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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曲
「有史以來同類事業中最宏偉」的千秋大業，於一九二八年舉辦慶功宴；首度聽聞這句禮讚是在六月六日星期三這天，也是英國一年一度的德比賽馬日（Derby Day）。
風和日麗午後的精彩馬賽，總能讓人發揮最美好的一面。或許可以這麼說，在那個夏日，多數英國人關心的既與歷史大業無太大關係，其規模大小於他們也無差別。他們所關心的是比較平凡的事：是否要「賭一把」？當天早上艾普森跑馬場的寵兒是一匹名喚「坦途」的馬，要不要下注賭牠贏？還是要花個六便士、一先令或是五先令的，碰碰運氣下注「菲爾斯特」這排名外的小駒，好歹賭注登記經紀人提出高達四十比一的誘人賠率。
大家關心的盡是些平淡無奇的事，由此也可見整個時代平靜之脾性；由於歐洲與其他地區大體能和平共處，各地也頗為富裕，在本故事開始與結束的不列顛群島上，多數居民的心情恰如朗朗夏日，彼此更是一團和氣。天氣當然功不可沒，根據倫敦氣象預報員的紀錄，六月這第一個星期三，清早涼爽、有朝露，天氣晴朗，不穿外套也很暖和，拜滯留西部海岸上空的高氣壓之賜，不列顛群島的居民可以盡情享受陽光。
也許可以這麼說，在那初夏晴空萬里、無憂無慮的喜悅中，整個英格蘭整天都懶洋洋的，大家心情愉快；觀賞德比的頂尖賽馬在第一百四十八場賽事中齊奔，便是樂事一樁。沒錯，是有幾抹烏雲，足以破壞這一派無憂逸趣：倫敦萬茲沃斯地區（Wandsworth）爆發了天花疫情，情況不太妙，似乎有蔓延的趨勢；舊肯特路上有名羅馬尼亞婦女，販賣別人託售的手錶及人造絲手提包，因為想逃稅，遭到逮捕；在倫敦市中心，一名縫紉女工與貨運公司職員（這兩種行業至今仍然難登大雅之堂）雙雙喪命於海德公園，其中一人頸子上的傷口，暗示此人犯下報紙上曖昧指稱的 felo de se（自殺重罪）；當時警方常用如今已經落伍的法律措辭來指稱不體面的自殺罪行。
然而，除了英國境內這些微不足道的紛擾之外，我們若查看六月那個早上最令人吃驚訝的消息，便可發現整個曼徹斯特市上半年撥到大西洋對岸的電話僅只兩通。但這絕不代表大家對北美事務興趣缺缺；其實那年夏天，艾爾哈特小姐（Miss Amelia Earhart）的新聞讓許多英國人如癡如醉。這位來自美國堪薩斯州的小姐，當年在加拿大新斯科西亞省的哈里法克斯機場，非常不耐地等待濃霧消散。等到大霧終於散去，便駕駛一架小飛機飛越大海，在南威爾斯附近的一處跑道降落。這趟橫越三千哩的旅程使她聲名大噪，成了第一位飛越大西洋的aviatrix（女飛行員），當時aviatrix是個全新的字，九個月前才首度見諸報端。（曼徹斯特不知怎地曾短暫有過孤立主義的惡名，如果艾爾哈特小姐在那兒有仰慕者，當中可能有人撥了電話給遠方的朋友通報她的到來，就此扭轉這個城市的名聲。不過此事歷史並無記載。）
這是個無憂無慮、富裕繁榮的時代，對許許多多的人來說，也是個重視教養與博學的時代。由於接下來的故事，主要講述一項永存史冊的知識丕業精心打造的歷程，所以值得花點時間，回想那些年頭所謂有教養的人士到底是多有教養、教養階級的知識到底有多淵博——因為不論我們喜歡與否，這個故事講的是個不慌不忙的大事業，與大英帝國錯綜複雜的社會階層也密不可分。這個在德比賽馬日慶祝殺青的偉大計畫，實際上曠日廢時，也需要大量知識。許多人會說，這個計畫能進行、完成並適時慶祝，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英國人，也許該說某一類的英國人，時間之多、知識之廣博，遠勝當今的同類之士。
隨便翻翻當時報紙的報導，即可稍微體會，閱讀大眾中頂尖人士的才智，在當時幾乎是稀鬆平常，而且俯拾即是。當天《泰晤士報》的〈簡要電訊〉（Telegrams in Brief）就有一篇例證，這則新聞不經解釋或修飾，便作以下報導：
