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酬者—姓氏、階級與社會不流動(BED0212)
The Son Also Rises: Surnames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Mobility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NEXT
叢書系列：NEXT
作者：葛瑞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
譯者：吳國卿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07日
定價：450 元
售價：35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16頁
ISBN：9789571361000

【導讀｜統治階層與下層階級——社會流動性定律】

▼  統治階層與下層階級——社會流動性定律

圖1.1是戈凡區（Govan）的一個小男孩。戈凡區就在我的故鄉格拉斯哥（Glasgow），在我的青少年時期（1970年代）是個慘淡、貧窮的地區。這名男孩長大後，他的兒女、孫兒女和曾孫兒女的生活情況會不會一樣？假設一個有同等能力的中產階級小孩，被安置在戈凡區同樣的家庭，他有多大可能性將來也會和父母一樣貧窮？對照之下，圖1.2顯示我成長的優渥郊區格拉斯哥街道，正確名稱是里奇蒙街（Richmond Drive）。在這條街長大的孩子，將來社會地位的可預測程度又有多高？如果他們在戈凡區長大，他們的命運又會改變到何種程度？

這些問題向來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努力探索的主題。大多數人相信高社會流動率是健全社會的基礎。除非任何力爭上游的公民都有機會出人頭地，否則我們如何能合理化資本主義經濟裡如此典型的所得、財富、健康和壽命不平等？如果在民主體制下，位居所得分配下半部的人沒有機會透過市場機制獲得這些好處，他們為什麼不以激烈手段從上半部的人奪取資源？

對代際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我們可以採用一種方便的測量方法，就是探究父母和子女的所得、財富、教育、職業位階，甚至壽命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介於0到1，0代表完全的代際社會流動性，世代之間沒有任何相關性——在這類情況下，我們完全無法從子女的出生情況預測他們的結果。相關性如果是1，則代表完全沒有流動性，子女和父母的地位存在完全的相關性——我們可從任何一個子女的出生情況預測所有結果。

這種代際的相關性與另一個重要概念緊密關聯，即回歸平均數速度率（rate of regression to the mean，計算的方法是1減去相關性）。這是每個偏離社會平均狀態的家庭或社會群體，在每一個世代向這個平均狀態移動的平均速率。因此我們把代際相關性視為特性的持續率（persistence rate）。相關性愈小，社會中特定優勢和劣勢結構解體的速度就愈快。

代際的相關性也有一種方便的直覺式解釋。相關性的平方，就是由繼承決定的社會地位變異的部分，這個比率也介於0到1之間。舉例來說，如果相關性不到0.3，平方即0.09或更小，意味目前世代的所有結果幾乎都無法從父母的情況來預測。在這種社會裡，每一個世代都重新誕生，過去對現在幾乎沒有影響。代際相關性因此意味著，我們出身（或者更精確地說，是「受胎」）的階級，決定了我們的命運。

大多數人根據自己、家人、朋友和認識者的經驗而相信，我們生活在一個低社會流動的世界。富人生富人，窮人生窮人。在老伊頓人（Old Etonian）和貧民窟居民之間，在戈凡區和里奇蒙街之間，存在數個世代的鴻溝。但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一百年來的研究似乎顯示，這種想法是虛構的。主流的測量暗示，社會流動的速度既快且普遍。老伊頓人和貧民窟住民可能是近親。

許多標準測量顯示，現代的代際流動比率很高。例如圖1.3顯示許多國家的代際所得相關性，這些相關性從0.15到0.65不等。但這些比率暗示了，繼承只解釋了任何世代個人所得變化的2%到40%。圖1.4顯示，受教育年數也有相同的模式，受教育年數的變化與遺傳的相關性只有9%到40%。如果決定人生機運的所有因素，都歸結為父母的地位，這些持續率暗示所有家庭擁有的初始優勢和劣勢應該會在三到五代間完全消失。

圖1.3和1.4顯示的標準情況中，代際流動率在各個社會差異很大。在所得不平等較輕微的北歐國家較高。如果現代社會的不平等大部分是由缺乏資本、教育和社會關係所造成，那麼好社會的社會地位遺傳比率將較低，且所得和財富的差異也將因此較小。

在主流的社會流動率測量圖中，英國或美國呈現的低流動率象徵著社會失能（social failure）；高地位或低地位祖先後代的人生機會，可透過低社會成本的手段來平等化。以北歐國家為例，那裡是世界最富裕的地區之一，令人稱道的不只是物質方面——它們有高預期壽命、低犯罪率、高度兩性平等，少有貪瀆，還有高度透明的政治。

