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XO0053)──華夏的曙光

類別： 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叢書系列：中國歷代經典寶庫（袖珍版）
作者：李振興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87年01月15日
定價：100 元
售價：79 元(約79折)
開本：菊32開／平裝／352頁
ISBN：9571314838

【導讀｜書摘 1｜書摘 2｜書摘 3】

▼  書摘 2

這句話如與《尚書．皋陶謨》所載：「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對照來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巧言令色」四字，是暗衍於《尚書》的。這就無怪乎陳灃在他所著的《東墊讀書記》中說：「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孔子說尚書也。」這種利用《尚書》的句例，來說明事理的情形，如果沒有深刻的體悟，又怎能說得出來？

以上所舉，足可以證明孔子對《尚書》有深入的研究。既有深入的研究和體悟，而其時《尚書》又殘缺不全，孔子拿來作為教材，而加以整理、排比，難道不是極其自然的事？

2．從史籍中所載言論來看：《尚書》就文體來說，既然是典、謨、誓、命、訓、誥一類的文字，那就無異於公文檔案，如周禮有外史之職，《史記》稱老聃為周代守藏室的史官，或又說他是「柱下吏」，其實說穿了，還不都是掌管此類公文檔案的官吏？既然是公文檔案，自沒有什麼次序可言，就是有次序，也難合於教材的需要。然而孔子卻要拿它來作為教材，來教導學生，在此情況下，那就非加以編次不可了。所以在史籍中有如下的記載：

（1）《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

（2）《史記．儒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

（3）《漢書．藝文志》說：「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

（4）《漢書．儒林傳》說：「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究觀古今之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

根據以上所引的這些史實記載，《尚書》的編集，從孔子開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參、今文《尚書》

所謂今文《尚書》，就是將原本古篆（殷、周文字）的《尚書》，改用漢代通行的隸體字書寫的本子。伏生，是漢代傳授今文《尚書》的第一人。《史記．儒林傳》說：「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ㄔㄠˊ）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史記》的這段記載，計有三件事情可說：一是伏生所傳的《尚書》為二十九篇。二為伏生就是用這部書傳授學生。三是伏生晚年又傳晁錯。其他如《史記．晁錯傳》、《漢書．儒林傳》，甚至王充《論衡》等書，所有的記載，大都相同。

至於伏生所傳今文《尚書》篇目的說法，見解也不一致，以伏生所傳為二十九篇的，有《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以及近人王先謙等。以伏生所傳為二十八篇的，有東漢．王充《論衡》、《隋書．經籍志》，以及唐．孔穎達等，茲述其大要如次：

1．東漢．王充《論衡．正說篇》說：「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案：存，察也。）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增加）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這是說，伏生所傳《尚書》為二十八篇，合河內女子的獻書，增加一篇，才成為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也是這種看法。它說：「至漢，唯伏生口傅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這是主張伏生所傳《尚書》為二十八篇的證明，不過《隋書．經籍志》所說，卻更為清楚。

2．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說：「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疑之。」這又以為伏生所傳本為二十九篇了。

3．唐．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說：「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警，初非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區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博同也。」這是說：伏生所傳為二十九卷，三十四篇，去泰誓三篇，則為三十一篇。

4．《漢書．藝文志》又載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所以這樣不同，全是由於篇目的分合所致。所謂歐陽經三十二卷，是將伏生所傅二十九篇中的盤庚分為三篇，再加上書序一篇。而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呢？這是因西漢人不注解書序，故僅有三十一篇。

