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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3
中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曾經歷過三次思想論戰，即同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駁倒羅素、張東蓀等反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的鬥爭。這三次論戰，毛澤東都先後經歷了。在湖南較大的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不把他們爭取過來，就難以開展工人運動，因為他們1920年就組織了工會，在工人中有較廣泛的影響。
在建黨的同時，毛澤東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負責人的身分，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在湖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當時穿長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分」的知識界人士，脫下長衫（或穿著長衫）到工人中去進行活動，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之舉的革命行動。工人、農民都是舊社會的下層人，是被「有身分」的上層人看不起的「賤民」。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當時主要還是在社會的上中層人士中進行活動，還沒有同廣大工人和農民發生直接關係。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都是在教育界任職的「有身分」的人，現在去同工人交朋友，領導工人罷工，需要克服多麼大的社會惰性阻力。
在最初人手少時，毛自己擔任過八個工會的祕書，幾次到安源了解情況，而且常直接領導工人的罷工鬥爭，尤其是親自當工人代表，同趙恆惕政府當面作說理鬥爭，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膽識。然而他們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動社會的勝利。1922年到1923年，湖南工人運動有很大的發展，包括全部產業工人，共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取得了罷工鬥爭的勝利，特別是安源大罷工的勝利，成為全國一面勝利旗幟。毛澤東擔任了全省工會統一組織的首任領導人。在全省工團聯合會的領導下，工人除為爭取改善自身生活條件，保障工人基本權利進行鬥爭外，還積極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工人運動中培養了大批幹部，發展了黨的組織。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全國工運處於低潮時，只有湖南工運繼續發展，直到迎接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1923年春，毛澤東離開了湖南，到上海黨中央工作。
1925年9月發生軍閥派軍隊鎮壓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大慘案後，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曾總結了當年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主要教訓：由於罷工的勝利，工人在政治、經濟上的權益得到改善，「由此我們產生了和平麻痺觀念，對可能發生事變，缺乏警惕性」。同時「不懂得在合法條件下所需要的祕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祕密工作的幹部應和做公開工作的幹部分開，要有一、二線的區別。」
毛澤東在求學時期，就懷抱為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宏偉志向，並努力追尋實現這個理想的道路。他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關實現這個理想的中外各種學說思想，同時盡力在自己的行動中從事各種有意義的實踐活動。在五四運動時期，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他不斷克服自己的唯心主義思想，將馬列主義逐漸同實際革命鬥爭密切結合起來，在實踐行動和思想理論兩個方面，顯出同樣的膽略。
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是從領導學生愛國運動、驅逐軍閥運動和人民民主運動、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也即是從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開始的。當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運動。領導著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幹部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灌輸給工人階級，喚起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並將他們組織起來。在工人運動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基礎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區建立了密切聯繫群眾的黨。
在早期革命活動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實踐，指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條道路按照他後來規定的公式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他一開始革命活動，軌認定中國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特別是帝國主義；並且從自己具體的革命實踐，從中國近代革命歷史的教訓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中，認定領導這個革命的責任完全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雖然當時他還沒有直接從事農民運動，但他是在農村中長大的，他極其熟悉農民，同農民有著天然的紐帶關係。在同軍閥趙恆惕的鬥爭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徹底摧毀趙恆惕的社會基礎，必須依靠農民群眾的力量。因此，從1925年開始，他使集中精力領導農民運動了。
由於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善於確切衡量革命中各種社會的力量的對比，毛澤東在一開始革命活動時，就將建立廣泛的「人民革命統一戰線」作為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當時的革命活動特別是工人運動中，他極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於利用敵人陣營裡的每一縫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各種各樣的同盟者；廣泛地爭取和聯合中間階級和廣大的城市小資產階級，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敵人。