在許多社會中，特定人口的社會流動率遠比其他人口低。例如在美國，黑人、拉丁裔、原住民、猶太裔，向上或向下往社會平均地位流動的速度，都比所得與教育代際相關性所預測的來得緩慢。這個事實強化了一個觀念，即根據主流的估計，社會流動率是不夠理想的。例如貧窮的少數族群面對的流動障礙，似乎大於多數族群的個人面對的障礙。較富裕的種族群體能透過關係、網絡或生財管道來鞏固其社會優勢。

在圖1.3和1.4中，較高所得社會與較高社會流動率的關聯，也意味工業革命的收獲之一是提升社會流動率。世界正從一個高度不平等、命運由出身決定的工業化前社會，邁向一個血統和遺傳在決定個人命運時只扮演小角色的社會。

同樣的，根據主流的流動性計算，遺傳的才能傳遞在決定社會成功上肯定是不重要的。後天教養凌駕天生。假設基因遺傳很重要，也假設所有社會的擇偶都講求門當戶對——即高地位男性娶高地位女性——在這些條件下，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體中卻可以觀察到代際相關性往下降的現象。在北歐國家所見極低的相關性，暗示了家庭和遺傳在決定社經成功的重要性上，勢必只是社會體制中的特性之一。

不過，這些來自主流學界測量社會流動率的結論，與一般人對社會流動性的通俗觀念格格不入。一般人回顧自已的祖父母輩、或往後看自己的孫兒女輩，通常看不到這些測量所暗示的低地位代際相關性。人們看自己的兄弟姊妹和堂表親戚時，所見的代際相關性往往比前述為大。

以英國的佩皮斯（Pepys）家族為例。這個家族以山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而聞名，他曾擔任海軍第一大臣、國會議員，也是著名的日誌作家。佩皮斯一直是罕見的姓氏，幾乎瀕臨絕跡。在1881年，英格蘭只有37位姓佩皮斯的人，到2002年僅剩18人。17世紀的洗禮與結婚記錄顯示，當時在世的佩皮斯氏也僅有約40人。佩皮斯在1496年嶄露頭角，當時有一位佩皮斯氏進入劍橋大學就讀，此後就保持顯赫的名聲。從1496年後，至少有58名佩皮斯氏進入牛津或劍橋求學，最近的一位在1995年。對人口如此少的一般姓氏來說，預期能進入這兩所著名大學讀書的人數大約是兩、三人。2012年在世的58名佩皮斯家族成員中，有4名是醫學博士。2000年到2012年過世的9位佩皮斯氏成員，留下的遺產平均價值41.6萬英鎊，是英格蘭在這段期間平均遺產價值的逾五倍。如果標準的流動性估算是正確的，像這樣一個家族，歷經17個世代還能維持高社會地位的機率將極其渺茫。

佩皮斯氏並非唯一持續不墜，在英格蘭社會高層保有一席之地的罕見姓氏。柏納斯－李爵士（Sir Timothy Berners-Lee）是全球資訊網（WWW）的創立者，他承襲的家族在19世紀的英格蘭是富裕的望族。不過再往前追溯，柏納斯（Berners）這個姓氏源自一位諾曼大公（Norman grandee），其財產登錄在1986年的《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裡。知名電視劇《老大哥》（Big Brother）的製作人兼英格蘭藝術協會會長彼得．巴札爾蓋特爵士（Sir Peter Lytton Bazalgette），是18世紀移民尚－路易斯．巴札爾蓋特（Jean-Louis Bazalgette）的後代。路易斯是攝政王的裁縫，相當於那個時代的雷夫．羅蘭（Ralph Lauren）。1830年過世時，他留下了十分可觀的財富。

《衛報》（Guardian）的編輯魯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雖然抨擊階級特權和繼承優勢，但他本人卻來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發大財並擁有高社會地位的家族。魯斯布里吉的高祖（great-great-grandfather）是李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的土地總管。他在1850年去世時，個人財產價值1.2萬英鎊。以當時五分之四的人過世時的遺產價值不到5英鎊來看，這是很可觀的財富。

本書利用姓氏追蹤不同社會——英格蘭、美國、瑞典、印度、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和智利——的許多世代，並主張我們認為代際流動率很低的常識和直覺是正確的。姓氏確實是一種出乎意料強大的工具，可用來測量社會流動性。它們揭露出，有一個鮮明而前後一致代際流動率的社會物理學，且未曾反映在此主題的最新研究中。

