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性的開端(BC0028)──台灣二二八事變
A Tragic Beginning :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m 1947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賴澤涵、馬若孟、魏萼
       Lai Tse-Han
譯者：羅珞珈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02月25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16頁
ISBN：957130624X

【譯者序｜中文版作者序｜前言 1｜前言 2】

▼  前言 1

暗雲下的行程

過去四十年來，臺灣由極度貧困，政治社會十分落後的情況，進展到經濟繁榮、教育普及、民主落實的現狀，是開發中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故事之一。中華民國政府的成就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它需要收容1949年以來由大陸前來的兩百萬難民，要克服的不僅是貧窮和落後，還要消解臺灣本地人和執政的外省人之間鉅大的緊張壓力。今天，臺灣的總統李登輝先生就是臺灣人，當他於1988年就職時，一般外省人對他十分支持。

但是，對於許多臺籍人士而言，這些成就總有些美中不足，總有它空虛的一環。就像有一片黑暗的烏雲，懸掛在臺灣政治生命的上空。1988年2月28日，臺灣各大城市都有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其目的在紀念發生於1947年2月28日的一樁事件，在該事件中臺灣人挺身抗議由外省人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施行的一些政策。參與示威遊行的民主進步黨（DPP）甫成立不久，宣稱此次示威活動進行得「喧鬧而有秩序」。當時有幾十名民進黨籍人士聚集在嘉義市火車站廣場北側，舉行「二二八事件」死者追悼會。追悼會快結束的時候，民進黨嘉義市黨部籌備委員陳楨維等人因為燒冥紙，被警方人員制止，雙方一度發生衝突。警方將冥紙踩熄，並且逮捕了陳楨維。

當天，執政黨有關人士在接受訪問時，重申李登輝總統日前在記者會中的講話。李總統說：「二二八事件是臺灣光復不久後歷史上發生的一個悲劇，社會應該有平衡，以愛心來看待此一事件。」

1989年2月28日，適逢「二二八事件」四十二周年。立法院院會同時開始進行第八十三會期施政總質詢。一些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輪番上台提案，要求政府公佈「二二八事件」真相，並且對受害者採取若干補償措施。由於大多數立法委員拒絕支持，此一提案並未獲得通過。但是院會最後決議邀請內政、國防和法務三部的部長，到立法院專案報告「二二八事件」經過並備質詢。

同一天，全島各處都有紀念活動。在嘉義市，大約二千名以民進黨為主的群眾，28日下午先在市區遊行，會後 集在嘉義火車站前，打算拆除原吳鳳銅像舊址上的獅子會標誌。群眾與警方形成了對峙的場面，氣氛一度很火爆。警方也曾出動鎮暴部隊應變，僵持到最後，嘉義市張博雅市長只好出面，下令拆除獅子會標誌，整個風波才算落幕。第二天，民進黨嘉義市黨部，函請市政府准許在嘉義市彌陀路忠義橋頭三角地帶，籌建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市政府在原則上已予同意。1989年8月19日，這個全國第一座由官方核准籌建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竣工落成，正式揭幕。

1990年二二八週年以前，發生了另外一起事件。2月23日上午九時卅分左右，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沈智慧建議，全部委員為參加院長選舉而導致心臟衰竭逝世的蔣公亮默哀一分鐘。經主席裁示後，國民黨籍的立委立即起立垂首；而民進黨籍的立委一時不知所措，意見紛紜，引起一場口舌之爭。一小時後，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彭百顯也提議為「二二八英魂」默哀一分鐘。所有民進黨籍的立委立即起立默哀，而國民黨籍的立委卻在座位上議論紛紛，並未起立，造成「兩黨默哀，分別起立」的局面。2月27日，立法院決議於當天的院會中，全體委員起立為「二二八事件」死難者默哀一分鐘。由於27日當天的議程碰巧為立法院正、副院長的選舉，行政院所屬官員不必列席，自不可能參與起立默哀，也不會對該決議表示任何意見。同時，內政部高層官員表示，雖然有人建議將2月28日定為國定紀念日，但是，政府訂立紀念日的程序慎重，並以通行全國為原則，「二二八事件」只是區域性的衝突，而且死傷的人，本省外省籍的人士均有，目前不宜也不考慮將2月28日訂為國定紀念日。同時，學術界的人士，一致指出，「二二八事件」是中華民族現代史上的一件歷史悲劇，一般民眾和知識分子，應該面對問題，以平常心來化解它所帶來的悲傷與哀痛，以消除朝野之間彼此互不信任的心結。