近人王先謙所著《尚書孔傳參正》，在序例中談到《尚書》篇目的分合問題，則又有不同的目解。他說：「漢書藝文志尚書下云：『經二十九卷。』班自注：『大小夏侯二家。』顏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先謙案：此一篇為一卷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堯典一（原注：連慎徽五典以下），皋陶謨二（原注：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坶（今作牧）誓十，鴻（一作洪）範十一，大誥十二，金滕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土十九，無佚（一作逸）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康王之誥二十五，費誓二十六，甫（一作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王先生又說：「知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者，偽孔序云：『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命。』釋文云：『歐陽大小夏侯合為顧命。』此其明證也。既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則二十八篇矣。仍為二十九者，王充、房宏皆云：『後得太誓，二十九篇始定。』是後漢人見歐陽大小夏侯本皆有太誓，合為二十九篇之明證也。」由這段話，可知王氏以為伏生所傳《尚書》，本為二十九篇，其後又得泰誓，乃合康王之誥、顧命為一，就篇數說，仍為二十九，可是已經不是伏生所傳舊有的篇目了。

以上我們引了五家的言論，對《尚書》的篇目，雖然各有說辭，但說法並不止於此，綜合起來，加以歸納，大約有四種主張：

第一，以伏生所傳為二十八篇，顧命、康王之誥本合為一，併序一卷為二十九篇的，有朱彝尊、陳壽祺、陳喬樅三位先生。

第二，以伏生所傳本為二十八篇，太誓後得，合伏生二十八為二十九篇的，有顧炎武、王鳴盛、江聲、孫星衍四位先生。

第三，以伏生二十九篇本有太誓，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篇的，有王引之、章太炎兩位先生。

第四，以伏生二十九本無太誓，顧命、康王之誥，本分為二，太誓後得，始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的，有王先謙、皮錫瑞、龔自珍、陳夢家、屈萬里五位先生。我們就著以上四種主張，再驗證《史記．周本紀》所說：「作顧命，作康誥（即康王之誥）」，以及《漢書．儒林傳》所說：「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的話來看，當知顧命、康王之誥，本來就是兩篇，而伏生所傳授的《尚書》、二十九篇，就篇數說已經夠了，並不包括太誓、書序在內，所以我們認為王先謙的話，最可取信。

為明白計，茲再將前引上充《論衡》、孔穎達《尚書正義》、以及《漢書．藝文志》等有關伏生所傳《尚書》篇數的異同，作一提要式的說明：

第一，王充《論衡．正說篇》所說的二十九篇，是將《史記》、《漢書．藝文志》、《漢書．儒林傳》所說伏生傳授的篇數（二十九）加河內女子所獻的偽太誓，列入今文中，又將顧命、康王之誥併為一篇。這是王充所說的二十九篇。

第二，孔穎達所說約三十四卷，是將盤庚分為三篇，太誓三篇，顧命、康王之誥又分為二。這就是孔穎達所說的三十四篇。如把太誓三篇去掉，就是他所說的三十一篇了。

第三，《漢書．藝文志》說：「歐陽章句三十一卷。」王先謙說：「分盤庚三篇故也。」《漢書．藝文志》又說：「歐陽經三十二卷。」王先謙說：「云歐陽經三十二篇者，併經三十一卷，序一卷數之也。經三十二卷而章句三十一卷者，西漢人不為序作解詁也。」（原注：馬、鄭始為序作傳注。以上王先謙說，並見孔傳參證序例。）我們認為這說法是對的。


肆、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是魯恭王從孔子的屋壁中發現的。後來此書全部為孔安國所得，並用今文來讀說，因此建立了他的古文家法。證據如左：

1．《史記．儒林傳》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2．《漢書．楚元王傅》、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說：「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3．《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傳》說：「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徒王魯（案：前三年，應作孝景三年。見《史記．孝景紀》），……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4．《漢書．藝文志》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末列于學官。」

5．王充《論衡．正說篇》說：「至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

根據以上所引的五則言論，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古文《尚書》是在孔子的屋壁中所發現，並且全部為安國所得，用今文來加以讀說，因此也就建立了他的古文家法。但是在此五則言論中，我們卻不能全以為是，如劉歆說：「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班固說：「武帝末、安國獻之」等語，都和史實不符。我們從前文所引《漢書．魯恭王傳》，知道魯恭王王魯時，是在景帝三年，又知恭王的「初好冶白室」，由此推知恭王壞孔子宅得書的時間，當在王魯的初年，王充《論衡》謂「在孝景帝時」，這說法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