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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
本書自初稿伊始，曾歷經多次修訂，四十餘年來，共出四個版本，書名也隨之四度更易。
初版是1957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書名為《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在全國幾個大區印行，前後發行百多萬冊。後來新獲得一些資料，亟思對書稿有所修訂。但1959年後，長期陷於逆境，事有所不能為。此書也受到作者的連累，不再印行。只是1964年到1966年，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電站當文化教員時，曾將全書改寫增訂。「文革」期間，在秦城關了八年，一切陷於停頓。所幸者，全部舊稿，安然無恙。1975年出獄後，仍下放到磨子潭，勞動之餘，得以再校閱一次。1979年1月，回到北京，重返工作崗位，而修訂本也在次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改名為《毛澤東的早年革命活動》。
拙著舊體詩集《龍膽紫集》中有「理舊稿」二首，即略記當時修訂書稿的心情：
少時未免氣縱橫，何畏山高與水深。
往昔珍聞誰敢錄？當今軼事我書成。
言因人廢前朝事，文必風行後世欽。
補缺拾遺九萬字，字斟句酌十年心。
九州文獻盡蒐羅，訪勝尋幽荊棘多。
朝夕伏案如著魔，八年之後又勘磨。
雖云倦矣大性苛，積習猶存莫奈何。
功虧一簣敢延俄，但願不教再磋跎。
詩前有一小引：「得灼姐信，矚速完成《早期革命活動》修改稿，勿功虧一簣。感而賦此。」那時除至親骨肉，誰還同我這個「下落不明」的人通信往來呢！「言因人廢」，指此書市上早已絕跡，聞知有地方在改頭換面出一種版本，想要取而代之，我覺得這是辦不到的。那次修訂，著力排除荊棘，如「獨服曾文正」，《湘江評論》讚賞克魯泡特金等等，這些在初版時曾為尊者諱的，都一一作了分析說明。其實，人總是複雜的，像毛澤東這樣扭轉乾坤、摧毀舊時代創建新時代的人物，更是異常複雜的。把複雜的事物作簡單化的處理，迴避所謂複雜「棘手」的問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也不是對學術工作的嚴肅態度，反而讓人們無法清楚地看到毛一生的曲折經歷。
時序進入 90 年代，由於遼寧人民出版社約稿，我重讀舊作，頗遇到些史實有出入、分析不恰當、文字欠修飾之處；翻閱一些時賢的著作和眾多新得的有關資料，更給我不少新知和啟發。這樣，又回到「雖云倦矣太性苛」，作者要對歷史和讀者負責，應當比十年前的修訂有一個更新的面貌才對；何況自己也非馬齒徒增，這十年間自覺見識稍有寸進。於是勉力從事，修修補補，大小手術，不下數百處，共新增加四、五萬字。新版本於1992年10月間世，易名為《早年毛澤東》。同年稍早（5月）出版的尚有《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一書，也是應遼寧人民出版社之邀而寫的。為此曾重新閱讀有關文獻，包括毛澤東當年讀過的重要書籍。我希望這本書能成為《早年毛澤東》的姊妹篇，庶幾讀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認識毛早年思想發展、成熟的變化過程，並弄清楚其思想的來源。 b詎料未及一年，文化出版界的朋友建議將兩書合為一書，說有此先例。盛情難卻，也為了總結四十餘年來研究早年毛澤東的心得，讓更多讀者了解毛澤東的早年，就答應下來。但怎樣「合二為一」呢？總不能將一碟豆腐、一碟白菜倒在一個大盤中了事，總得將兩碟菜倒在鍋裡炒一炒吧。何況作者還有一些新意想要發揮。說事容易做事難。如果我不是七十五歲的老頭子，而是當年出第一本書時的小伙子，那就會輕車熟路，舉手之勞了。可是，現在不僅老眼昏花，而且常困心衡慮，時感何必多此一舉。這樣，滿案書頁，剪剪貼貼，或刪削或改寫或修補，有時不免顛三倒四，冠履倒易，斷斷續續幾十天，才算將剪刀紙筆放下來。其中甘苦（如果說有甘苦的話），從大疊原稿中，責任編輯會感覺到的；本書的前半部，是大動了手術的。
