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父們：老黑手黨的鼎盛期

冷戰戰士與祕密社團：亞洲黑手黨的復甦

原子彈落在長崎和廣島之後，還是有許多日本人相信他們會繼續奮戰。雖然遭到盟軍痛擊，但多年的國家宣傳向這個民族灌輸了絕不言敗的信念與宿命感。裕仁天皇投降的決定，徹底打破這股已如殘燭般的信念。天皇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發表的廣播講話，是個歷史性的里程碑，這是全日本人第一次聽見天皇的聲音。更大的陰影很快壓過這股衝擊，人心惴惴不安。美軍占領幾乎是立即展開，讓大部分民眾（尤其是婦女）預期最壞的情況將要發生。例如某日本南部市鎮，從政府部門解職的護士要返家時收到警告，警告稱她們到時候肯定會被美國人強姦。一位婦女回憶道：「有位醫生發給我們每人一支裝滿毒藥的注射器，讓我們在被俘虜前使用它。」雖然她實際上並沒有受到侵犯，但她日後承認自己還是將這支毒藥暗藏多年。

日本政府也有類似的恐懼。美軍占領初期，光是某一縣曾經有記錄的強姦案就有一千三百起。東京當局很快採取規模更大的措施，以求抵銷他們認為將會向日本婦女襲來的暴力海嘯。「特別慰安所」於是在政府批准下設立，並招募了大約七萬名女性。這個國家賣春機關或說國營連鎖妓院的主管單位，是名稱非常無害的「休閒娛樂協會」（Relax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譯按：然日文稱為「特殊慰安設施協會」）。慰安所中女人和女孩每次性服務的標準報酬，大約是一美元。這個由國家集中管理的性產業立即大受歡迎，卻維持不滿半年就取消。美國占領當局的官員對於日本政府如此粗暴對待本國女性的行為感到震驚。此外，美國大兵的健康問題也令人擔心，由於某一美國單位中有七成士兵染上梅毒，日本當局遂將所有慰安所關閉並遣散這些婦女，且沒有給予任何補償。

娼妓之事自然沒有消失，其結果就是在缺乏政府監管之下，私人經營的妓院數量激增。這類私娼被稱為「潘潘」女孩（‘pan pan’ girl），而潘潘女孩服務嫖客的場所是由女人幫派在經營管理。每個幫派都有一個總管事務的「大姐頭」（anego），有些大姐頭甚至會領導旗下潘潘女孩和其他妓樓的人打架肉搏。我們不能肯定這些由女性運營的犯罪集團是否有戰前淵源，但是它們在戰後日本淫惡行業盛極一時，可作為日本暴力團復甦和重建的縮影。

催生上述大姐頭幫派的因素是走投無路和投機心態，而此時全日本都處於這樣的困境中。無數生命與財產的損失，大量城市被夷為廢墟，種種困難催生出一套仰賴個人積極與決心運作的經濟。由於工廠和商店被毀，家庭急需食物、金錢和工作之下，克難搭建起來的市場遂成為社區鄰里的新中心。這些露天黑市很快就讓地方政府疲於取締。東京西側新宿火車站站外是全日本最大的擺攤區和商販聚集地之一，新宿的街頭小販兜售一切他們能拿到手的商品，包括從美軍或政府倉庫竊來的違禁品。一套基於敲詐和保護的體制，維持了市場整體的開放和秩序。商品價格由正規協會或是由商販、賭博業者和流氓組成的幫派制定，它們還會教訓不守規矩的商販。每個人都要向地方老大「親分」（oyabun）繳納巨額保護費。能在這種秩序中爬上山頭的人，往往是不吝嗇使用暴力的狠角色。例如一項美國調查發現，大阪的二十個地方老大當中有十八人曾因涉及賭博的謀殺、襲擊或恐嚇行為被定罪。