緊接著立法院創紀錄歷史性的默哀之後，國民大會也於2月28日，以具體行動來表達對「二二八事件」的重視；建議所有的國大代表，不分朝野，全部起立為此事件死難的同胞默哀，結果有一半的代表沒有站起來，有的人站起來，環顧周圍的代表後，又坐下去了。

由此看來，在許多臺灣人的心中，對「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仍然如熊熊烈火，繼續不斷地燃燒著。在要求臺灣成為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訴求中，這份記憶，構成了中華民國朝野之間政治理念融合統一的最主要障礙。

將「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完全公諸於世，是否即能驅散漫天暗雲呢？我們並不知道。但是，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的確希望藉由真相的揭露而能撥雲見日。在這本書中，我們盡量客觀公平地陳述並分析「二二八事件」的經過，並考量此事件在歷史上的位置。如此，我們分別闡述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1895～1945年）各種社會、經濟及政治狀況；1945年中華民國建立起統治臺灣體制時的意識形態、政冶形勢與施政特色，與最後導致事件發生的各種困難與緊張的狀態；事件的經過與中華民國政府處置的方法；以及災禍後復甦時期發生的各種大事及趨向。在討論以上各項主題之前，我們首先要總結一下目前對此一事件的各種詮釋，然後對各種詮釋未能解答或解答不周全的地方提出質疑。

日前對此事變的詮釋

多年以來，尤其在1986年之後，討論「二二八事件」的文章和書籍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籠。時下對此一事件，主要有四種不同的詮釋。

詮釋之一來自中國共產黨。1975年2月下旬，北京首都各界人士和在北京的臺灣籍同胞一百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舉行座談會議，紀念臺灣省人民「起義」廿八週年。參加座談會的包括中共的高級幹部葉劍英、徐向前、烏蘭夫以及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等人。座談會的主持人是政協副主席許德珩。會後發表聲明如下：

28年前，在1947年2月28日，有著愛國熱情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臺灣省人民，在偉大領袖毛澤東發出「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戰鬥號召鼓舞之下；在全國革命勝利形勢的影響下，英勇地舉行了二．二八武裝起義，震撼了蔣介石集團在臺灣的反動統治，配合了祖國大陸人民的革命鬥爭。

中共官方對此一詮釋，從未表示任何動搖猶疑之處，他們仍然堅持臺灣人民是愛國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而「二二八事件」是 40 年代後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新高潮」的一個環節。

第二種看法來自臺灣獨立運動的支持者。我們在第六章會談到，臺獨運動如何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興起與發展。臺獨人士認為此一事件為臺灣同胞對國民黨血腥鎮壓的憤怒反彈，是臺灣同胞長期以來，不屈不撓為民主自決奮鬥歷史的另一章節。臺籍學者如彭明敏等聲稱，國民黨屠殺了「兩萬以上」臺灣本地的菁英分子。他們認為國民黨的目的，並不僅於恢復秩序，而是藉機摧毀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翦滅任何可能的政治異議分子。按照彭明敏的說法，國民黨的策略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在1947年初，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臺灣人被屠殺了。隨著第二階段在1950年，國民黨推行所謂的土地改革，其目的在耗盡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分子。

在日本出版的主要臺獨刊物《臺灣青年》1961年2月號中，我們可以找到另外一種代表臺獨人士的看法：

臺灣獨立運動之潮流始於1920年以來的民族運動，相繼而起的是促使六三法之撤廢，發起設置臺灣議會之運動，以及大量農人及工人的覺醒。因此，1947年2月18日臺灣省民的奮起，只不過是此一潮流的延續而已……

臺灣省民英勇地行動起來了，因為他們要求基本的人權和自由，政府民主化，臺灣人自決以及平安康樂的生活。要求基本人權的鬥爭當然是神聖的，我們無疑會戰勝敵人惡意的造謠中傷，使「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大白於世。

許多西方知識分子都同意臺獨人士對國民黨政策的看法，但是他們並不全然同意臺獨人士對臺灣歷史的看法。

第三種詮釋是國民黨的觀點。事件發生當時南京中央政府國防部長白崇禧，在不幸事件發生後，奉命到臺灣來調查宣慰，他提出的看法和解釋，許多國民黨人士都可能贊同。白崇禧於1947年 3 月17日到臺灣調查事件發生的原因， 4 月 2 日離臺， 4 月 7 日向中央政府提出他的報告。他公開指出在引發「二二八事件」上，共產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47年 5 月 1 日出版的《正氣月刊》上，他稱此事件為「不幸的事變」。他解釋如下：