據說薩拉尼克（Zaranik）部族與西奈半島的塞迪（Zaidi Iman Yahya）部隊再度爆發武裝衝突。薩拉尼克人在荷台達（Hodeida）附近的曼蘇利亞（Mansuria）攻擊塞迪的支隊，還不斷掠奪與西奈半島有生意往來的駱駝商隊。
這篇報導並未提供進一步的細節，說明戰鬥在哪裡發生（有人猜葉門）或是結下夙怨的雙方身份為何；報社的編輯假定讀者具備足夠的知識讀懂文章旨意。
大體而言，倫敦的報紙編輯作如此假設似乎也不為過。今天我大可理所當然地嘲笑當年的英國權勢集團，受階級左右、充滿帝國主義思想、言辭誇大、高傲自大又極端保守、種族歧視強烈又冷漠非常——然而他們也有個不容否認的特點：個個博古通今、自信滿滿，男男女女全自認無所不知、通天徹地，綻放深厚學養的光采。這點甚為重要，因為接下來的故事所要讚揚的偉業，就是由這些博物洽聞、具文化素養、專心致志、睿智又有空閒的人士所創造出來的。
在溫暖怡人、無憂無慮的德比賽馬夜，有兩件社交盛事即將登場，地點就在全國社交界的脈動中心倫敦——倫敦永遠是首善之區，除了對牛津人以外。他們總以為離開了牛津，便是「下鄉」。言歸正傳，當晚一項活動是在梅菲爾飯店（Mayfair Hotel）舉行的正式德比舞會，由喬治王子的兄長威爾斯親王愛德華（即愛上巴爾的摩離婚女子而放棄王位的溫莎公爵）主持。
這的確是個非常盛大的舞會，到場的全是既高貴又有教養的人士，等於全國的菁英共濟一堂；來自各郡望族的男男女女無不盛裝打扮，派得上用場的徽章或微型畫飾、綬帶、勳章，在全身上下恣意閃耀，毫不顧忌地展示鄉紳階級堅不可摧的財富。盛大的德比伯爵賽馬會（冠軍竟是排名外的菲爾斯特，英王與王后看得興味盎然、賭注經紀人懊惱不已、部分賭客則歡天喜地，《泰晤士報》賽馬記者因預測失準而顏面無光，既失望又難過），在玩得起當時尚稱「帝王運動」的人眼中，是每年最華麗的集會。參加賽後舞會的人，瘋狂地迴旋飛舞，直到凌晨三時、仲夏時分的黎明迫不及待地露了臉才罷休。
不過，那個星期三與本書較有關係的是另一件盛事。那是場晚宴，性質雖與梅菲爾的舞會不同，但是正式程度毫不遜色；差別在於赴宴人士並非西區那些時尚風流之輩，地點也屬於倫敦市內學術活動較活躍的社區。最特別的是，晚宴八點整開始，筵席地點設在緊鄰聖保羅大教堂、由建築師哈德威克（Philip Hardwick）設計、仿帕拉底奧式（faux-Palladian）的宏偉建築，一般稱為「金匠會堂」（Goldsmiths* Hall）。
從十四世紀開始，那些在金堆裡打造黃金的人，就在這裡施展他們的精湛技藝，幾個世紀以來，他們都隸屬「虔誠金匠公會」（Worshipful Company of Goldsmiths），該行會在倫敦最初十二個同業公會中資歷排名第五。這棟建築不論當年或今日都是「倫敦貨幣檢驗所」（the London Office of Assay）的所在地，凡是貴金屬皆在此測量純度與價值。此處最富麗堂皇的房間當屬「同業公會廳」（Livery Hall），可容納二百個賓客，有許多柱子與畫像，一抬頭，全是吊燈與鏤空雕刻的窗飾。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六日，就在這個房間裡，這家同業公會的會長（Prime Warden）、著名的晶體學研究者波普教授（William Jackson Pope），極其盛重地舉辦了這場慶典；本書所講的故事正始於這場慶功宴，也以這場晚宴劃下句點。
