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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五
說明了唐代的史學環境與《通典》選述的時代背景之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來介紹杜佑的生平。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臨潼）人。他的家世在唐代甚為顯赫，杜氏一族仕宦至宰相的人多達十餘位。杜氏這一系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共分為杜陵、京兆、襄陽、恆水與濮陽等五個分支，杜佑他自認出自杜陵這一支，但也有歷史學家考證他是出於襄陽一支的。
杜佑出生於唐玄宗開元23年（735年）。當是時，大唐帝國的邊境士雖經常有契丹、奚、突騎施、吐蕃等外族的騷擾，但是中國的殷富豐饒已經達到唐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顛峰。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裏描述開元末年的富遮說：
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杜佑的童年時光，就是在富庶繁榮、人文薈萃的首都長安度過。但他自小讀書，就不喜歡那些專講對偶章句、華麗辭藻的文章，終於未能與流俗一樣，自時下盛行的科舉考試進入仕途，而是以他父親的官位蔭任補官。
杜佑正式踏入官場，大約在玄宗天寶末年到肅宗至德初年期間。這時候唐帝國國勢頹危不振，歷史上所謂的安史之亂、建中之變、永貞內禪等事變都是在杜佑的生平期間發生。當時杜佑或是在朝廷任職，或是出鎮擔任節度使，終他的一生，都沒有捲入各種政治風潮，也沒有參與閹宦、朋黨的衝突之中。
總計他一生，宦途生涯幾乎達一甲子之久，直到憲宗元和7年（813年）十月壬辰病逝，享年七十八歲。政冶生命的長遠，也是國史上極為罕見的事情。他曾歷事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與憲宗六個皇帝，擔任過德宗、順宗與憲宗三朝的宰相，位至三公，可說是國之大老。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除了最著名的《通典》之外，還有《寶佐記》一卷、《管氏指略》二卷與為《理道要訣》十卷，這些作品直到宋代仍然十分盛行，流傳很廣，但今天除了《通典》外，其餘都已經散佚無存了。
六
今日我們所見的《通典》，分門情形是：
食貨 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選舉 六卷 卷十三至十八
職官 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禮 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其中歷代沿革有六十五卷，《開元禮》三十五卷）
樂 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 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 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 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邊防 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杜佑在《通典》序中曾說明全書共分為八門，也就是現今通行本的兵、刑合為一門，他認為二者的本質是一樣的，他說：「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意思就是兵與刑是一體的兩面，差距極微，只是有輕重的分別罷了。
唐代宗大曆6年（771年），李翰為《通典》寫序時也說是八門。到了宋朝，幾部目錄書籍如《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等都說《通典》的編類為八門，但《直齋書錄解題》是把禮與樂合而為一。另一方面，杜佑在他呈給唐皇帝的＜進《通典》表＞卻又說成九門。對這種分目上的歧異，清朝大史學家王鳴盛的解釋是：李翰的序在《通典》定稿前早已寫畢，因為門類未定，後來杜佑自己還有所更動。王鳴盛的解釋頗為合理，因為《通典》撰述的時間長達三十餘年，杜佑在撰述期間更動原先擬定的篇目是相當可能的。
至於《通典》撰述年代的問題，由於李翰序中提到杜佑從代宗大曆初年開始纂寫，杜佑自己也說長達三紀。因此，後代的史學家便在「大曆之始」和「三紀」這兩個字眼上大作文章，出現好幾種不同的說法：一說從大曆元年（776年）到貞元17年（801年）;一說大曆3年（767年）到貞元19年（803年）；另一說認為大曆元年到貞元17年完成，而十九年完成的是杜佑根據《通典》刪節完成的《理道要訣》一書；也有認為其實根本不只三十六年。大致杜佑撰寫的時間確實很長，至少在三十多年左右，可能在貞元17年前已經完成，等到這年，他已經是位高名鉅，這時候獻上《通典》，既可以增加自己的聲望，也可以提高《通典》的地位。
七
接下來，讓我們討論杜佑在撰寫《通典》時所顯現的史學方法。大要有三：第一、會通古今；第二、章法嚴謹；第三、剪裁允當。
早在唐代以前，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就指出中國史家撰述的弊病，他說：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粟同即異，穿鑿旁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臣蠹也。……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