如今，本書改用現在的書名，即將分別以簡、繁體字在大陸境內（廣東人民出版社）和境外（時報出版公司）印行，我覺得有必要依前一版本序例，將當年發憤著書時，蒐集有關材料的種種情況略作交代： b最早是1949年同第一師範校長周世釗的多次交談，他為我提供了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當年毛澤東給他的第一封信也由我保存過）；此外，熊夢飛參加過新民學會，周南女校吸收一批女會員時照過相，在長沙還可以找到哪些老同學、老會員等等，都是他告訴我的。1950年，他奉召到北京去見毛澤東時，《倫理學原理》原書的保存者楊韶華，將書交他帶與故主，他連忙將書交我一閱。可是，在我手頭只能停留三天時間，我只有將凡有此注之頁全部拍照下來再放大之（那時還沒有複印機）。
這一批放大照片，有的字跡模糊，為了辨明一個字，甚至連續幾天都解決不了（這批照片後來我帶到了磨子潭，1967年，硬被知情的北京來的紅衛兵強行搜走了）。時任一師教務主任的王前，是我武漢大學的同學舊友，他得知老校長孔昭綬家正逢土改時，急忙跑去清查舊檔，竟找出了《學友會記錄》、《夜學日誌》、《一師校誌》等一批最珍貴的手跡資料，全部交給了我，以後他還陸續給我寄過一師的有關資料。李達時任湖南大學校長，我去找他詳談過兩次，他還談到同陳獨秀分手的原因之一是陳的脾氣太不好了，合不來。可惜的是，當時沒有直接找羅章龍談，而是請人去談的，我同羅近年才熟識。由於抽不出時間，韶山也是請湖南者同志梁宜蘇去的，他找到毛宇居，訪問了許多韶山和湘鄉的老人；《講堂錄》、祭母文和幾本有手跡的課堂講義，就是毛宇居交他轉給我的，毛澤東的表兄文運昌保存的借書條子，也是這次徵集到的。省委宣傳部辦的訓練班學員下鄉時，託他們到一些毛澤東早年的友人和同志家中搜集資料，如賀爾康日記、張文亮日記、羅學瓚的明信片等等，是這樣得來的。
張昆弟的日記本，則是從湖南省軍區政治部看到的。1951年易體容到長沙時，特請他作了一次長談。一師的老同學、老會員陳書農、蔣竹如、田士清等人，以及泥木工會罷工的領導人袁福清（時任交通廳長）等，都交談過（有的請人談，作記錄）。彭國鈞、熊夢飛正服刑關押，也派人去問過一些情況，他們寫過材料。《湘江評論》第一期和北伐時期幾張《湖南民報》，是在送造紙廠的廢紙堆中翻找出來的。我還到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庫房中待了整整一天，在積滿塵土的舊報刊堆中，找到《新時代》、《共產黨》及《戰士》（北伐時期湖南省委公開機關刊物）等若干本，這大概是國民黨「清黨」後的劫後餘燼了。
1952年，離開湖南調到北京時，所有上述這些資料原件和全分湖南《大公報》，我都交給湖南省委宣傳部；所幸者，這些文獻都保存下來了。
為蕭子升讀書筆記寫的序言（現名「一切入一」）原件，是周小舟給我的。此件以及我裱裝好的延安《解放日報》兩篇毛澤東寫的社論原稿和他給周世釗、彭友勝（在新軍當列兵時的副班長）及韶山一親屬的三封信，1960年我下放北大荒前，都交給中央辦公廳了。
周小舟、李達、周世釗、王前、袁福清以及上面提到的老同學、老會員都已作古了；周小舟、李達、王前三位是在「文革」時死於非命的。這裡，我向他們一一致謝並致敬，祝他們在天之靈安息。
此書最初的手稿其實成於1952年。1949年南下到湖南時，湖南《大公報》創辦人張平子同我談起，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在該報發表過許多文章，同報社主筆等關係密切。當他知道我對此事極其關注時，即將他珍藏的《大公報》全分相贈。我日夜擠時，小心翼翼地翻揭那些脆薄的舊報紙，找出二、三十篇可以肯定為毛澤東寫的文章。於1951年初，將這些世人罕知的文獻編成《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五十本。可是，受到嚴厲的批評；這類事「有害無益」，並讓五十本全部上交。我那時三十來歲，血氣方剛，索性發憤著書。1952年盛暑，調北京工作的前夜，請假一個月，我終於揮汗寫成初稿。但後來除《中國青年》曾於次年節縮連載外，直到1957年才成書出版，這同當年「史達林問題」反對個人迷信的形勢有關。
在新版本即將問世的此刻，回顧前塵往事及四十餘年來的歷史變化，自不免感慨系之。
1993年10月於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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