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自序 1
毛澤東早年的道路
本書的任務是從盡可能搜集到的資料，來敘述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建立前後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動，及其早年讀書生活。但時間的跨度是從十七歲以前在韶山的歲月開始，直到1923年春前往上海黨中央工作為止，也即是三十歲以前，特別是二十歲到三十歲這關鍵的十年時間。一個人在三十歲以前可說是青年時期，即從人的整個一生來說，一般還未進入成熟時期。可是青年毛澤東是比較早熟的，這同時代和環境有關，更同他本人的好學儲能和刻苦鍛鍊有關。毛澤東的一生，是從他不同凡響的青年時期開始的。現在我們就此作一個簡要的回顧：這個歷史巨人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他的成功和晚年錯誤也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的童年和少年即十七歲以前，是在他的家鄉湖南湘潭韶山農村中度過的。他家祖輩務農，父親是一個識字不多、精明能幹、亦農亦商的富農，只希望長子稍識文墨繼承家業。因此他自幼的身分是小學生兼小長工或小長工兼小學生。作田與讀書，他更好讀書，前後六年私墊，四書、《左傳》等能背誦如流。雖說這些經書枯燥難懂，其實自幼熟讀就近似電腦的軟件儲存，成年後自便於應用；何況經過六年師範，老師指點和自己鑽研，對之作了進一步的消化。這些孔夫子的書，顯然幫助了他後來的「古為今用」（這從五卷《毛澤東選集》中可以證實）。經書難懂，他最愛讀的是《三國》、《水滸》、《西遊》這些民間流傳的小說，熟記其中的人物故事，傾心於造反的下層英雄。同時《綱鑑易如錄》這類通俗歷史讀本，則逐漸培養了他「鑑古知今」的歷史嗜好。讀書認真，「小長工」的勞動也是認真的，犁、耙、栽、割，樣樣都在行，而且跟人爭勝，搶幹重活，十三歲就在田地裡當一個整勞力使喚。
這樣，自幼養成山區農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畏艱難，就靠雙手。母親的慈祥和樂於助人，更影響兒子同情貧弱，兼愛眾生。同農民的這種天然關係，促使他一生了解農民，尊重農民，不失農民本色。好讀書不僅培養了記憶力，也提高了領悟力，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自幼善於思考。養成一種自解疑難的習慣。如在《三國》、《水滸》中，怎麼沒有農民當主人翁呢？納悶了兩年才想通：原來文官武將不必作田，是農民養活了統治他們的統治者。《盛世危言》這本書使他第一次接觸到西方的政冶、經濟和社會情況，以及「中體西用」的改良主張。於是開始憂慮國家的現狀和前途。以至三十年後，還能向斯諾講述這本書的大要。辛亥前夕因旱災引起的長沙飢民暴動，遭到官府鎮壓，這個事件也使他難忘於懷，決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難人民的一邊。
父親的專制和刻薄，墊師的體罰和不講理，使得這個從不願受約束的少年養成特別倔強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中有過「忤逆不孝」的抗爭，在學墊有過「不服管教」的行為。由於以強抗頑，據理辯駁，他總得到勝利。看來，從勞動到說理，他都是從不服輸且好勝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勝利，是拒絕了父親為他選擇的媳婦；人生道路上的最大勝利，是拒絕了父親為他選擇的職業——到縣城一家米店當學徒。經過親友的幫助（他們看重這個可造之才），他終於離家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讀書。這可說是毛澤東一生的第一個轉折。1910年秋，十七歲時，離開了束縛身心的家庭和閉塞的上村，來到當年的一個新式學堂。
在這個學堂雖然只讀了半年，但初次打開了眼界，接觸到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變法思想，由此覺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尤其喜讀《新民叢報》，深受梁《新民說》的影響：「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這種必先「變化民質」的思想，同五四時期的「改造國民性」是一脈相通的。他還師法急切銳利、常帶感情的梁氏新文體，寫得一手好文章，獲得老師「氣宇非凡」的讚賞。但這個學堂仍不能滿足求知渴望，他急於想到省會長沙這個新天地去。1911年辛亥前夕，不滿十八歲的毛澤東來到長沙，由此決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記廣東一樣，中國近代史不能忘記湖南這個地方。