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性的開端(BC0028)──台灣二二八事變
A Tragic Beginning :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m 1947

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臺灣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賴澤涵、馬若孟、魏萼
       Lai Tse-Han
譯者：羅珞珈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1993年02月25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416頁
ISBN：957130624X

【譯者序｜中文版作者序｜前言 1｜前言 2】

▼  前言 2

我們要提出的第二個論題是，自從1945年10月24日國民政府開始治理臺灣後，島內緊張的情勢如何日益加深。我們主要的論點在國民黨錯誤的統治方式，雖然是造成島內情勢緊張的原因之一，但絕不是唯一的原因。許多臺灣人感到自己受到國民黨的迫害，並且形成「你死我活，誓不兩立」的心態。這種受害者心態並非僅僅緣由於國民黨的「暴政」。

我們曾經提及臺灣人與大陸人之間對世界觀基本上的殊異。因為對臺灣人心存懷疑，國民黨拒絕聘用他們擔任政府中較重要的職位。由於中華民國官員毫不重視臺灣人在政治上熱切的願望，他們對民間日漸增加的不滿和怨氣，當然沒有任何反應。除此之外，國民黨不但沒有支援臺灣加速經濟發展，反而認為臺灣的經濟資源應該動用在對共產黨的戰鬥中。同時，國民黨採用的國營經濟政策，完全阻礙了經濟的復甦；1946年，通貨膨脹及失業率越來越嚴重，農村所受到的損害更為慘重。日益惡化的經濟情況以及其他的因素加起來，更加深了本省人和大陸人之間緊張的程度。在第三章中，我們會討論到此點。

即使如此，如果臺灣當時軍警人員的總數不由四萬八千人裁減到一萬一千人的話，「二二八事件」絕不會擴大到後來的地步。3月8日，一旦支援的部隊到達，秩序立即恢復。

第三，我們要問有那些人真正參與了此一事變？我們證實捲入此一事變的只有城市和較大的鄉鎮。大多數臺灣人——最高可到百分之八十——都是鄉下住民，他們即使有所牽連，也十分有限。其餘百分之廿的人，也只有一部份參與活動，而參與活動者，也僅有部份人存有真正的政治恩怨。目擊者的證言顯示事變中的活躍分子，包括失業者（有些剛從日軍退伍下來）、專業人士，可能還有一些流氓地痞。我們研究的結果顯示，臺灣共產黨員並未真正煽動此一事變，而參預此一事變活動的也只有少數共產黨員。

我們的第四個疑問是：參加此一事變的積極分子，他們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我們找不到任何確鑿的證據，證明此次事變是由一批意欲將臺灣變成一個獨立自主國家者所蓄意組織發動起來的，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說，的確有一些異議分子要求結束國民黨的統治，另設一個由臺灣本省人主持的，不管是獨立自主或者非獨立自主，都要不受任何中央束縛的政府。換句話說，城市居民中有不少人想要接管在臺灣的政府。

因此，2月27日持續約兩星期的反政府事件，在政府看來可說已構成某種變亂或叛變的行為。但國民黨和臺灣獨立運動分子在公開場台都喜歡用「事件」這個字眼——國民黨的目的在減輕此一事變的重要性，並且驅散分離意識，而臺獨分子的目的，在藉此名詞減輕當時招致國民黨不得不出兵鎮壓的暴力行為的嚴重性。但是，在1947年4月白崇禧將軍的祕密報告中，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人認為此一事件是奪權與企圖推翻政府的行為。1947年魏德邁將軍的報告中，同樣地將此事變稱為「叛變」。

總之，至少有一星期時間，臺灣的省級政府各機關和警察力量對臺灣省的大局，至少在城市地區，失去了控制力卻是實情。臺灣最大的九個城市全被變亂的團體和武裝民眾佔據。在那段時期內，激進分子摧毀房屋建築物，殘酷地毆打外省籍的官員和老百姓，其中也有因傷重致死的。據估計傷亡的人數至少是一千二百人。那些激進分子在房屋建築物和大陸人身上發洩怒氣，已經不僅於意氣之爭了。他們的領導人物不斷要求政府解除武裝，並且要求取得臺灣的自治權，也超出了意見不合的範圍。把這段歷史稱為「事件」，就好像在事實的本體上籠罩一層面紗，令人看不清它本來的面目。

我們的第五個疑問，在於事變的興起與鎮壓的真相究竟如何？事件的發展經過怎樣？死了多少人？我們將議題集中在三個不同的階段來討論。

第一階段由2月27日到3月5日，反政府分子採取攻擊性的暴烈行動，佔據城市，同有關當局提出各項要求。有一星期的時間，政府試圖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是反政府分子拒絕以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危機，很明顯地表示他們對政府的公信力已徹底喪失。

第二階段從3月5日至8日，政府政策曲妥協趨於強硬，決定不計代價鎮壓暴動，以收殺雞做猴之效。

第三階段從3月8日到15日，以實際行動執行強硬路線：國民黨鎮暴部隊登陸臺灣，加上臺灣原有的軍警力量，輕而易舉地，毫不容情地就把暴亂給敉平了。軍警逮捕了數千動亂分子，殺了不少人。1947年4月，楊亮功在呈給監察院的秘密報告中，他亦同意「清鄉工作」關係臺灣今後之安寧，至為深鉅。

