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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3
朱玲是我在「硬石」認識的，那時候是 94 年，我 26 歲，剛剛開始寫劇本，劇本的活兒時有時沒有，有劇本寫，就有錢花，就高興，就能跑到外面混，沒劇本寫，就沒錢，就不高興，同樣也要跑到外面混，總之，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天亮入睡，下午起床，聚在一起，往往一頓晚飯便吃到太陽落山，然後一起熬過漫漫長夜，直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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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裏，比起一個人孤零零地面對電腦，或者一本本不知所云的書籍，我更願意與別人在一起，無論那是些什麼人，無論他們是好是壞，那是在 95 年。
不用說，我那時陷入難以言喻的苦悶之中。
但在白天，我寧可睡去，既使吃上一百片安眠藥我也要在白天睡去，白天是那些渾渾噩噩的傢伙的天下，在白天，他們穿上西裝或便裝，她們描上紅唇或畫深眉毛，他們刷好牙齒，把臉洗淨，裝出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衝出家門，他們壓抑著卑劣的念頭走上大街，他們做出一個個計畫，他們實施一個個計畫，他們生產、交換、消費，他們控制別人，他們擺脫別人的控制，他們積極向上，他們是這個破爛不堪的城市的發動機，他們讓這個臭氣熏天的城市在人海裏航行而不至沉沒，他們奮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他們隨著成功或失敗，或沾沾自喜或垂頭喪氣，他們給自己理由，給自己藉口，讓自己存在，讓自己有價值，他們在陽光下庸庸碌碌，一句話，他們在掙扎著，那一副副辛辛苦苦的尊容足以教人肅然起敬。他們是那些正常人。
而當路燈亮起，咖啡店開門迎客，酒吧的霓虹燈開始招搖閃爍之際，正常人便紛紛從他們的崗位上魚貫而出，返回家園，他們擰亮電視，聽聽裏面的胡言亂語，他們吃起晚飯，與家人一起談論工作的艱辛、待遇的不公以及各種生活瑣事，與此同時，北京這座城市猛地撕下面具，剎那間露出另一副面孔。
我喜歡北京的另一副面孔，我喜歡看電影院裏情侶嘴裏講著甜言蜜語，手裏卻做著下流的動作，我喜歡看迪廳裏怪異的著裝和扭曲的形體，我也喜歡看酒吧裏那些一言不發的孤獨者苦捱時光，我還喜歡在飯館裏看人相互吹牛、講大道理，我更喜歡看妓女們濃妝豔抹，去騙取嫖客的金錢與歡心──這些夜裏的景致一再上映，我則不厭其煩地一再觀看。
於是，我扔掉手裏的書，熄滅菸頭，忍住從胃裏泛上來的陣陣噁心，跳下床，披上衣服，裝好錢包，走出家門，去觀看那些被黑夜撕碎的碎片，我麻木不仁，無聊至極，但我也因此而能忘掉孤單，忘掉自己的痛苦，不再想生活是否真正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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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是大慶介紹給我的，有一天半夜十點鐘，我和大慶一起在他家邊聽卡拉絲唱的《蝴蝶夫人》，邊討論去哪裏混，時常有人打電話來，問我們去不去這兒，去不去那兒，可那天我們不知為什麼對那些人和地方不感興趣，卡拉絲聽完，換成貝多芬早期四重奏，然後換成老顧爾德彈的帶著哼哼聲的《哥德堡變奏》，然後換成齊默爾曼彈的《莫札特第二鋼琴奏鳴曲》，越聽越無聊，聽著聽著，有電話響，大慶接了電話，說了幾句行行行好好好之類以後，便毅然掛下電話，關掉唱機，拾起外套穿上，順手把燈關掉，黑暗裏，我聽他對我說：「發你一姑娘怎麼樣？」
「發我十個吧。」
「滾吧！」
我們倆迅速出門，上了一輛計程車，大慶說對出租司機說：「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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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石位於亮馬河大廈，是個可以在裏面吃飯喝酒蹦迪的地方，還有馬來樂隊伴奏，有歌手唱美國通俗歌曲，那天晚上，我們在裏面遇到三個姑娘，其中的一個是朱玲，那時候，她 30 出頭，即使在舞池裏跳舞也戴著一個小小的墨鏡，樣子看起來不錯。第一次跟她上床距我們點頭見面不過兩小時，我躺到她床上時卻已醉得不省人事。
我喝醉時有個特點，就是別人根本看不出來，即使醉得天翻地覆我也能行走如飛，還能認路，正常與人對話，唯一表明我喝醉過的跡象就是我對醉時發生的所有事情一概忘得乾乾淨淨。
朱玲結過婚，老公原來是個走私的，認識我的前一天，他終於一命歸西，是因為抽白粉，他給朱玲留下一大筆錢和一身髒病。
這些，都是朱玲在以後的日子裏斷斷續續告訴我的。當晚，我睡到她身邊，幫她摘下耳環，除下墨鏡，她提醒我，要戴避孕套，完事以後要洗澡，要仔仔細細的洗，不能馬虎。
她對我說，「你現在是小孩，什麼都不在乎，那是因為你什麼也不知道，以後什麼都知道了，就什麼都在乎了。」
據說大醉的我如此對答：「我才不在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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