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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1
一個中國記者在二次大戰中的足跡
1939年8月，正當日軍入侵湘北、深圳失守、花縣告急之際，在歐洲，希特勒這個惡魔鯨吞了捷克之後，又撲向波蘭。間歇了二十五年之後，二次歐戰已處於一觸即發之勢。看來又一場大規模流血已是無可避免的了。這時，許多旅客擠在九龍法國郵船公司門前要求退票，我卻買到一張經馬賽——巴黎去倫敦的通票。上船之後才發現偌大一條豪華郵輪，頭等艙空空蕩蕩，三等艙也只有我們幾個東方人：除我之外還有些新加坡和印度的旅客。唯一高鼻樑、藍眼珠的原來是個上海白俄舞女的私生子；他聽說法國在召雇傭軍，想投奔去混個國籍。
果然，開船第二天，就從播音器裏聽到英法相繼對納粹德國宣戰的消息。於是，船上馬上宣布晚間甲板上連煙也不許點，每天早晨都得做郵輪萬一遭敵魚雷擊中時逃難的演習。馬賽、巴黎，到處燈火都在管制，整個西歐是一片漆黑。
英國這個島國要靠船隊穿過 字魚雷陣來供養它的居民，此時移民局奉令拒收非英籍旅客登岸是可以理解的。怎奈我持有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聘書，又有香港《大公報》特派員的記者證。官員不甘心地在我的護照上批了「准停留兩個月」，而我這一「留」卻住了整整七年。
坐在開往倫敦的火車車廂裏，摸著黑同鄰座的女乘客攀談起來。原來是嫁給英國人的一個希臘婦女，她這是剛從娘家歸來。她一再問我：這仗得打到哪年啊？我告訴她我剛從中國來，我家裏已經打了兩年仗。如今仍在激戰著。侵略者要奴役，我們不讓，所以就只好打。
三九年冬天我經歷的真是一場「奇怪的戰爭」。除了燈火管制和食物配給使人意識到是在戰時之外，整個西歐沒一點點硝煙味兒。聖誕節我從劍橋去倫敦觀光，街上一片漆黑，遊藝廳內可還是載歌載舞。
40年一開春，掌握著主動權的納粹精銳部隊就開始了他們蓄謀已久的閃電戰，不多日就橫掃半壁歐洲。5月下旬，盟軍丟盔棄甲，狼狽撤到敦刻爾克海岸。浩浩蕩蕩的英法聯軍竟打得剩不到四十萬人。直到6月上旬才陸續乘二四三艘大小船隻逃回英倫三島。我當時所在的劍橋正好近東海岸。一天大早，市中心廣場和人行道上淨是滿身污泥的敗兵殘將。我跟劍橋市民一道，也提了熱水瓶前往慰問，一邊往他們舉著的缸子裏倒水，一邊向勇士們表示敬意。
倫敦大學是為了逃避戰禍才疏散到劍橋的。可不料就在倫敦大轟炸的一個月前，大學當局竟決定遷回京城了。這麼一來，那場號稱「不列顛之戰」的大轟炸我也趕上了。那確實是二戰的一大關鍵。正如後來在史達林格勒和莫斯科的血戰一樣，倘若倫敦——當時反納粹戰事唯一的堡壘，沒能頂住，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也就沒戲唱了。然而那座包括大陸難民在內住了上千萬人的都市，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地獄般的夜晚，成百上千的 字轟炸機輪番不知丟下多少噸炸藥。那陣子我如果不是夜夜睡在地鐵站台上，也早已粉身碎骨了——我在罕姆斯帖德的住所兩次中彈，還曾挨過一顆燒夷彈，可我算命硬。每天早晨我都踩著瓦礫去東倫敦踏訪，然後向重慶的《大公報》的讀者報告英國公民在戰時的良好紀律及飽滿的士氣。他們在沒有了屋頂的家裏，還向我伸出象徵著勝利信念的大拇指。我在英國的那些年頭是英國在物質上最匱乏的日子（一個月吃不上幾片肉！），然而精神（士氣）上，那也是他們最偉大的時刻。
苦難中的英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抗戰仍是關切的。那時我經常應援華會之邀，赴全英各地宣講中國人民英勇抗敵，他們顯然從中也得到鼓舞。但是1940年7月，邱吉爾為了保全英帝國在遠東的屬地而綏靖日本，悍然不顧道義封鎖了我們用血肉築成的滇湎路，切斷抗戰中僅剩的對外孔道，等於掐斷了我們的喉嚨。英國人民為了表示義憤，紛紛上街遊行示威。
四二年到四四年我去劍橋讀書的那兩年，戰事轉向蘇聯和中東、北非。中部工業城（如伯明翰）雖然不時也仍遭敵機轟炸，但納粹主力已轉到東方去了。那陣子我成天披著黑袍，坐在我那間 14 世紀的書齋裏，鑽研起世紀初的西方意識流小說。
諾曼地登陸前夕，《大公報》的胡政之先生一天踱進我在王家學院的書房，向我挑戰了。他說，第一次歐戰給我趕上了，這回該輪到你了。你肯不肯——敢不敢脫下你這身道袍，換上軍裝，放棄那個回國後一點用也沒有的學位，代表報社到歐洲戰場上去騁馳？