主宰日本戰後黑市的那些頭目，很可能是在暴力團傳統中成長的人，不過新宿新上位的老大尾津喜之助沒有這樣的境遇。坎坷多舛是尾津喜之助的人生寫照，他兩歲時被母親拋棄，由好色的父親和嚴厲的妓女繼母撫養，受人欺凌的童年更增添他的冷酷性格。尾津日後得意地表示，他十五歲時就敢拿剁刀砍人，曾經差點殺死一個男孩。尾津遊蕩了一段時間，後來擔任各行老闆的保鑣。到四十多歲時，他估計自己殺死的人大約有八十個，凶器是他自己的刀，奪命方式不是刺便是砍。正是這樣凶狠的名聲，讓新宿黑市成為尾津喜之助的地盤。一位美國記者在一九四七年找上尾津時，他已經不再親自幹髒活了，他付給工人優渥的薪資，並且與新成立的財閥（zaibatsu）聯手，擔任起東京都露店商同業組合的理事長。第一次會晤時，尾津向這位美國訪客坦承，他對艾爾．卡彭懷抱高度敬意，並且樂於被人稱為黑幫分子。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尾津改變了主意，他後來還是希望能被人視作有修養的紳士。

日本其餘地區的老牌暴力團也把握住美軍占領創造出的機會。神戶港是美軍進行貿易和補給的樞紐，神戶早期的幫派（稱為某「組」［gumi］）大多沒有倖存下來，要麼毀於戰火，要麼是被政府強力鎮壓而消滅。於美軍占領時期重振的幫派為數不多，山口組便是其中之一，當時成員僅有二十多名。年輕的山口組組長田岡一雄最初缺乏身為創始人的名望，但是大戰期間田岡恰好在牢中服刑，而他犯下的殺人案最終使其地位脫穎而出。往後三十年間，田岡運用他在神戶港的勢力，蠶食鯨吞敵對幫派的犯罪產業和利益。山口組與某些犯罪家族結盟，然後併吞其他家族而更加壯大。來到一九七〇年，山口組自稱已有一萬名成員，遍布日本中部的本州島。據稱所有經過神戶港的貨物，有八成是由服從山口組的碼頭工人卸載，這讓田岡一雄在六〇年代每年收入高達一千七百萬美金。況且，勒索商業航運公司和碼頭工人，還只是山口組收入來源的一部分而已。

山口組引領著其他黑道家族，走向將獲利來源拓展至傳統犯罪領域之外的多元化趨勢。二次大戰期間，麻醉品成為日本國內消費者的重要需求，政府毫不遮掩地向工人、士兵和普通民眾提供興奮劑，以求維持專注力、提高生產量、抑制飢餓感。當時分發給人民的主要藥物是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日後俗稱的冰毒）這是日本化學家於戰前率先提煉出的混合物。儘管戰後法律禁止該藥物的製造與使用，但日本投降後陷入的困境，導致人民成癮率居高不下。隨著甲基安非他命的生產和消費轉往地下，相關犯罪數量激增。一九五四年時，日本警方報告稱兩個月內牽涉此藥物的謀殺案多達三十一起。穩定而優渥的販毒利潤，促使山口組和其他家族將毒品貿易納入自身的犯罪活動中。政府調查人員在一九七九年首次嘗試計算全日本暴力團總體收益時，宣稱興奮劑的生產、分銷和販售占暴力團全年收入的近一半，總額超過一千億日圓。作為所有暴力團家族中最大的山頭，山口組的收入占據同期暴力團總收入的絕大部分，總額估計達五兆三千八百三十億日圓（換算今日貨幣價值約等於九億多美金）。

暗殺、逮捕、街頭火拚也是戰後日本暴力團之所以能欣欣向榮的重要因素。美軍占領的時代背景下，新生或重建的黑道家族，與來自從前日本殖民地的移民幫派相互競爭，訴諸暴力是家常便飯：來自台灣的小販搶走了尾津喜之助地盤新宿街頭攤販的生意，田岡一雄的山口組則得跟來自朝鮮的勞工和流氓鬥爭。在一九四○至六○年代這段緊張時期，黑社會地盤爭奪戰也變得愈加殘酷。一九四六年，約一千名東京松田組成員和數百名台灣街頭小販，在澀谷區街頭展開廝殺。另有一起事件是，三百名外國流氓攻占了神戶當地某派出所，於是神戶市長居然要求山口組前往支援。據說田崗手下提供的援助，讓市政府方面對這個暴力團家族欠了一份「長期的人情債」。