問題不在於研究和測量本身，就測量的內容來說並沒有錯誤。但當我們嘗試用這些以個別特性估算流動率的測量，來預測家庭整體社會地位的長期演變時，問題就產生了。家庭似乎擁有一種整體的社會能力，是所得、教育和職業等局部地位測量面向的基礎。這些局部的測量面向與這種根本的、不直接外顯的社會能力，只在一些相當隨機的成分上發生關聯。根本地位製造出特定可觀察地位面向的隨機性，造成主流測量所得到的社會快速流動之假象。

根本或整體的社會流動率，遠低於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典型估計。我們以姓氏來測量，得出所有社會——中古世紀英格蘭、現代英格蘭、美國、印度、日本、韓國、中國、台灣、智利，甚至標榜平等主義的瑞典——的代際相關性都遠高於主流的估計。社會地位依賴遺傳的程度，與身高等生物特性同樣強大。雖然社會流動終究會抹除大多數初始優勢或貧窮的影響，但可能必須經歷10或15個世代之久。

與直覺不符的是，19世紀末開始的公共教育，以及政府、教育機構和私人公司中減少任用親信的情況，並未提升社會流動性。現代經濟成長也未顯現出提高社會流動性的跡象。19世紀和20世紀擴大授與選舉權給更多人口群體的做法，也未發揮效果。甚至20世紀美國、英格蘭和瑞典等國家採行的重分配稅賦政策，似乎也無濟於事。特別是在測量概括的社會流動性時，我們看不見不平等與社會流動率有關聯的跡象，反而看到社會流動性似乎與不平等保持恆常、獨立的關係。

長期保持在低地位或高地位的群體，例如美國的黑人和猶太人，並非高代際流動率通則的特例。他們與其餘人口經歷同樣普遍的低代際流動率，其所凸顯的地位，加上對大多數人口有高社會流動性的錯誤印象，使得他們看來像是通則的例外。相反的，他們是低社會流動率通則的範本。

一些族群似乎違反迴歸均數的通則——印度的婆羅門、早期歷史大部分時候的猶太人，以及埃及的科普特人（Copt）都保持菁英階級的地位長達一千年或更久。對照之下，吉普賽人或英格蘭的旅人（Travellers，現在人數只剩30萬人），四百多年來一直位居經濟階層的最底端。但這只是違反迴歸均數通則的顯著例子——他們的社會地位可以用缺少異族通婚，以及揀選性的從群體移入和移出來解釋。

偏高的根本代際相關性測量，暗示了在任何世代的整體社會地位變異，有50%到70%在受孕時就可預測。如此斷言，會讓一些人感到不安。如果可預測性這麼高，個人不就被困在社會體制中了嗎？這種情況是否暗示，來自戈凡區的男孩不如放棄任何獲得教育、爭取財務安全，或尋找有挑戰性以及能令他滿足之職業的機會？

答案是，這些資料並未暗示發生在人們身上的結果完全由家庭背景來決定。那些想在社會中攀至高地位的人，是憑藉他們的能力、努力，和面對障礙與挫敗時的堅持不懈才達成的。但我們的發現確實暗示著，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根據家庭背景來預測，誰比較可能有努力的衝勁和追求富裕生活的能力。
雖然在工業化前英格蘭的任何世代中，經濟階梯頂層的父母並沒有為他們的後代取得持久的優勢，但卻有一個奇特而持續很久的影響。姓氏出現的頻率顯示，富人在1800年以前占人口的比率呈上升之勢。因此，他們的基因在19 世紀的英格蘭人口中散布也更廣。但到1880年以後，這個過程開始反轉。姓氏頻率顯示，1880年的富裕家族繁衍的後代，意外地僅有少數存活至今。他們的基因直到最近已逐漸從現代人口消失。

這些影響在西歐可能很普遍。1800年以前和1880年以後不同的社會地位與人口的關係，顯示出在現代世界中，社會流動性傾向於升高，而在工業化前的世界則傾向下降。

為什麼我們以姓氏測量的結果，與主流流動性研究的結果差異如此大？目前的單一世代研究受到一個重大的限制。我們假設在每個世代，社會地位的各面向——所得、財富、教育、職業——都與一些根本的社會能力或家庭地位有關，但附帶一些隨機誤差。社會地位各方面的隨機成分之所以存在，有兩個原因。第一，個人獲得的社會地位有運氣的成分。有人剛好選了一個成功的工作領域，或在某家公司工作。一些人剛好獲准就讀哈佛大學，相對於另一些人則被淘汰。有些人可能選擇當哲學教授，而不是金融業主管。例如蓋茲（Bill Gates）是大學中輟生，一般人會劃歸為低社會地位者；但他決定放棄哈佛大學教育的原因，是想增加他的財富——而他在達成這個目標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於目前的研究都只測量社會地位的一個面向，因此高估了整體的流動性。此外，即使只就流動性的單一面向來看（例如所得），目前的研究也高估了以後世代的流動性。即使是對社會、族裔和宗教群體，如猶太人、穆斯林、美國黑人和拉丁裔，單一面向的流動性也被高估了。這些族群迴歸平均社會地位的速率，遠比主流測量所呈現的慢。因此，對幾乎所有我們關心的社會流動性問題來說，這些估測都沒有用處。此外，對於不只是低所得，同時也低教育、沒有資本、健康不佳和有失業歷史的家庭，所得的整體代際相關性大幅高估了下一世代可能的所得。

