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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九
杜佑經世思想中首重民生經濟。由於他曾經多次擔任主管經濟措施的方面大員，地出任過地方長官，與百姓時有接觸，相當能夠體會一般百姓的需要。他認為所有政冶上的一切措施應該以民生為主，如果居上位的人不能夠滿足百姓的基本需求 衣食溫飽，還談什麼教化理道呢！誠如管子所說的：「食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如此才能看清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而所謂的「政治」，應是政府施政以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讓人民能達到富、足、均的境界。要達到這一點，首先執政者必須以仁德愛民，培養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使百姓對政府產生深切凝厚的向心力，也就是政府與百姓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廟堂與江湖之間沒有隔閡閉塞，上與下能夠密切溝通，國本自然深厚，國基自然屹立不搖。
但是政府的一切支出，都是來自人民，因此必須以公平的賦稅向百姓徵收。他特別嚮往三代的授田給人民，因為如此一來，政府與人民之間就產生相對的給與關係，而不僅僅是政府單方面的斂之於民。
杜佑讚美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富國富民的良法，雖然時代、環境轉變，後世再也無法恢復，但是井田的構神──鄉黨互相扶助救濟，應該繼續推行。能授田給人民，足以杜塞爭端，防範不足，百姓淳然，親和團結；百姓富庶則國本自然雄厚，可謂兩全其美，臻於理想國家的境界。
自從秦漢以降，井田制度破壞，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形成富者佔山連城，貧者無立錐之地的情形，因此應當防制權豪之家兼併土地。初唐所實施的均田制，還能達到他的理想；然而，安史亂後的帝國再也無法恢復昔日的光榮，均田制既沒有辦法維持，與授田法相伴的租庸調制也頹然不行，而改行兩稅法，甚至有各種名目的賦稅增加，這一切都形成政府單方面的斂取人民。
衰亂時代的苛捐雜稅，重斂暴賦，最足以導致人民的反感，加以冗官冗員充斥在僵化的政府當中，使得各職司往往不得其人而任，上焉者伴食君主，下焉者貪墨侵漁，無所不為，上下不得相通與聞。杜佑認為這就是法隳紀亂的時代，但如何從根本上改革弊端呢？
他首先指出文士和胥吏是不足為政的，首吏政冶是最壞的政治形態。因為如果政事由胥吏操縱把持，則政府就喪失人民的信心了；因此，政府應當積極培養主管經濟的專門人才，親自主持實際事務，讓胥吏無法上下其手，欺瞞長官，壓榨百姓。
在改革政府財政困窘方面，杜估認為政府對人民如果橫黴暴斂，那無異是殺雞取卵的不智之舉。他主張從兩方面著手，在政府方面應「省用」，國君先從自身做起，到裁汰冗員都在範圍之內；其次為「輕稅」，杜佑自客觀環境分析，認為輕稅、省用實際上是一體兩面。如果輕稅則人民安定，不致逃亡他鄉，免於流離轉徙之苦，也益加勤勞於農耕種植，再用鄉黨互助的民間組織為輔助，則人民富而強，國家也才能強盛。最後，他從節用輕稅，論到安民的辦法，主張採用漢代晃錯的「貴粟」之方，也就是重農重穀政策，才能達到教化的基礎。
十
政治乃是因於人事，人才的消長，往往可以決定一代的治亂與否。簡拔真才實學之人，分配職司當是政治清明進步的首要之務。
杜佑認為一個政治結構中，必然會產生尊卑君臣的關係，而人的慾望沒有窮盡，如果沒有國君治理必定天下大亂，而君主也無法以一個人的力量來治理天下，所以分別設立許多職官幫助他處理政事。因此，有君主然後職官設，這才是掄才選士的本原；而國君必須尚德尚賢，以德治天下，選舉賢能輔佐，充任職官，也就是將政權普遍開放給人民，而非僅限於少數公卿鉅室。
由於上等人材較少，一般人民大都是中等之資，因此應該教化百姓，然後觀察、選擇才學識兼備的人充當官吏。杜佑持別推崇「兩漢號為多士」，就是能從鄉舉里選，萬中擢一，選拔言行、才能俱備的真才。
唐帝國自盛世以來，教育發達，人才輩出，在士多官少的情況下，甄拔選用相當困難，再加上其他種種政治因素，於是只好官外加官，員外增員，傷多且濫的弊病就明顯的暴露出來了。武則天時已有車載斗量的歌謠，腕脫把推的諺語，用來諷刺官吏滿街的景象。
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造成士子日日競逐於升官求官之途，最後甚至形成「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六十官員，十羊九牧」的局面。杜佑以為解決的辦法，唯有省等級、鼓勵人民從事工商業，才可以避免人才集中、人才遇剩的病根。
