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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第二章 閱讀歷史，創造歷史
沒有任何一個時期比在巴黎學習養成的那兩年更能反映商博良的求知慾與他對學習的興高采烈。然而，一切早熟性格常會有其負面表現，很快地，商博良就對他的同儕發出無情的評斷，並由此滋生許多煩擾與敵意。不就是這名年紀才不過十八歲的少年，在給賈克-喬瑟夫的信中說：「你也知道，一切都是透過女人、秘書和下人而成就的。」
讓-弗朗索瓦已經具有良好的東方語言基礎，他在非常敬仰法蘭西學院阿拉伯語及波斯語教授德薩西(Silvestre de Sacy)的米嵐的忠告下，於1807年夏末抵達了巴黎。這時他十七歲。
與在東方語言學院教授阿拉伯文的摩納西修士重逢
商博良獲准出入皇家圖書館，在那兒，他終於可以自由臨摹抄錄莎草紙文獻與手稿。在返回格勒諾勃之前，他的哥哥安頓他寄宿在一對好心的夫妻家中，這對夫妻姓梅康(Me’cran)，家在艾榭-聖-奧諾黑(Echelle-Saint-Honore’)街8號；除此之外，他尤其還替商博良準備了介紹信，對象是首都巴黎最重要的東方研究學者。於是，在短短幾日之內，這名榮獲格勒諾勃學會成員聆聽的高中生儼然成了「一名語文的年輕人」──當時人是這樣稱呼口譯見習生。從他在1807年12月27日寫給兄長的信中，我們可以得知他當時可觀的時間表。他的時間分別在法蘭西學院、皇家圖書館與東方語言學院三處度過，在東方語言學院教授波斯文與馬來文的朗格萊(Louis-Mathieu Langle\s, 1763-1824)，對他非常照顧。
然而商博良對朗格萊的好感卻相當快就起了變化，因為在1809年3月7日的信中，他告訴哥哥：「我和朗格萊先生相處平平；在他眼裡我和任何人都沒差別，也就是說，pro nihilo(什麼也不是)；而對一個像所有暴發新貴一樣，心裡只有自己，撒謊營造自己的名聲，而在和悅熱心的外表下藏著一顆自私的心的人，任何推薦都沒有用的。」從他的文字中，已經可以見出鋒利的特性，再加上他擅長發明的貼切綽號，許多他的同儕都將受害。相反地，在同一封信中，他對德薩西的評價就大相逕庭：「至於德薩西先生，那就不同了。這一位不僅是道道地地的學者，而且非常謙虛。可是他跟誰都不特別親近；儘管如此，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學習表現，得以接近他。」
要懂埃及文如法文！
由於朗格萊拒絕發給商博良1808年的結業證書，商博良似乎因此突然怨恨起東方語言學院來。還是在1809年的3月7日的信裡，他對哥哥說：「我告訴過你千百次，語言學院對我沒有任何用處。現在再對你說一遍。」信中稍後又寫道：「我很用功。而我把心力全都放在科普特語上，花在這上面的時日對語言學院一點用處都沒有。我要懂埃及文像法文一樣多，因為未來我在埃及莎草紙文獻上的重大研究，就要以這個語言為基礎。」這項雙重說明──明白表示要由科普特語通向古埃及文，並從此時起就宣佈了他要進行的「重大研究」──值得我們注意，因為實際上，埃及學的開端應該就定在這個時期，亦即1809年3月，而非1822年的9月。這樣來看，才不至於太過湮沒了破解過程中必然會有的摸索、錯誤或懷疑的時期。此外，1809年也似乎是商博良首次在一篇評論中表示出他的立場與研究方法的時期，這篇評論並未在商博良生前出版，評的是約瑟芬皇后的「古物鑑選者」及管理人勒諾瓦當時所出版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新解》。
從此只有一個目標：完全掌握科普特語，以期終能找回法老王子民所說的語言
至於科普特語，他是跟隨聖洛克(Saint-Roch)教堂的一位埃及助理司鐸學習。這人名叫希弗提希(Chiftichi)，曾在東方遠征軍中擔任非正規戰鬥員，偶爾也參與《埃及記敘》的撰寫。在1809年4月2日的一封信中，商博良聲稱，為了消遣，他把掠過腦海的一切都翻譯為科普特語。他寫信給哥哥說：「我跟自己說科普特語，這是學習純正埃及語真正有效的方法。這之後，我就要著手研究莎草紙文獻[…]依我之見，科普特語是目前所知語言當中最完美、最理性的。」又或，4月21日的信：「我的科普特語持續進步，而我真的在其間找到很大的樂趣，因為你一定可以想見，能夠講我親愛的阿門諾菲斯三世(Ame’nophis III)、塞托西斯(Sethosis，譯註：即塞蒂一世)、拉美西斯(Ramse\s)、圖特摩斯等人的語言，那種享受絕非等閒。」自此，編纂科普特語詞典的念頭便已成形：「我完成了一部上埃及科普特語(sahidique)詞典(目前並無這樣的詞典)的字母A(a)部分，又由詞根改善了一本下埃及科普特語(memphitique)詞典的七個字母，並做了有別於拉克羅茲(Lacroze)所編的那一本的排列。」此處所說的，是1775年起出版、被商博良用以為基礎的《埃拉詞典》(Lexicon Aegytiaco-Latinum)。次年的4月21日，商博良向他哥哥明確要求：「寫信給米嵐先生，請求他把他那本拉克羅茲的科普特語詞典讓給我。我少不了它。我會請人夾入空白插頁，然後再添加1000個以上的字。」我們由此可知──此外他對上述這項研究所付出的特別心力也清楚證明，從這個時期起，商博良就非常確信，埃及基督徒所使用的這個儀式語言科普特語不是別的，就是以希臘文字書寫的古埃及語。即使商博良並非第一位提出此種假設的人，未來唯一能夠從中歸納出一切結論的人卻只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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