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都出在廣東，林則徐、洪秀全也同廣東有關。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和陳天華都出在湖南，從王船山到譚嗣同，「趨時而更新」，「因時而變法」，經世致用，棄舊創新，形成所謂「湘學」實學學風，影響至大。湖南還出了個曾國藩，「保衛名教，收拾洪楊」，傳教與事功集於一身，所謂「中興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師承王船山，並刊刻傳播《船山遺書》。不論其人如何滿手鮮血，如何「忠誠的虛偽」，列在他名下的「湘學」，標榜「禹墨為本，周孔為用」，「貴誠蔑浮」，崇尚艱辛勤儉，影響也極大。兩種政治方向截然相反和「湘學」傳統錯綜複雜結為一體。當年不僅一般青年學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從梁啟超、楊昌濟到陳獨秀、毛澤東都佩服過曾國藩。
這種歷史現象也說明，歷史人物的評價甚為複雜；反面中有正面，正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輕重就看如何歷史地辯證地對待。上個世紀 70 年代以來，湖南就是這樣一個新舊鬥爭特別劇烈而複雜的地方。譚嗣同、梁啟超等辦時務學堂和南學會時，湖南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個省。唐才常自立軍失敗，時務學堂學生被殺害的達二百多人。清末留日學生和同盟會會員也數湖南人最多。黃興被稱為革命的實行家，他領導了黃花崗起義，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義是以湖南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為依托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種當年被世人稱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遠影響。
正是在黃花崗起義時節，毛澤東到了長沙。這個有志於學的鄉下青年，立即投入學生的火熱鬥爭之中，在學校發表政見，剪辮明志。武昌起義時，他就馬上投筆從戎，正式參軍當兵，過了半年軍營生活。這件事說明，革命形勢到來時，革命與求學兩事相較，前者對他是第一位的。他雖然還看不清辛亥革命實際失敗的原因（到辦《湘江評論》時說清楚了），卻覺得自己在軍營中已無事可做，於是轉而繼續求學。他是一個我行我素不受束縛的人，雖然寫得一手好文章這是舊社會頭等進身之階），很被學校當局欣賞，他還是從那呆板的課堂生活中退出來，跑到圖書館狼吞虎嚥了半年，讀自己愛讀之書。讀書是他一生最大嗜好。這時，嚴譯名著特別是《天演論》，以及其他西方書籍包括世界地圖，使他進一步打開了眼界，不僅思考中國的問題，也思考世界的問題。從這些書籍中他受到近代啟蒙教育，接受了進化論思想，認為必須以鬥爭、進化、自強、自立的觀點和態度，來觀察和對待萬事萬物包括個人；認為中國要救亡圖存，只有「早日變計」，「力今以勝古」。他自己回憶，「這是我學習歷史上最有價值的半年」。
1913年春，已經快二十歲了，由於經濟不能獨立，毛澤東只能違背心願進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師範，在這個學校勉強自己讀了五年半，於1918年畢業。從1915年到1918年，正是世界和中國大動亂的年代，湖南長期成為南北軍閥拉鋸的戰場，課堂也是不平靜的。他利用這個學校，專心於自己喜好的社會科學（不好自然科學），從國學（經典古籍）、詩文、歷史、地理到哲學、倫理學。尤好哲學，中外古今或涉獵或專攻或全書抄錄。還天天讀報（這也是一生習慣），關注時事。總之，一心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會的道路。他以此為己任，努力將自己塑造好；從學識、思想、能力到身體，力求向上，時有變易；不動筆不看書，每天寫日記；生活極有規律：讀書問難，鍛鍊身體，都按計畫行事。他的思想隨著時代前進，處在新舊交替的急遽變化之中。他自己對這段生活作了這樣的評價：「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裡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
毛澤東幸運的是，在這個並不稱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的老師和很好的同學。老師學識淵博，道德高尚，教書育人並重；同學勤學苦練，思想進步，國家棟樑自許。他們都憂國憂民，懷有救亡革新、改造社會的志向。影響最大的倫理學教師楊昌濟，國外留學十年，博通古今，學貫中西，批判分析，自成體系，而且以身作則，盡力教導學生立志復興國家、改造社會，做一個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師生之間互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這樣的同窗好友，無不志同道合，好學深思，交換心得，不分彼此。他還不以周圍幾個知交為滿足，敢作超凡脫俗、標新立異之舉，刊登啟事，廣結校外同志。為砥礪品行，研究學術，集體互助，努力向上，在畢業之際，他們這一群時代精英，終於結成新民學會這樣的進步團體；成立時的二十一人中，除羅章龍外，都是受教於楊昌濟的一師學生。