我接受了他的挑戰，並且馬上去英國新聞部辦了由兼職的駐英特派員改為正式的戰地記者的專職。我把黑道袍往箱籠裏一塞，就搬到倫敦。在報社林立的艦隊街開了辦事處，物色了幾位當地的助手：有管電報的，還有管招徠廣告的。當時英國廠商絕沒料到大戰之後中國還要接著打內戰，都在搶戰後的中國市場，所以廣告戶絡繹不絕，以致我這家《大公報》倫敦辦事處不但能掙出開銷，自給自足，後來還給報社買了彩印機和汽車。
聯軍新聞部派我隨正在由法國東部準備攻入萊茵的美軍第七軍（軍長佩池）行動。在巴黎，我還和也是一身戎裝的老師斯諾歡聚了半日，然後就動身去追趕前進中的部隊了。那時，再沒有比「聯軍記者證」更靈的東西了。一路不但交通免費，沿途憑證食住也全沒問題。這當兒，納粹軍隊已成喪家之犬，一路不見敗軍的蹤影。我追到南錫，那裏的兵站告訴我第七軍剛開過。再往東的鐵路就炸斷了，要我沿公路去搭乘軍用卡車。反正地面上的納粹部隊早成了強弩之末，夾著尾巴後撤，到處是炸毀的坦克殘骸，有的還在冒著煙兒。法國東北部一片晴空，萬里無雲，也不見 字敵機。一列卡車從後面開來。我側過身去挑了挑大拇指，卡車見我身穿軍服，肩上是「中國記者」的肩章，就立刻停了下來。車上載的全是一箱箱炸橋用的黃色炸藥，開車的都是黑哥兒們。我就坐在TNT木箱上一路趕到凱撒勞吞，總算找到了第七軍的記者團。我們駐紮在德國鉛筆大王法布爾（Faber）的宅邸。主人自然早已逃得不見蹤影。拉開抽屜，連假牙他都沒顧得戴，可見臨走時多麼狼狽慌張。
現在真難設想我年輕時的精力。進駐之後馬上用電報同剛剛在艦隊街開辦的《大公報》辦事處聯繫上，然後就發出第一通「本報記者來自前線電訊」。照我預先安排的，倫敦收到我的電文後，馬上就轉發重慶。這封電報很長，我是分兩截打的。不幸我在倫敦的助手只顧搶時間，竟把前後兩截電報次序顛倒了。後來知道，儘管文不接氣，《大公報》居然有記者從德國前線發回電報了，就還是照登並引起了轟動。
我原以為到了前線，我憑「戰地記者」身分就能在工事裏東鑽西鑽，也沾上點現代戰爭的征塵呢。其實，聯軍記者團離前方還有一段距離。只聽得一聲聲炮響，卻不見炮身。萊茵美酒卻喝個夠——只是原主人失陪了。在那裏，行動並不自由。新聞發布官除了每天幾次報告前方軍情，其他時候他就陪我們喝酒聊天，也許還變相監視我們的活動。自然，像美聯社、路透社那樣的大通訊社，必然各有特殊的渠道線索，我這來自東方黃臉皮的單幹戶與其說是採訪，不如說是來體驗一下戰場的氣氛罷了。不但白刃肉搏的場面不會見到，就連戰壕也無法涉足。
四五年2月，正當第七軍準備展開萊茵大橋爭奪戰然後向柏林挺進之際，倫敦辦事處忽然來電，說重慶《大公報》要我火速趕回倫敦。我感到愕然，但只好告別前方，繞道比利時奔回倫敦。原來重慶報館要我馳往美國去採訪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而且《大公報》社長胡霖也將參加以宋子文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美國當時有《大公報》常駐記者楊剛，我估摸著調我去估計是為了陪陪胡老闆。
首先自然是先趕辦護照。在美國駐倫敦的領事館裏，我那是生平頭一回打手印：不是僅僅按按大拇指，而是在整個手掌上都塗滿油色，留下全巴掌的印記。當時非美籍的記者（如流亡倫敦的法國及波蘭記者）也都照辦。記者團其二十餘人，其中包括英共的《工人日報》和法共的《人道報》。通知要我們先赴倫敦一個專通往海口的祕密車站。火車天明抵達蘇格蘭西岸港口哥拉斯戈。平時橫渡大西洋航程只需六、七天，可我們足足走了十一天。那是個龐大的護航艦隊——聽說共五十八艘。前頭有指揮全局的旗艦，兩側有軍艦護衛。當時德陸空軍雖已打得筋疲力竭，海軍卻仍很猖獗，魚雷艇四下出沒。所以上船後白天要演習逃生，晚上只准和衣而眠。另外還有個不少同行難以忍受的禁令；不許喝酒。唯一的一次例外是4月12日那晚，適逢同行的一位記者過四十整壽。於是，就由船上作東，並且讓我們「敞開喝」。戰時由於死亡常在身邊打轉，何況又漂在大西洋中心，隨時可能餵鯊魚。大家就邊喝邊醉醺醺地唱起酒徒歌曲。儘管都是男性，還有人挽腰翩翩起舞。
真正是樂極生悲！而且並非遇上了魚雷艇。大家正在興頭上，艦長垂頭喪氣地跟進艙來，擊了一掌，然後用低喃的聲音宣布：「先生們，剛才聽到廣播播出一個不幸的消息：羅斯福總統去世了。」大家聽了也都黯然散開。酒會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是在加拿大東岸哈利法克斯港登的陸，而且自開戰以來，第一次吃到真正的牛排，印象中似乎有磚頭那麼厚實，而且細嫩滋潤。在多倫多，我去參觀了一位加拿大神父建立的中國樂器博物館，至今仍記得掛在壁上那把馬頭琴，說明書上寫著鼓而是分別用男女人皮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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