，但鴉片商想要事事買通、擺脫箝制總也有個極限。例如，1820 年，官府便下令寶順洋行的老闆戴維森將鴉片船撤出黃埔，並聲明「送錢亦無用」。那年夏天，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下令，責成行商搜查外人船隻是否藏匿鴉片，並要為所「擔保」的外商負起全責。更糟糕的是，官府突檢時，有艘黃寶石號（Topaz）被查出攜有鴉片。接著，1821 年 8 月，澳門一位名叫阿星（Asee，音譯）的鴉片商因故入獄，他為了報復地方官員，便將帳簿上呈北京，把如何行賄官方的細節和盤托出。衙門受此鼓勵，變得異常熱衷，而行商拒絕為任何船隻「背書」，即使該船僅有部分貨物為鴉片。麥格尼亞克宣稱這是「記憶所及最棘手的一次迫害」。官府所點名的四艘船中，有三艘和馬地臣有關，馬地臣認為離開黃埔是明智之舉，於是將船開往虎門外海的零丁洋島下錨。
顯然黃埔已無以為繼，問題是，到哪找一個安全的基地來轉運「洋藥」。這個問題爭論不休。葡萄牙人歡迎大家選擇澳門，他們早就從印度的殖民港運來相當數量的麻洼煙土在澳門交易。由於葡萄牙船不准上行至珠江，故無法直接交運至黃埔。但是澳門有兩項缺點：如前所見，官府只是任葡萄牙人使用該地，隨時都可能鉗斷交易。1822 年，澳門城爆發革命，一年後才平息，而重掌政權者希望讓澳門只做鴉片貿易，建議每箱鴉片課徵關稅，這筆錢每年大約有二十多萬元，「賄賂中國官吏，以確保他們永遠滿意」。
馬地臣強烈反對此一構想，他寫道： 葡萄牙居留地對中國當局的仰賴，就我們看來，是此計劃中無法克服的障礙。迄今，吸食者不願對中國官吏的剝削屈服時，尚可訴諸廣州和零丁洋的市場。但是，如果照著葡萄牙人的提議及期盼，就如同把鴉片接連不斷地放到中國官吏唾手可得的範圍內，這就很難預料中國官吏可能會貪心到何種前所未聞的地步。 此外還有別的問題。鴉片的供貨量充裕。若是缺貨的話，獨佔市場很容易就能協力出現高價，但在過剩的情況下，「聯手合作的提議可能產生反效果，因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盡可能打開銷售管道，好擴散貨品，刺激消費」。還不止如此，澳門行政部門可輕易用錢買通，他們唯一的法官是由當地居民選出，當時（1825 年）是一名船醫，「你不能假定他懂得多少法律」。要想取得公平正義，就得靠在遠在天邊的里斯本運用影響力。馬地臣的律師在他提出的一宗告訴案中，因承受壓力而改變立場，反而代被告辯護起來：「這是一宗依葡國法律必遭判處流放的案子，可是在澳門從政府以降卻到處受到贊許與鼓勵」。馬地臣所聘請的下位律師，又無端因蔑視法庭而被判下獄，後來才赫然發現，法官竟是其中一名被告的姐夫。最後馬地臣只好放棄，撤銷告訴。渣甸才恍然大悟，澳門當局的「行事原則，完全不能使當地的外國人感到財產有所保障」。因此，利用澳門作為轉運港，顯然毫無希望。
其他的替代方案呢？他們曾認真考慮，尋找一個完全處於中國司法管轄權以外的港口──新加坡或馬尼拉。兩者不但有前述優勢，還有倉儲、保險、逾期停泊費低廉的本錢；但與中國距離頗遠，在 10 至 3 月的貿易季要維持船隊定期逆風往返並非易事。至於馬地臣企圖和沿岸鴉片中心直接交易的做法當時並不全然成功。所以，儘管中國的司法管轄權是個問題，但仍以中國港口為佳。福爾摩沙（台灣）和廈門都曾被考慮，但最終還是選擇了零丁洋島。
零丁洋位於珠江口老萬山水路之內，意為「孤釘」，是一塊隆起高達 610 公尺的山頭，東北距虎門砲台約 40 公里，西南距離澳門約 32 公里。按道理說，它受制於中國官吏的律令，但實際上卻如馬地臣所寫：「有關它可能受中國官吏箝制，我們認為根本是多慮，唯一的危險就是有組織的海盜……，但珠江已多年不見海盜蹤跡」。不過，零丁洋也有缺點。由於在颱風季毫無屏障，保險以及將貨物儲存在三或四艘停泊公用水道上武裝躉船的費用相當可觀。其他還有一些類似的外港停泊處也可使用，譬如澳門外海的金星門，還有後來的香港。零丁洋雖有風險，但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這裡都是主要的停泊港。鴉片在此轉運上「扒龍」或「快蟹」──這是有四、五十名槳手的快船，這群窮凶惡極的蜑家「靠著拳頭或行賄，一路自河口沿江上行至內陸運銷點，再轉由三合會或其他幫派接手」。
「零丁洋模式」並非扭轉 1820 年代對華貿易性質的唯一發展，主要貨源的改變甚至更為重要。原先由東印度公司治下孟加拉所產剌班土和公班土獨佔的局面不再。印度土邦各君主因豔羨東印度公司的厚利，決心模仿，開始自立品牌麻洼煙土，並增產與之競爭；而東印度公司無權管轄印度土邦，也就無法禁止或控制其栽種與製造。東印度公司的政策向來是在自己兩個靠近巴特納城和貝納爾城的工廠實施限產，好維持市場價格，如今這種做法已行不通了。大量生產，低價出售造成東印度公司獨佔的崩解，市場上充斥著土邦的廉價鴉片。其結果便是大量鴉片湧入中國，1830 至 1840 年間翻了一倍，珠江口傳統的管道已不足以因應了。
這種情況使得怡和洋行改採另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即直接運銷至中國沿海。馬地臣在 1823 年曾率先嘗試這種方法，但當時並不很成功。現在，渣甸試了一、兩次之後，於 1832 年秋天決心放手一搏，他雇了艘快船精靈號（Sylph）前往天津以北。洋涇濱英語不足以應付在華北地區進行直接貿易，非得有個好傳譯不可。渣甸選擇了路德派的醫療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ederick August Gutzlaff），他可說是早期對華貿易史上最為特異的人物之一。此人為普魯士裔，極為親英，接連娶了三位英國女子為妻。他能操數種中國方言，包括最難的福建話。若論傳譯，無人能勝過他。郭士立也相信，貿易往來能為「中國異教徒」帶來真實信仰的法門，但問題是哪一類的貿易呢？事實證明，唯有買賣鴉片才有機會達成此一目的。渣甸寫道： ……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公開告訴你，我們以鴉片營生。許多人視此為不道德的交易，但我們殷切期盼，你不要因小而失大。任何船隻想要打平開支，就得要靠這類交易。我們深信，你不會反對在需要你的場合代為翻譯。……你一定很清楚，在我們和中國沿海貿易的過程裡，其他船貨所獲利潤都不足以吸引散商從事如此昂貴的探險。就我們所知，鴉片似乎是唯一有希望能使我們有餘力滿足沿海官吏貪得無厭的貨品。收穫讓勞苦顯得甜美，我們還可以說，收獲使參與其事的人不再感到那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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