在這個學校，毛澤東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施展他的學識和才具，抱負和膽略。例如，他的異乎尋常的寫作才能為老師讚賞，同學傳誦，還在《新青年》上發表極有思想見地的大塊文章；反對袁世凱稱帝時，他做了有效的宣傳鼓動；他主持學友會，鍛煉同學的自治能力，活躍課外生活；他創辦工人夜校，為失學的工人盡心服務；在南北軍閥混戰，一次長沙城短暫真空時，他領導「學生志願軍」巡邏護校，利用潰軍不知虛實，竟繳了一支北軍的槍械；為了解社會實情，他與好友以遊學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錢，周遊洞庭湖五個縣；他的「野蠻其體魄」的身體鍛鍊，冷浴、冬泳、露宿等，多是常人所不敢為。這個為老師看重、同學敬佩的特殊學生，在一次全校學生「人物互選」中，德智體三個方面綜合票數最多，為全校第一。這件事最能說明青年毛澤東是一個何等品學兼優的學生。可以說，他的社會科學尤其文史知識水平，當年就在大學畢業生中也是佼佼者。
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不過說明學校教育和學生本人的成績。現在要說明的問題是，這個品學兼優的學生今後的征途同苦難的中國前途，竟如此密不可分，結成一體。了解他的學生時代生活之後，使人深深感到，這同他離開校門時兩個方面打下的基礎有關：一是，他自己的學識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經樹立的世界觀、人生觀，身體力行、知行結合的重現實精神，為他今後接受馬克思主義和從事艱難複雜的革命活動，創造了條件；二是，他不是單槍匹馬孤軍奮鬥，而是結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親密朋友，組織成一個戰鬥的團體，集體行動，共同作戰，終於在湖南這個地方（也在法國勤工儉學運動中）為建立中國共產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在學校時還沒有機會接觸唯物主義，只能從古今中外各種唯心主義和二元論哲學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選擇，同時在《新青年》倡導的民主、科學和個性解放的思潮影響下，樹立自己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他強調一個人要確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學和倫理學，這樣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學和倫理學的思想聯結在一起的。他認為人生的目的在「實現自我」；極力主張「身心並完」，「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十分強調個人主觀意志的能動作用，即「個人精神主義」；追求「獨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喚醒國人，來改造這個舊世界。總之，具有救國救民「舍我其誰」這樣一種英雄氣概。他這種探究大本大源的另一思想特徵，就是認為運動、抗爭為宇宙人生的普遍規律。他從體育之研究，人皆樂「動」，而得出「天地蓋惟有動而已」這一理論觀點，認為「動」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對一切差異、對立、衝突、動亂，不僅持完全肯定的態度，而且持讚賞喜愛的態度；宇宙間水力、風力因遇地勢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號；戰國、劉項、漢武匈奴、三國競爭之時，「事態百變，人才輩出」。他的結論是：「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生之所喜也。」在日記中寫的，「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也並非單純從身體鍛鍊得來的偶感，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本源思想，並且是一貫身體力行，也為後來歷史證明的他的人格個性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