這類衝突當中所蘊含的仇外情緒，是塑造暴力團作為一股政治力量重新崛起的重要因素。在美國指導下經歷改革的日本法院和警察部門，努力以有限的人員和資源維繫法律。相當時間內，當局對尾津喜之助和田岡一雄這類人物執行的江湖秩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日本走向民主政治的變化，迫使暴力團與本國菁英階層之間的傳統關係發生了根本轉變。新政黨組成加上親美立場加劇社會分歧，共產主義的風潮曾盛極一時，新工會、學生團體和其他激進組織方興未艾，但隨後又遭到美軍占領當局鎮壓。日本本土保守派對美國人沒有特別熱愛，但他們更恐懼不斷狂飆的左翼勢力。在美國的支持下，改革後的日本右翼勢力開始團結，這個聯盟當中包括大量前大日本帝國時代的官員。能夠定義何謂戰後日本保守主義的首批人物之一，便是那位專門替人解決麻煩的悍徒兒玉譽士夫。

兒玉譽士夫在戰後審判中雖被判定為甲級戰犯，卻在一九四八年就出獄了。此時獲得美方支持與資金的日本情報人員，正要執行計畫顛覆左派事業及其他威脅占領當局的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並不認為兒玉是個有價值的資產，報告中稱「此人是個幫派分子、江湖騙子，一個徹頭徹尾的賊」。結果兒玉與日本黑社會的關係之深遠超預期，因為「地位高卻居於弱勢的人」經常尋求他的幫助。兒玉譽士夫設法打進日本自由民主黨（此黨至今仍是日本保守主義基石），並成為黨中的重要人物。他對日本右翼事業最大的貢獻，在於他能夠凝聚各個暴力團家族的共識並爭取其支持。五○年代中葉，兒玉首次舉辦暴力團老大、商界領袖、政界大老齊聚一堂的活動，而這類活動往後還有更多。尾津喜之助特別看重這類釋出友好訊息的舉措，他於是公開向右翼政黨捐款，也曾經競選國會議員（但沒有當選）。尾津和其他暴力團老大們一樣，想要利用這樣的政治資歷來為自己漂白，以追求在合法團體中擔任「顧問」（advisory）職位。在尾津去世之前，他已經成功打入商工會議所、東京都餐飲業協會、第二和服交易所及零售魚商協會。此外，政黨領袖、商界人士、政府官員也開始依賴暴力團所能提供的暴力性力量。有個特別能突顯此情的例子發生在一九六○年，當時社會上爆發反對與美國簽署防禦條約的大規模民眾抗議。然後就在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正式訪日前，有多達一千名手持帶釘球棒的暴力團成員，協助警察共同進攻左派發動的遊行。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過往有前帝國官員和戰犯身分，曾經和兒玉譽士夫做過獄友，岸信介也由此得以確保暴力團勢力的支持。

法律的灰色地帶對於暴力團浴火重生也是至關重要。在一九六四年之前，無論是賭博業者和賭徒按照法律來說都應當加以逮捕，問題是法律又同時規定，警察只能抓捕正在博弈賭牌的現行犯。一九五六年以前政府對於賣淫這個行業並無取締，然立法者在五六年將賣淫定為犯罪時，卻只是禁止從事有償的「性交」，也就是說此範圍以外的色情活動都不會受法律懲處，無異於官方縱容。尤要者在於，公然宣告自己暴力團成員的身分並無違法之虞。暴力團是完全合法的組織，許多組織還在新蓋的高樓大廈裡頭設置固定辦公室，由此，暴力團家族與附屬團體的成員人數快速增加。一份詳盡的政府報告稱，全日本暴力團成員人數在一九六三年攀升至最高峰，當時全國有五千一百多個家族，公開身分的追隨者共有十八萬四千餘人。

然而來到六○年代中葉，此時的黑道已經不再做黑市供應商，他們在色情賭博等服務業擁有的股份提高，運營也變得更加正規。有兒玉譽士夫這樣的權力掮客在各大家族之間凝聚共識，暴力團聯盟體系也隨之成形。時至七○年代，官方認定有七大暴力團企業集團，各由擁有數千名成員的幫派組成。然此合併過程有陣痛、有意外，並非一帆風順。政府擔心一九六四年舉辦東京奧運時造成外人觀感不佳有損顏面，遂於當年收緊賭博法並嚴厲打擊暴力團。當局警戒心之提高，直接導致暴力團家族的數量下滑，至一九八○年時全國僅剩兩千四百個幫派。不時出現的暴力事件，也對暴力團本身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山口組等組織的壯大帶來一系列幫派擴張戰爭，震動全日本。然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相比，這類暴力事件規模很有限，比如一九七○年全日本各地暴力團互鬥的砍殺槍戰，總共只釀成三十六人死亡，一百四十七人受傷。

黑手黨：近代黑幫的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