姓氏測量是適合用來重估這些預測的工具。這些差異也可利用生物學的基因型（genotype）和表型（phenotype）概念來解釋，它們通常被用來處理類似的代際生物特性迴歸均數的問題。基因型是單一有機體攜帶的基因組，其表型則由所有受基因型和環境影響的可觀察特性構成。主流的社會流動性研究只測量地位表型（status phenotype）特定面向的遺傳。但家庭也有一種根本的地位基因型（status genotype），其遺傳還更加可靠。姓氏流動性測量，能反映這種地位基因型。

以姓氏測量的社會流動性呈現一種出乎意料簡單的結構。同樣的代際相關性適用於頂層和底層的地位分布。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的速率一樣。同樣的相關性適用於流動性的各面向，例如反映在所得、財富、教育和壽命上。這個過程的確是馬可夫（Markov）式的，意味所有可用來預測下一代地位的有用資訊，都包含在目前這一代中。本書就是根據這些特性提出一個社會定律——有一個普遍恆常的代際相關性為0.75，從它產生的變異情況十分罕見，且可以預測。

這些暗示了持續性，但低社會流動性的姓氏結果有何意義？又該如何解釋？這是一個更具爭議性且難以回答的問題。社會流動性的研究深受一個不假思索的假設所害——即流動性愈高愈好。本書最後將討論流動性的可能來源，以及提高代際流動率是否真能帶來一個更好的社會。

要瞭解代際相關性0.75究竟代表的是社會問題，或是可能的最理想世界，需要一套解釋這種持續率來源的理論。如果這種持續率主要由人們童年的社會環境所造成，那麼任何社會都將產生個人才能與社會地位的不匹配。但若持續率主要是由一種無可改變的、家庭能力的遺傳所造成，則我們必須做此結論——不論社會的體制結構如何，它都會持續製造出天生能力與社會地位的匹配。

遺傳在決定人的教育、所得、職業、財富、健康和壽命時有多重要？本書提出的資料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可以問，我們能否排除遺傳是代際社會地位持續性的主要來源。遺傳的解釋有幾個實證上的重要性，我們可用此處蒐集的資料來測試。

如果遺傳是支配的力量，那麼持續率在社會階層的頂層和底層應該相同。此外，同族結婚的社會群體——成員不與其他族群婚配的群體——他們的地位將可完全持續，不管高或低。平均社會階層高（或低）的群體，將不會因為他們接受任何特殊文化，而在社會中成功或失敗。相反的，他們的成功或失敗將純粹是他們在更廣大人口中做有利或不利之揀選的結果。他們目前的社會地位愈獨特，未來在母體（parent population）後代所占的比例就愈小。

如果遺傳之影響最為重大，那麼被收養孩子的結果，大體上將與養父母的地位不相關，而與親生父母的地位相關。且如果遺傳很重要，那麼決定社會地位的唯一因素是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叔舅、姑嬸和堂表兄弟姊妹，將不扮演任何角色。特別是，如果我們可以不偏頗地測量父母的根本社會能力，就能預測一個人的社會結果。如果某兩人分別有社會能力相等的父母，但其中一人的父母來自顯赫的家系，有富裕的背景和有用的社會關係；而另一人的父母是暴發戶，缺乏這種網絡——此種差異對子女的結果將沒有差別。