這段話實在是史家必須遵循不渝的原則，但時代風氣多「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只見樹木，不見樹林。一直到《通典》問世以後，才一掃唐世的弊風惡習。
《通典》中凡是敘述一項制度時，必上溯於上古三代，下及唐朝、羅舉史實，詳詳細細說明經過原委，而且對唐代的制度尤其精詳。清朝大史學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裏特別指出《通典》，正是可以通天下的不通，上達三王，下及當代，貫通古今，當之無愧。梁啟超更稱讚說：「有《通典》而政制通」，就是指會通古今這一點。
典章制度史的撰述，最忌諱的是雜龐無歸，漫無所依，如果編撰者不能匠心獨運，妥善分門別類，很容易陷入資料龐雜、毫無頭緒的泥淖當中，無法探究每一制度的原由始末，這樣就失去會通的意義了。更甚者往往又是蒐羅無度，把一切討論制度的史料，通通納入書中，章法不嚴，取捨不一，又無標準可為憑恃，如此一來，便形成史料的大雜燴。
有唐一代學者的毛病正是如此，李翰在《通典》序中很明白的說明這一種現象。而杜佑《通曲"》，分為九門，每一門再分以細目，列舉史實與歷代的議論、批評，逐一返本探原，將禮樂政刑的始末，千載制度的變遷，都納入二百卷之中，使讀者一目瞭然，這是相當獨特的貢獻。
另一方面，我們再從杜佑仕宦的經歷來看，總計他一生之中，曾擔任過數十個職官。假如從大曆元年開始撰寫《通典》算起，到貞元17年呈獻給皇帝為止，三十六年裏，杜佑的簡歷大致是：司法參軍、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青苗使、撫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金部郎中、江淮水陸轉運使、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判度支、蘇州刺史、饒州刺史、御史大夫、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使、尚書右丞、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禮部尚書兼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刑部尚書、檢校右僕射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濛節度使。
將上述杜佑的經歷與《通典》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刑、兵、州郡、邊防作一對比，很清楚可以明白這三十六年的閱歷與政治生涯，對《通典》的寫作有多大的幫助。如杜佑以他所曾參與經濟財政決策，以及負責實際執行工作後，在撰寫食貨門時，必能產生休戚與共的感觸。在食貨門中，地介別敘述田制、賦稅、戶口、錢幣、鹽鐵、榷酤、平準、輕重等制度，而且他曾任工部諸司郎中、青苗使、轉運使、度支郎中與和糴使等職務，這種實務經驗，配合獨具的歷史眼光，一定比其他足不出戶的學者僅就史料排比更為精闢，也更能體會制度的利弊所在。其他如禮、樂等也是和上述情形一樣，讀者略加比較，自能明白，不必多說了。
杜佑仕宦既久，足跡也遍及大江南北，每能觀察各地風土；同時他受到父親杜希望影響很大，對外蕃諸夷必有一番心得。
在《通典》中，我們屢屢看到杜佑的「說曰」、「議曰」、「評曰」、「論曰」等文字，這些都是就一代制度或前世後代相悖相契的地方，發表議論，比較古今得失的所在，並不與敘述歷代制度之處相混雜，他的精審由此可見一斑。所以章學誠稱譽《通典》，我們讚揚他「章法嚴謹」，並不是過譽之辭。
有《通曲》一書，體例不可謂之不大，類目不可謂之不細。如何將龐雜的史料系統地納入二百卷之中，這就全靠杜佑的剪裁之功了。正因為體大博洽，綱目鉅全，包羅古今，涵貫精粗，唐宋時代的人甚至視之為「類書」；而《四庫全書總目》稱讚它「詳而不煩，簡而有要」，清朝乾隆皇帝說它「網羅百代，兼總而條貫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說「包括宏富，義例嚴整，繁不至冗，簡不至漏」，都說明《通典》的取材、剪裁，乃是別創一體，既近於紀事本末體，又可以補紀傳、編年的不足，實為開創唐代史學新途徑的第一人。
八
史學的目的，並不僅是是為史學而史學而已，更包涵有更遠大、更恢宏的理想。在杜佑看來，他服膺古人所謂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盼望能透過《通典》的撰寫，達到立功與立言的目的，企求他的理想，能用《通典》表達出來，能實施於當代，有補於時政。
杜佑藉著《通典》來表達他「將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計劃，以挽回大唐帝國江河日下的頹勢；同時他也鑑於當時學者蠅營狗苟，專務於辭章之學現象感到十分痛心。因此，在《通典》自序中提出他的一番政治理想：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日食，二日貨。管子曰：食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宮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禮樂興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
可見整部《通典》的內容息息相關，每一門類有如一環，環環相扣。這也說明杜佑不僅僅是從事典制史的編纂，而且企望將他的政治藍圖藉著二百卷的《通典》表達出來，影響人心，裨益世局。
這種以寫史的方式來表達一個政治思想的藍圖，由來久遠，與中國傳統儒家的表現方式並沒有什麼兩樣。孔子就曾藉《春秋》企圖撥亂反正，達到「亂臣賊子懼」的理想政治，可說傳統史學的最高理想，是為「經世史學」。換句話說，乃是寓政治思想於史學之中，杜佑充分地表達了這一努力，無怪乎乾隆皇帝稱譽《通典》是一部「經國之良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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