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我們所有人都可能受傷

我從未真正質疑過自己身為精神科醫師的工作，如今擺脫不了腦中的疑問。

在艾瑞卡去世以前，我的工作和領域內其餘人無異，不外乎開藥，以生物學取向治療病人。有時候，我會視病人的症狀與我的評估，建議對方到職能治療部門接受談話治療，不過當時的重點並不是陪個案把問題說開，而是盡快找出解方，這個解方多半是一張藥物處方。那是我受訓時學到的方法，我一直不疑有他。可是，經歷了艾瑞卡的事後，我逐漸意識到光是提供藥物並不夠。人們還需要更多，但我當時還不知道他們需要「更多什麼」。

我思索著接下來的方向，同時也得面對幾個影響辛巴威與人民的更大問題。不知道你對辛巴威瞭解多少，要知道，即使我們面臨飲用水危機、經濟前景黯淡等挑戰，國家仍在種種不利條件下，維持著一套大致能正常運作的初級醫療照護系統，轉介至專科醫師的流程也相當順暢。其他已經帶來改變、持續改善辛巴威人生活品質的創新做法，還包括針對HIV／愛滋病的開創性工作、國家疫苗接種計畫，以及紮實的婦幼健康照護。

但不幸的是，儘管有這些正面之處，它們卻經常被負面因素壓過。辛巴威是一個歷經四代創傷的國家，創傷始於十九世紀的殖民時期：當時，英國鑽石大亨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的不列顛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開始滲入當時稱為「馬塔貝萊蘭」（Matabeleland）的地區。兩位重要的精神領袖──妮罕達‧查威‧尼亞卡西卡納（Nehanda Charwe Nyakasikana，更廣為人知的名稱是姆布亞‧妮罕達Mbuya Nehanda）與塞庫魯‧卡古維（Sekuru Kaguvi）──曾在馬塔貝萊蘭率眾起義，反抗不列顛南非公司，後來遭處以絞刑並斬首。羅茲從恩德貝萊人（Ndebele）手中騙取採礦權，該地區就此成為不列顛殖民地，英國皇室將它改名為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這些事件的影響在接下來整整一個世紀裡持續迴盪，後來又接連發生一九六○年代的羅德西亞叢林戰爭（Rhodesian Bush War），以及一九八○年代對恩德貝萊人的屠殺。

我至今仍記得，已故的祖母說過她是多麼想回到故土，回到白人在那片地區定居以前的土地。羅伯特‧穆加比（Robert Mugabe）總統於二○○○年代初期推行大規模土地再分配計畫之前，祖母就已離世。諷刺的是，這場土地再分配立基於看似崇高的理念──把土地交給最需要它，且在殖民期間遭剝奪權利的人──實際上，該計畫卻更像一場奪地行動，最後造成的傷害遠大於好處。而且，暴力並沒有止步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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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艾瑞卡自殺五個月後，聯合國祕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針對近來席捲辛巴威的破壞行動發表聲明。那年六月，身穿制服的部隊開始在全國各地活動，有系統地拆除每一棟依辛巴威地方法規認定為「違法建築」的房屋與建物。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目的是壓制主要集中在都市地區的執政黨反對勢力。這場運動稱為Murambatsvina，紹納語的字面意思是「清除汙穢」。政府稱之為「清理」行動，但它遠不只如此。這場「清理」宣稱要掃除貧民窟與違法住宅，掃除這些所謂疾病與犯罪的溫床，然而在清理過程中被拆毀的，卻是低收入群體的社區，也是多數反對派居住的社區。

每天早上開車上班時，我都親眼看見許多人流離失所、在外受苦，我自己和他們之間卻存在一層隔閡。辛巴威和南非相似，也有自己的種族隔離制度，黑人、亞裔、混血者與白人被隔離在各自的社區裡。哈拉雷與全國各地的高收入地區完全沒有受清理計畫影響，受苦最深的，是資源最少的人──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皆是如此。

身為精神科醫師，我對辛巴威人承受的痛苦有了許多深刻認識，人們的痛苦源自無數荒謬且構想欠周的措施，而在背後推動那些措施的力量，往往是貪婪與政治利益。待到清理計畫展開時，辛巴威早已滿是四代創傷留下的傷痕（以及仍未癒合的傷口），創傷也從未真正得到化解。全國社會因此一直處於極限狀態，只消再多一點推力，政治民生的悲劇便會化為具體的公共心理健康危機。這接二連三的事件激發了民眾的敵意與怨恨，後續發展也不難預測，清理計畫不過是事件的延續罷了。

創傷會滋生創傷，而我們若不創造療癒的空間，創傷就會擴散並產生更多創傷。在此我必須強調，辛巴威的故事並非獨一無二。包括澳洲與美國在內，凡是經歷過殖民與種族滅絕的國家，都會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遭遇重重挑戰。

瞭解辛巴威面臨的多重危機後，我逐漸看清自己該往哪些方向投注心力，以及該如何以行動紀念逝去的艾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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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行動實施到第三個月時，我收到院內內科團隊一張手寫轉介單，轉介來看診的是一位年輕母親，她蓄意吞下有毒物質，企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張轉介單大概是某位資淺醫師寫的，內容很簡短：「敬請會診上述這位二十二歲、有一個孩子的母親。她先餵年幼的兒子吃下摻有毒藥的粥，接著自己也吞了一些毒藥。她兒子沒能活下來。她目前在C5內科病房，需要精神評估。」

我來到C5病房，護理師帶我來到一名身形嬌小的女子床前，只見她平躺在病床上，插著一條鼻胃管，還連接著呼吸裝置。一對年長夫妻坐在床邊，負責照料她的護理師為我做了介紹，他們是病人的父母。父親握著女兒的手，看著她透過管子費力呼吸。

「她目前這種狀態，我們能做的不多。」我對護理師說。「還是我能先向父母問些旁證病史？等她清醒、能說話了，我隨時可以再回來。」

病人的母親腰間裹著一條傳統的裙子，對我說明事情經過：他們一聽見女兒吞了毒藥，就匆匆從鄉下家裡趕到了哈拉雷。「她的房子一個月前在清理計畫中被拆了。」她低聲說。

「她沒有別的地方可去。」父親接著說。「她在朋友那裡住了幾週，可是後來再也沒有人能讓她借住了……」他把女兒毫無生氣的手貼在自己臉上，說到這裡崩潰地哭了出來。「她本來可以回村裡的家，可是她選擇留下。」

「結果，她撐不下去的時候，」母親接著說，「就帶著三個月大的兒子去了姆巴雷的穆庫維西河（Mukuvisi River），服下毒藥。」她聲音一哽，過了一會兒才補充道：「他是我們第一個外孫。」

我聽完這個故事，盡可能記錄下旁證病史，也答應等他們女兒醒來、拔管之後，會再回來看她。

四天後，我收到C5病房護理師的一張簡短字條，說我不必再回去了。那位年輕女子沒能熬過來。

這場圍剿只持續了短短數月，卻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清理計畫結束時，已有七十萬人無家可歸，估計有兩百萬人受到心理衝擊。這表示，全國很大一部分人民都在面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憂鬱、焦慮、成癮、蓄意自傷與自殺意念。在我任職的醫院裡，我親眼看見帶著上述各種症狀前來的病人激增。我們集體遭遇了國家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路途，就是從危機中穿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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