地位持續性的遺傳解釋另一個意義是，家庭的大小對決定子女的社會結果沒有影響力。家庭生活的質與量互為消長的概念，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神聖教條之一，企圖解釋現代經濟成長何以在經過長期延遲後終於降臨。但若遺傳決定了地位的傳遞，就其影響來說，這種互為消長就毫不重要，甚至不存在。
大體而言，社會流動性有一些特性不排除遺傳是世代間的主要關聯。把遺傳視為重要因素，有助於解釋社會流動性的謎團，也就是英格蘭、瑞典和美國這些社會統治階級，沒有能力永遠避免自己向下流動。如果經濟與社會成功的決定因素是財富、教育和關係，那麼我們觀察到富人以慢速率迴歸至社會均數的持續傾向，就無從解釋。例如我們看到在1880-1990年間，英格蘭富人養育的小孩人數一直比窮人少，這讓他們能投資更多時間和資源在孩子身上，並因為將財富分給較少子嗣而能保有較多財富。在此種情況下，為什麼他們未能保持在社會頂層的地位，甚至往上移動至離平均值更遠之處？對照之下，在1500-1800年間，富人養育的子女持續比窮人多，讓更多存活的子嗣瓜分其注意力與財富。然而，這些大不相同的人口統計狀況對英格蘭的社會流動率並未造成影響。社會流動率在工業革命之前與之後，並沒有不同。

只有在遺傳是決定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先天勝過後天培養的前提下，才有一種內建的機制能解釋觀察到的迴歸均數。這種機制就是富人和高教育世系的子女，與成功、向上流動的貧窮而未受教育世系之子女通婚。雖然有強力的揀選性婚配——因為根據的是一部分由運氣創造的社會表型，那些才能超過平均水準的人傾向於與較低能力者婚配，並迴歸至均數。同樣的，天分低於平均水準者，傾向於與高天分、運氣差的子嗣婚配。

如果先天確實勝過後天培養，這有幾種影響。第一，這代表世界是一個比我們直覺所認為的更公平許多的地方。天生的才能是決定經濟成功的主要來源，而非繼承的優勢。第二，這意味上層階級在照顧和教養子女方面的大手筆投資，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富裕的曼哈頓律師為年幼子女僱用教師，以確保進入菁英幼稚園，但無法阻止他們的後代終究要迴歸到平均。第三，透過政府干預以增加社會流動性不太可能有多大影響，除非它們影響社會階層和族裔群體間的聯姻比率。第四，強調人種、民族和宗教的差異會製造此種聯婚的障礙，因而導致持續的社會階層化。為了讓社會增進長期的社會流動性，就必須達成文化同質性，將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聯姻率最大化。

對關心子女未來社會地位的父母來說，這些結果有何重要性？現實的重要性是，如果你想讓子女的機會最大化，你該注意的不是配偶的社會表型，而是注意他或她的地位基因型。這個基因型表現在你潛在伴侶所屬的社會群體，以及他們的兄弟姊妹、父母、祖父母、堂表親戚等等，溯及到n等親的社會基因型。一旦你選擇了你的配偶，要做的已經都做好了，你就可以放心地忽視你的子女，相信你為他們確保的天生才能無論如何都會發光發亮。這是指，如果此處所推想的地位持續性來源是正確的話。
我要強調，本書並不是一則悲慘故事。儘管研究呈現出低社會流動率，儘管世系在決定現在的結果時很重要，也儘管我們沒有能力顯著影響根本的社會流動率；但本書對社會流動性的完整性感到相當振奮，故將書名取為「父酬者」（The Son Also Rises）。因為本書的證據顯示，社會地位可能取決於先天的遺傳能力，社會環境比許多人預期的公平得多。證據也顯示，到最後，今日富人和窮人的後代將在他們預期的社會地位上達成完全的平等。這種平等可能需要三百年的時間來實現。然而在社會的大機制下，為什麼需要三百年來匯聚，而非三十年？

社會結果是世系彩券的產物，此發現導引至一個重要的推論，即我們不該建立會獎賞高社會地位的社會結構。我們所見的高度不平等理由往往是，獎賞是成就的必要刺激。但我們在本書中看到各種研究的背景中，不平等與根本的社會流動率之間並沒有相關性。如果社會地位大體上是盲目的才能遺傳的產物，加上一點純粹的機運，為什麼要加發獎賞給彩券的得主？北歐社會似乎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模型，可以把來自繼承社會地位的生活結果不平等最小化，而不致付出重大經濟成本。

我們也應該強調，本書集中於討論父系的遺傳（如果我們的觀察跨越許多世代，父系只是許多傳承世系之一），純粹是因為直到晚近的社會研究，姓氏仍一面倒地繼承自父親。這並不代表女性不重要——這只代表直到最近數個世代以來，女性的地位大體上是丈夫的映照。但這不表示如果我們根據母系傳承來衡量地位的持續率，就能觀察到更高的流動性。例如在我們觀察的有限數量案例中，父親與女婿的相關性，和父親與兒子間一樣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晚近世代的女性解放對社會流動率並沒有影響。解放後的女性仍和以往一樣揀選配偶，並傳遞她們的地位給子女，一如過去在父系社會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