晚宴有一百五十人參加（清一色男性，現在說來頗難為情），每一位無論成就或地位都是極度顯赫。若說德比舞會吸引的是全國最富有、最耀眼的人物，那麼當晚來到金匠會堂的則是全國最聰明、才智最出眾的碩學鴻儒，他們鮮少齊聚一堂，爾後也難有人讓他們再度聚首。在場有兩位主教、三位大學副校長，十二位英國貴族，包括伯肯黑特（Birkenhead）、埃爾金（Elgin）、哈洛比（Harrowby）、克勞傅與巴爾卡瑞斯（Crawford & Balcarres）四位伯爵、德文波特（Devonport）子爵，及阿登漢（Aldenham）、布蘭斯堡（Blanesburgh）、西索（Cecil）、伯西（Percy）、昆伯朗（Queenborough）、沃果瑞夫（Wargrave）、沃淩頓（Warrington of Clyffe）這幾位勳爵。還有二十七位以平民身份受封的爵士，像是以分裂原子聞名的拉塞福（Sir Ernest Rutherford）、奎勒考區（Arthur Quiller-Couch，他是康瓦爾人，曾以Q為筆名編輯過多部當時最膾炙人口的詩集）、紐波特（Henry Newbolt，他的詩充滿帝國意識，深受到愛國心激發，英國當地的愛國主義者可謂無人不識）、發明家雷納克斯－康寧漢（Gerald Lenox-Conyngham，他是印度的三角測量師與測量師，也是劍橋大學首位大地測量學高級講師）、著名的諷刺作家西曼（Owen Seaman，他是《笨拙》雜誌〔Punch〕的編輯，本身也是嘲仿作家，「很重視社交活動，是射擊與游泳高手，擔任過劍橋克萊爾學院划船社的船長」），而歐曼（Charles Oman）雖「稱不上思想家」，卻擔任牛津大學齊契立歷史講座的教授（Chichele Chair in History），還是舉世聞名的貨幣收藏家，曾長篇累牘表達對「末日審判書」（Doomsday Book）編按：英國一○八五至一○八六年間的欽定土地調查清冊。強烈的愛好。
除了這些高貴爵爺，錦上添花的還有二十位教授。其中一位，名單上只寫著J.R. Tolkien，但此人來日會更上層樓，成為舉世聞名的奇幻作家，創作出哈比人、咕魯與魔戒，只是後來他的全名加了縮寫字母R，成了J.R.R. Tolkien（托爾金）；此外還有數不清的將軍、上校、少校和為數眾多的印刷業者、校長、大學校長、學院院長、理事。在場還有八位首府最頂尖的新聞記者。坐主桌一端的那幾位記者，被英國關節疾病權威卡羅德爵士（Sir Archibald Garrod），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學家、威靈頓將軍的傳記作者克勞威爾（C. R. M. F. Cruttwell）夾在中間；坐在遠遠另一端的幾位身旁，則是哈特立準將（Sir Harold Hartley）。他是皇家學會會員、化學工程師，曾獲軍功十字勳章及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曾於一九二八年預測全球人口到西元兩千年會達到三十億（結果是他預測的兩倍），還有一位伊麗莎白時代手抄本專家伯厄斯（F. S. Boas）。可以想見，這些新聞記者多數時候只有與同業交談的份。
用餐的賓客由金匠殷勤款待：他們享用魚子醬、燻鮭魚、甲魚清湯、主菜是羊脊肉或鵪鶉，再加上麝香葡萄沙拉、約克火腿、蘆筍、冰鎮水果慕司、義大利餅乾。當晚的酒單也令人眼界大開：眾男士先品嚐西班牙雪利酒，接著喝一九一七年份的Pommery & Greno香檳與一九○○年份的Grafenberg-Auslese德國白酒（這種白酒在當時遠比現在受人喜愛），之後是一九○七年份的Chateau Margaux佐羊肉（主菜選擇鵪鶉肉的人則飲用一九一一年份的Grand Musigny），最後若不是品嚐馬德拉白酒，便是啜飲由同業公會廳男僕小心翼翼倒出的一八九六年份葡萄牙波爾特紅酒（Crofts port）。
當晚與會的賓客，便是用後面這兩種古老的加度葡萄酒舉杯致敬——因為大家與會的目的無疑是為了舉杯致敬，而不是享用盛宴。