唐政府取士任官的步驟，除通過禮部考試外，還要經過吏部身、言、書、判的甄選，所謂身言書判，即體貌豐偉、言辭辯正、楷法遒美、文理優良。杜佑認為四者之中，舉措可觀，詞說合理，都屬於才幹能力，要觀察一個人是否其有才幹，觀其判就能瞭解，至於書法字體，只要不至乖劣就可以了。他認為最好措施是恢復古代鄉舉里選的辦法。
十一
杜佑在《通典》自序裏說明：「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確然，在三代之世，禮樂是宗法社會的維繫力量，天下一體；但三代以後，禮樂已經失去它們本有的理想與精神所在。
唐代的環境也是如此。有關禮樂的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佛伏興等細節，成為專門官員負責的事情，斤斤計較於禮樂的枝節末葉，早已喪失教化成俗的精神。
杜佑在《通典》中，以一半的篇幅，採纂抄錄禮樂的本制。對每一制度都詳細說明古今不同的地方，闡釋其精神的所在；其次考證原意，從諸家龐雜的解釋注疏中，發揮「從宜之旨」，希望合於當時所用，這點可以說明他對三代「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的嚮往。
十二
上面所說的民生經濟、選才設職、禮樂教化，還要用安內攘外為輔。就是用刑罰、列州郡以安內，置邊防、遏戎狄以攘外，屬於「教化隳」後的解決方法。
所謂五刑是人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杜佑認為用刑應該本於先王愛人求理的原意，而不是害人作威，箝制百姓的工具；所以實施時必須分辨本末次序，不能濫用無度，讓人民動輒觸犯刑章，生活於恐懼之中。對於唐代中葉政治社會混亂的弊病，他認為矯正之途不足在用重刑、輕刑的爭論之上可以解決，治亂隆污的關鍵是在於「無私絕濫」，而不是在法的寬鬆與否，這真可稱得上是一針見血、深入鞭辟之論。
杜佑認為列置州郡地方行政單位，防範戎狄外族的入侵，才能讓教化行之於全國，所以大刑用甲兵，甲兵就是行教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但是用甲兵必須謹慎而謀，如果措置得當，自然國治民安，否則就曾國亂民危。因此，他特別取《孫子兵法》十三篇的義旨，配合歷朝歷代行軍部署、統軍御兵相類似的例證，分成十五卷敘述。例如唐太宗、高宗時，所以能強盛，乃是政府制度、處實得宜，使其為國有，事畢將還朝廷，共歸於本業，沒有將帥專擅，危害國家的事情發生。
他認為窮兵黷武易肇敗亡，如唐玄宗所以亡命奔四川，唐帝國國基動搖，危如纍卵，即是由於邊將驕矜邀功，於是兵集於邊境而京師空虛，造成朝廷中央勢衰力薄的局面，因此，政府想用兵命將，應該做到漢代賈誼所說的：「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縱自如，控制將帥士兵的調動指揮，使將士全為國家所有，軌不會發生將領圖擁重兵、干紀作亂的事情了。
他以為國君治理天下，對四夷的教化，要從道德丟感召；治理本國，須讓人民休養生息，使國家安寧而天下綏服，達到天下一家的理想。
總之，杜估的主張是國君修仁務德，則四夷從化，外患自然無由而生；使才智之士管理州郡，杜絕私濫，與民休息，百姓寧謐，則內清而外平，縱然禮樂教化稍隳，國家還不至陷於危殆之局。
十三
唐朝權德輿在杜佑的＜墓誌銘序＞裏稱美杜佑說：
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總己，縉紳瞻仰者凡六十年。
六十年的漫長宦途中一半以上的時間，杜佑也從事《通典》的撰寫，因此，我們可以說杜佑一生之中，史學與政冶是緊緊契合著，也是他一生精力之所萃。
杜佑撰成《通典》以後，典制史纂述的風氣更加興盛，元稹就以人文豪的身份撰成一部《古今刑政書》三百卷。唐宣宗大中年間，姚康也撰成《統史》三百卷-，時間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內容包括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乃至僧道是非，無所不包，無不備載。最著名是宋代鄭樵的《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與《通典》合稱為「三通」，到清代更形成有所謂「十通」。凡此，都說明《通典》繼往開來的卓越貢獻，後世讚譽為開山之作，實在不是虛誣之言。
當然，《通典》也不免有缺點存在，馬端臨、四庫總目、清人王鳴盛等都曾批評它闕失簡略的地方，但這些都屬於小疵，終究是瑕不掩瑜，無損於《通典》的價值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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