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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紅樓服飾中的文學文化
第二章 紅樓服飾中的文學文化
人類的服飾之美，
是對理想的追求中最美的一種創意，
是豐富活潑、變化萬千的物質文明中的詩意。
在傳統與時尚中，
人類最敏感的藝術─文學，
與服飾文化共舞。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聲明故事的「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於是，圍繞著《紅樓夢》，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公案，服飾的朝代問題也是其中之一。比如《紅樓夢》改編為電視劇，劇中人物穿著宋明服飾，給人的印象似乎故事發生於宋明時代，賈寶玉活脫脫就是一個宋明時候的貴族公子哥。如今又在討論重拍電視劇《紅樓夢》，而其中應該採用什麼時代的服飾，便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為什麼大家對服飾問題這麼關心呢？這是由服飾的藝術表現力決定的。
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對服飾的描寫非常注意藝術分寸，經常使用「半舊」、「半新」和「半新不舊」這三個詞來形容。第八回中，薛寶釵的服飾是「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薛寶釵是皇商之女，有條件穿奢華的新衣服，特別是在心上人寶玉的面前更應該如此。但薛寶釵的性格是「安分守己」的，因此她的服飾就不能張揚，甚至她的門簾也是「半舊的紅綢軟簾」。
賈府是世家大族，有它自己的家族文化累積和傳統，這種累積和傳統反映在物質上，就是物質的傳承性，換句話說就是賈府日常所使用的東西雖然不乏最新添置的，但大部分應是代代相傳的，像寶玉的「烏雲豹的氅衣」和薛寶琴的「鳧靨裘」，都是賈母保存下來的。因此，曹雪芹對賈府的服飾以及相關布料方面的描寫，尤其注意它們的新舊，以此來彰顯賈府世家大族的地位和傳統。但是二十世紀八○年代拍攝的電視劇《紅樓夢》，在服裝上卻是大手筆，人物的服飾一律都是嶄新的，而且非常華貴富麗，無法讓觀眾體會出賈府世家大族的底蘊。
《紅樓夢》中還有許多圍繞服飾展開的小情節，第八回〈探寶釵黛玉半含酸〉，對黛玉含酸帶妒的心理描寫，就是以服飾作為敘事的突破口。寶玉和黛玉一先一後到梨香院中探寶釵的病，他們之間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寶玉因見她外面罩著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笑道：『我多早晚兒說要去了？不過是拿來預備著。』」這種圍繞服飾展開的小情節，一方面推動了大情節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能夠在細微處刻畫出人物的性格特徵。服飾的作用，在這裏就上升到文學的功能層面了；用專業一點的話來說，也就是營造出文學的審美意象了。
胡適說過：「《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實的自敘：裏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這就道出了《紅樓夢》的文學本質，亦即它是一部象徵主義的小說。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中也開宗明義：「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梔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又說：「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這些自白，點明了《紅樓夢》的創作手法是象徵的手法。黑格爾曾經指出，「象徵一般是直接呈現感性觀照的一種現成的外在事物，對這種外在事物並不直接就它本身來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種較廣泛、較普遍的意義來看」；「象徵在本質上是雙關的或模稜兩可的」。《紅樓夢》就是運用這種象徵手法，把「無朝代年紀可考」的「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的事跡，「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取其事體情理」，創作出一部「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傳世之作。《紅樓夢》的象徵手法當然不是曹雪芹的憑空獨創，它是對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學傳統的一種繼承；而這種繼承性，我們可以透過梳理服飾成為文學意象的發展歷史來考察。
文學服飾的尋根──在傳統與審美中風流。
服飾成為文學的一部分，有著悠遠的民族傳統，主要功用則是營造文學的審美意象；同時，在文學的滋養下，服飾文化也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風流。中國古代文學的審美追求，極為講究意象的營造，「意象」一詞也是中國古代文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範疇。意象的分析，無論在美學上還是在文學上，都涉及對藝術作品中創作者的內在意念或思想感情與外在藝術形象的把握，同時也有利於在審美鑑賞中超越藝術語言，以把握藝術作品的內在意蘊。
所謂意象，淵源於古代哲學中的「言意之辯」。言與意的辯證關係，最早在《易經·系辭》中提出：「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認為藝術語言不足以完全傳達個體的內在意念或思想感情。《易經·系辭》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有效傳達個體內在思想感情的辦法，就是「聖人立象以盡意」，即聖賢之人借助具體存在的形象，以表達胸中的意念或思想感情。演繹到今天，「意象」發展成為「有意義的形象」和「有形象的意義」的和諧統一。
中國古代詩學中，意象的形成主要透過「賦、比、興」，這三種方法早在《詩經》產生的時代就誕生了。以服飾作為意象的一種，基本上也與此同步進入了文學的視野；中國古代服飾的形制、顏色、紋樣及質料等，透過中國詩學的「比、興」手法，在文學作品中將文學家社會的、倫理的和審美的需求呈現出來，使之成為文學意象和精神的審美形態。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藝術，與其他意識形態諸如哲學、宗教等一樣，都是一定社會生活的反映。在成為文學意象之前，服飾已經經歷了成為社會生活意象的階段，發展為意象的審美文化。中國人有崇拜天地的傳統，認為天地高於一切，一切生靈與神靈都不能超越天地而存在；天是萬物之父，地是萬物之母，天地，是任何神靈都不能取代的。中國最早服飾的色彩就取自對天地的崇拜。古服以上衣下裳為主要形式，上衣大多取自天，為玄色；下裳則取自地，以黃色為主。這種色調的搭配絕不是偶然，按照古人的說法，天地即為乾坤，乾為天、坤為地，天將亮時呈現出玄色，故代表天的上衣要製成玄色；而大地的顏色則是土黃色，故代表地的裳也以黃色為主。這種色調的構成，無疑與人們崇拜天地的原始宗教觀念，有著直接的聯繫。
中國人尊天貴地，人間的最高統治者以天的代言人姿態出現，代天行事，是天之子；土地是生存的根本，天子則是代替天來治理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天之臣民。因此，古代的天子就如《左傳》所言「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以表現對「天地之德」的感戴和崇奉。於是中國服飾意象審美文化中，「天冠地履」或「戴圓履方」，便是以服飾中的「首服」─「冠戴」─和「足服」─「履舄」─的「圓」、「方」之象，來狀喻天地，表示天子的權力和尊貴。
而《尚書·益稷》所載的「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冕服「十二章紋飾」，便是繡繪於冕服的上衣和下裳之上，具有深刻寓意的意象，亦即審美意蘊的十二種紋飾。這「十二章紋飾」，正如唐朝孔穎達所疏的一樣：「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製作者皆十二」，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冕服的「十二章紋」，有的是以物質的實際形態出現，有的則是以觀念形態的圖符乃至紋飾出現；雖然形態的感性形式各不相同，但都滲透和寄語著群體的情感與寓意，成為社會化、倫理化和審美化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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