致敬酒詞的人士共有四位。前兩位只是行禮如儀：帶頭敬酒的人從屏幕後走出，提議眾人向教會及國王殿下致敬，旋即向皇后殿下、威爾斯親王，以及其他皇室成員獻上類似祝福，不過威爾斯親王此刻應該在一哩之外的梅菲爾飯店，通霄舞度賽馬之夜。眾人向皇室成員一一致敬後，便有人宣布：想抽煙的人可以請便。
然後，玻璃杯碰撞發出鏗噹聲、雪茄點燃了、火柴吹熄了，長桌邊的椅子拉離了桌邊。有人要求大家肅靜，同時在貴賓桌中段，有位不甚威嚴的人站了起來，這位大人物便是整個慶祝晚宴中最有名望的上賓——英國保守黨首相鮑德溫（Stanley Baldwin）閣下，他曾歷任樞密院顧問、國會議員及三任首相。
大英歷史上，或許再找不出比鮑德溫更適合眼前任務的其他政治領袖或政治家。他是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鐵器製造商之子，為人從容寡言，穩重而不冒險行事，時常抽著煙斗，刻意維持平凡的形象——他也是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表親，非常博學（儘管在劍橋大學取得的歷史學位並不顯赫），而且以身為結實鄉下人自豪，對此有止不住的驕傲。他曾寫道：「我不是以市井小民的身份，而是以鄉野之人的身份來寫作。我比市井小民更樸實，沈湎於傳統，新思維影響不了我。」
鮑德溫的同事對他有更加深刻的評價，特別描寫這位六十一歲的政治家是如何看待他英國民選領袖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他一定要很愛國，愛他的同胞，愛國家的歷史，愛國家的制度、古老的君主政體、偉大的議會傳統，也愛它的公平與包容。
這一切都是他性格中與生俱來的，但是他讓自己沈湎其中，視之為首相所應扮演的角色，使得這些特質更加根深柢固。
鮑德溫的聲音原本很適合當播音員，據說音質「調和，十分悅耳」，用字遣詞也是出名地謹慎。此刻，他發揮他演員的那一面，起身面對逐漸安靜下來的聽眾演講。這場演講即使稱不上他漫長從政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講，但一定是說來最愉快、聽來最悅耳的一場。
他出席的目的就是提議眾人舉杯致敬，向後來名垂不朽的《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簡稱OED）的編輯及工作人員，獻上感謝及欽佩之意——因為那如墓碑大小的厚重十二鉅冊，經歷七十年的勞苦工作後，終於全部完竣。前兩套已經製作完成正式呈送出去：一套獻給國王喬治五世，另一套送給美國總統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唐寧街首相官邸則必須為鮑德溫先生購買一套作公務之用——他後來說他幾乎天天查閱這部辭典。
這部辭典採單行印刷，共一萬五千四百九十頁，當時的主編克雷吉教授（Sir William Craigie），在賽馬日當天受封為爵士，並在前一天獲頒牛津大學榮譽學位。此刻他正坐在首相的左邊，肯定帶著得意笑容。克雷吉與同僚總共彙集了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五個字彙，分門別類、逐條列出並一一加註；截至此時，人們所知的英語，就是由這些字詞構成。辭典中，每個字都有全面、適切的定義，並交代每個字的優先拼法、同義異形字及廢用拼法；每個字的詞源也都有記載，發音方式則分別標明為「建議」、「必要」或「絕對要遵守」。