當時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黨和團的組織，是全國最大的地方黨、團之一，尤其質量都高，是在長期群眾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產生的，新式的無產階級政黨。從他所領導的革命鬥爭和幹部情況可以看出，當時湖南地區的黨組織具有許多優良作風，它建立在人民群眾之中，同人民群眾保持最密切的聯繫；極其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注意黨的思想建設；黨內有民主的生活和紀律的約束；黨員有很高的階級覺悟、工作能力和不為任何困難所嚇倒的犧牲精神。特別重要的是，在他直接薰陶影響下，大多數黨的幹部尤其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都具有實事求是和聯繫群眾的樸實作風。
由於中國的歷史情況和無產階級的幼小，從中國共產黨全黨的情況來說，在創立以前，沒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準備；在創立以後，又立即投入革命鬥爭中，理論宣傳工作做得很不夠，開始那幾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被翻譯到中國來的還很有限，因而使中國共產黨在很長時期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建設比較差。毛澤東在開始革命活動的時候，沒有可能接觸多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尤其《資本論》長時期沒有翻譯過來）。他同當時黨內一些領導人一樣，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還比較膚淺甚至存在不正確的理解。毛澤東高出同輩之處，就在於他沒有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教條，還努力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創造性地運用其原理。從現在所找到的有限的文獻中，就足以看到毛澤東曾是如何注意理論宣傳的工作。關於世界情況與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關於人民民主運動的方略，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關於工人運動的政策和策略等等方面，當時他都有不少獨創的見解。自然，毛澤東在這個時期的著作，尤其是1919年前的文章，還具有許多唯心主義的和龐雜的思想觀點，還遠不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扭轉乾坤的歷史巨人，從一開始革命活動就明顯地表現出來的特色，便是他致力於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西歐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是東方幾千年封建主義統治的農民國家，近代又淪為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極大的特殊性。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解決現代中國的各種問題，創立「新民主主義革命」論，這乃是一件特殊困難的事業。這決不是如那些教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和一切空談家、書呆子所想的，只將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加以熟讀、背誦和摘引，就可成功的。這必須高度的革命精神與高度的科學精神相結合才能辦到，不能有絲毫主觀隨意性。這還需要有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素養，以及豐富的歷史知識、社會知識和鬥爭經驗，包括官方經典的和民間流傳的。這樣，才能善於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對客觀情勢作精確的分析，從而真正做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同時還必須時刻不脫離群眾，同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善於把群眾的經驗、意志、思想集中起來，又應用到群眾中去。只有這樣，才能依據歷史進程和中國的具體環境及條件，對馬克思主義作獨立的創造性的補充和發展，並用中國人民的通俗語言和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出來，使之適合於中國的特殊條件和新的歷史環境，從而為中國全體勞動人民群眾所接受，成為自己的戰鬥武器。
毛澤東在早期革命活動的時候，就正是以極特出的方式開始進行了這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方法，他隨時隨地聯繫著當前革命的實踐，對周圍的具體的社會情況作具體的分析，這就是用他自己後來常說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研究、判斷客觀情況和考察、集中革命實踐經驗，以求得工作方法和方針。」從早期革命活動中可以看到：他的實踐家的身分超過理論家的身分；他總是用自己的行動來證實自己的設想，用革命的實踐來證實革命的理論。即「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從而使兩者不斷發展、前進。他在每個工作階段中，都站在最前面最重要的崗位上，埋頭工作，不事喧嘩，接觸實際最多，聯繫群眾最廣，對革命操心最切，思慮最深，既絲毫沒有陳獨秀這類人的書呆子的習氣，又絲毫沒有王明之流的紈 子弟的習氣。因此，從創造中國共產黨起，即成為黨最卓絕的代表。
關於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本書所敘述的材料自然還是不很完整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毛澤東思想，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培養後，在他的早年——三十歲以前就已開始發展出來了。
本書結束時，對於1923年的書中主人翁——三十歲的毛澤東，這個出現在中國現代歷史面前的，即將影響並在後來主宰過中國之命運的人物，讀者已經看到，除開還不是軍事家之外，其他特質是很清晰的：首先是一個講究實際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一個組織家和策略家；此外，還是哲學家（思想家）或哲學嗜好者；一個好教師、好報人（主筆兼編輯兼記者），兩者是他的生平志願；還是才華橫溢的文章家（古文、時文都擅長）和浪漫氣質的詩人。他已初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論；然而讀過的馬列經典著作還很有限。他博覽群書，尤好文史哲，熟悉中國文化典籍和民間小說。他的性格特別倔強，我行我素，好鬥好勝，以鬥為榮，決不服輸；他意志堅定，吃苦耐勞，具有勇往直前，天不怕，地不怕，敢做超乎常情的奇行異學。他來自下層，熟悉下層，不是書香子弟，而是農民的兒子，同農民有深厚的感情。他對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善於獨立思考，多謀善斷，決斷專行，尤好自行其是。因此，希望讀者認識三十歲以前的早年毛澤東後，從而進一步認識克服千難萬險、走向勝利的中年毛澤東（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五十六歲，到1957年六十四歲）；更進而探討逐漸走下坡路的晚年毛澤東，1976年八十三歲去世之前，為什麼還要說「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打敗了蔣介石和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從他個人來說（當然個人離不開環境，主觀與客觀是互相影響與制約的），自有其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和原因。歷史有偶然性和必然性，必然性是通過許多偶然性反映出來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毛澤東，是當代也是後代中國人的一個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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