遠因：臺灣同胞受到日本人褊狹惡性教育與歪曲宣傳的遺毒。近因：共產黨及野心家利用緝私案件掀起暴動。

按照白崇禧的看法，臺灣同胞一方面受到日本五十一年來馴服與分化的殖民地教育，另一方面又聽信日人對中國政府惡意歪曲的宣傳，使台胞輕視祖國的人民和軍隊。造成他們的暴亂行動。另一方面，臺灣的共產黨員和野心家，同時在臺顛倒是非，造謠惑眾，利用逮捕一個販私煙的婦人緝私案件來掀起「二二八事件」暴動的大風潮。這兩種複雜的原因，造成了此一「不幸事變」。白崇禧的報告，語焉不詳。對於「暴動」的經過情形和結束狀況，也沒有詳細的說明。這大約是一般官方文獻的普遍現象，我們實不能作過於嚴格的要求。

第四種詮釋來自美國國務院發佈的中國白皮書：「臺灣經濟日形惡化，而來自大陸的人員行政效率低劣，公眾怨恨，引起1947年2月28日之叛變。」國民政府的軍隊平息了變亂，但也犧牲了許多人的性命，報告又說，情形更壞的是，「對大陸人痛恨的程度日益增加。」1947年8月17日，魏德邁將軍引用當時美國駐臺北外交使節供給的資料，向美國國務卿上了一份報告，對此「叛亂」的主要原因，陳述如下：

卸任長官陳儀主持的政府，把人民和中央政府隔離開來。許多人不由自主地相信，臺灣自治自主的形勢可能更為有利。中央政府失卻一良好機會，以向中國人民與世界表現其能給予忠實而有效之行政能力。此次失敗。尤不能歸咎於共黨或其他異議分子的活動。臺灣民眾誠心渴望從日本鐵蹄下解放，惜乎陳儀及其心腹對馴服快樂的臺省人民的統御，卻是冷酷、腐化、貪婪的。國軍的姿態形如征服者，中央政府的官員利用秘密警察，任意凌辱老百姓。

魏德邁同時指出臺灣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日本人對其社會基礎結構的建設相當完善，一般百姓的識字率也很高。即使有這些有利的條件，現實的狀況卻十分敗壞，一般百姓均贊成臺省自治。

這四種詮釋，那一種較具有說服力？更重要的，關於這麼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我們應該提出何種疑問？

與該事變有牽連的人，他們的觀念和看重的是什麼？那些觀念和重視的價值是如何形成的？人們當時面臨的困境是什麼？那些困境的本質如何？如果我們不能徹底了解以上各點，我們對這歷史事件的評估，大不了像電視播報員一樣，僅能替觀眾指出誰是好人，誰是壞蛋罷了。

我們探討的方法與資料來源：七個根本的疑問

第一，我們要探討此一事件發生的原因，受臺灣歷史背景環境的影響有多深？畢竟當臺灣於1945年回歸中國時，它已經受到日本人全然不同的統治方式超過了五十年。1945年，在國民黨對世界的看法和政治意識強烈的臺灣人之間，早已存在著無法妥協的歧見了。每一方面都被另外一方憤怒地指責為蠻橫而無恥——這樣的看法注定了要引發1945年臺灣光復後隨之而來的各種爭執。

這種背道而馳的概念，分別源自國民黨和臺灣省民不同的歷史經驗。生長在臺灣但在日人統治下的中國菁英分子，雖然自視為中國人，仍然深受中國文化遺產的薰染。然而，他們大多數對日人能夠巧妙地借用西方科技的能力，亦充滿了敬服之心。其中有不少人前往日本學習，並且接受了包括日本自由派在內的各種日本式及世界性的思潮，除此以外，許多臺灣人感到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之下忍受了那麼久，光復後，國民政府理所當然，應該優先滿足他們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需求，而不是動用臺灣的資源，去和毛澤東廝鬥。

臺灣人的這種態度，自然會造成他們和外省籍官員之間的緊張感。大陸人和日本人艱苦作戰了八年，他們視日本帝國主義為中國最大的寇讎。他們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救星。在和共產黨作存亡關頭的殊死戰時，他們一心期盼臺灣的兄弟們給予中央政府全心全意的感激和支持。正當大陸人指望臺灣人的感恩和崇仰時，臺灣人正好在那裡期待大陸人對他們的慰安與尊敬。正當大陸人為了臺灣人對日人的崇拜感到噁心時，臺灣人卻認為和日本人比較起來，大陸人簡直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