此外，辭典中列出的解釋引用句至少有一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零六句，全是從幾千名志願讀者及文人提供的五百萬句中揀擇而出，說明了這些字的用法、意涵、意義，是如何產生及演變，並隨著英語的本質，持續不斷且無可避免地自我重塑、修訂。這一切都極其重要：引句中數百萬的字詞，提供了無數實例，幫助我們瞭解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是如何運用英語來表情達意。另一方面，也因為這些引句與字詞的使用，《牛津英語大辭典》脫穎而出，成為所有語言中最優質的辭典，而建構這部辭典的素材，正好是世界上目前、甚或永遠最重要的語言。
那個夏日夜晚，在那熠熠生輝的金匠會堂中所公開的作品，不僅僅是因著百折不撓的學術造詣而崇偉：這部辭典大得令人難以置信——又厚又重，足以壓彎書架，本身即是塊紀念碑，誌念著打造它的人所付出的辛勞。辭典中總共有二億二千七百七十七萬九千五百八十九個字母以及數字，使用的鉛字排開來就有一百七十八哩長，這些鉛字歷經七十年，終於裝進了這部舉世公認的不朽鉅著第一版，覆上了深藍或紅色山羊皮革製的精裝封面。
在場的克雷吉博士與他的工作團隊沈浸在實至名歸的榮耀中，接受全國人民誠摯的感激。此份殊榮當然也要歸給生前來不及看到計畫完成的許多令人懷念的人，其中偉大的莫雷（James Murray）與布瑞德里（Henry Bradley）絕對功不可沒；相較於克雷吉的名字，這兩人的名字與OED的編製更密不可分。而鮑德溫先生雖歷經要位，對於他此刻任務的重大意義卻有更充分的認知；他起身致詞，動人的口才與這樣的場合十分相稱；講詞雖長，但數十年後的今日讀來，仍然清新、耐人尋味，一點也不惹人生厭，其中更有許多部分值得玩味，尤其是結尾的幾個段落：
牛津閣下曾說過，如果他被丟到荒島上，而且只能選擇一位作者的書與他為伴，他要選巴爾扎克（Balzac）的四十本書編按：合稱為「人間喜劇」（The Human Comedy），呼應但丁的「神聖喜劇」《神曲》。。
我每次都選《大辭典》。我就像是站在佈滿的平原上的以西結（Ezekiel），我要祈求四方而來的風吹在這些字詞上，如此它們或能顯現、站立，構成無比雄壯的隊伍。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小說、我們的詩歌、我們的戲劇——全都在這部書裡。有了你的《大辭典》我便能生活，克雷吉博士！我選它，我的選擇證實是正確的。這是部魅力無窮的著作。我確實還沒有閱讀完畢——或許永遠也讀不完——但這並不表示我不常求助於它。
容我提醒大家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曾說過的話，他在著名的〈序言〉中談到那個時代的翻譯者，我認為這番話也很適合今天這個場合：「如果我們所畏懼的變化就是這麼無法抗拒……我們就只需阻擋那些我們所無法擊退的，減輕我們所無法醫治的病狀：保養或許可以延長壽命，但死亡不會被擊敗；語言就像政府一樣容易墮落，長久以來我們保存我們的國家體制，現在我們也要盡力保存我們的語言。
《牛津大辭典》的編輯群以及工作團隊，正是秉持為我們的語言奉獻的精神，視其為國家的生活與文學的崇高工具，才不辭勞苦地付出。他們的辛勞成果斐然，不但沒有降低一開始的標準，反而隨著工作的推展而將之提昇。他們已經為我們盡了最美好的努力，並且把最美好的成果送給我們，世俗的報酬無法回報他們——唯有全國上下每位男士女士心懷可貴的敬意與謝意，起立向你們致敬，感激你們貢獻了這部偉大的作品。《牛津英語大辭典》是同類事業中最宏偉的志業。
第二天早上，報紙上刊出首相這番適切巧妙的談話。這番話以及其他成千上百個理由，都使得那個六月六日成為最令人快樂的賽馬日。這便是故事的結局；故事的開始，嚴格說來是七十一年前某個天寒霧濃的冬日夜晚：且聽我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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