在描述此三階段的經過時，我們同時想弄清楚蔣介石在從妥協轉變為鎮壓的決定中，他應該負的直接責任到達何種程度？我們不可否認此種政策的轉變，和某些蓄意不善，心懷敵意，充滿誤解的一圈子人有關係；至少，從異議分子的角度來看，政府表現的妥協與改革意願，只不過在拖延時間，以等候增援的軍隊來臨而已。在政府出動軍隊鎮壓的行動中死了多少人？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此次事件中，被殺的外省人和台灣人總數可能多達八千人。我們認為，屠殺的主要原因至今為止我們並未有確鑿證據說它來自最高當局的明令指示，而應歸咎於一些殘暴的天性或當場參與者對紀律觀念的欠缺。

此次事件是否由國民黨預謀設計，藉此翦除臺灣本地的菁英分子？至少，宣稱國民黨在事變發生以前早有此一企圖的說法，令我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相反的，此一事變的發生，對陳儀而言，簡直是個可怕的意外。從1946年起，陳儀一直在努力求取臺灣人的合作，他開放新聞自由，推行地方選舉，他很樂觀地相信臺灣人會支持他的政策。他對城市居民日益增加的不滿情緒毫無知覺，在事變發生後，他的反應是妥協和解。如果陳儀的本意是尋求大規模的肅清異己分子，他絕不會在1946年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軍調離臺灣。除非有人相信國民黨在故意佈置一個對自己危險重重的陷阱，等別人掉進去，否則，要說此次事變是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發動的，似乎沒有什麼根據。除此以外，死亡的人數（約八千人）較本地菁英分子（按總人口百分之一計算亦有六萬五千人）少了很多，這還是假設八千名被殺的人「完全」是社會菁英分子而言。

第六，從歷史學和社會學分析理論的立場來看，「二二八事件」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事件？在一個全民奮起對抗一個逐日衰弱的政權革命中，它是否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中國共產黨的看法）？一種企圖推翻「殖民地」統治的早期民族主義運動（臺獨分子的看法）？或者，它是一種經常伴隨中國政權的移轉所發生的大規模的城市暴力事件？我們比較贊同最後一種看法，我們要明白城市暴力事件有三種模式。

第一，中國城市所在地一向是直接反抗政府權威和暴政統治力量的溫床。楊慶 統計在1769年（乾隆卅四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之間，僅僅六個省份，牽連到五人以上的城市暴力事件就有六千件之多。其中幾乎有一半是反政府的抗議行動，其次是要求撤換某位失職的政府官員。雖然我們缺乏其他時期的資料，但是中國社會經常出現城市暴力行為的模式確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當苛政當道，民怨沸騰引發出城市暴力之時，一個新成立的統治集團總是應運而生，重新分配權力、財富和聲譽。由此以來，早已將權力、財富、聲譽建立起來的社會士紳菁英分子，不得不為可能失去用血汗換來的成就而憂心忡忡，由此將地方對峙緊張度增加到一觸即發的危險程度。雖然清朝建國於1644年（清世祖順治元年），一直等到1681年（清聖祖康熙廿年），大型的抗清鬥爭才算在大陸銷聲匿跡。

第三，除了因苛政及新政權的興起，因而威脅到既得利益者固守的權益之外，我們還得考慮到由本國統治轉換成異國統治（反之亦然）時衍生的各種各樣複雜的問題。以清朝的情形為例，由本國人換成異族統治，經常會引發出極深的愛國情操或忠君之情，因此更加深了既得權益者對新政權的反感。然而，奇怪的是，等到本國政府從異族手中收回統治權時，地方人士對本國政府的要求，卻紛紛出籠，似乎要把所有在異族統治下被壓抑、被約束的不滿，完全傾瀉出來，而異族統治者對殖民地人民的不公平及缺少敬意，卻被他們視為理所當然。在日本人統治之下，臺灣人並未期望民主，但對國民黨，他們卻有這種需求。同時，如果殖民地的統治國比中國現代化，中國將統治權收回後的結果，往往是行政效率令人失望地減低。以威海衛的例子來說，經過卅二年英國的統治後，威海衛於1920年重回國民政府懷抱。整個 30 年代，中國政府的行政權不斷受到暴力事件的煩擾，政府的反應也很混亂，一方面在推展現代化，同時又施行鐵腕統治的作風。

1947年臺灣的事變，和以上三種形態的暴亂都有類似之處；它顯示出城市民眾對一個無能政權的反抗；神經緊張的地方既得權益者，對新興的統治階層意欲重新調配權力、財富、聲譽的反感；以及由於收回政權的本國政府現代化的程度，遠遜於殖民地的統治者，令當地人民對中國政府行政能力的徹底失望。然而，1947年的事變，亦有它的特性：臺灣當地的菁英分子不能說是善惡勢不兩立，也可以說是高度道德化的世界觀，和來此重建中國政權的外省人所持的世界觀，有基本上的衝突。再加上其他事件，因緣際會的總和，包括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殖民統治者留下資產的處置方法各持己見，社會弊病叢生，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1946年大量裁減軍警人數，令軍力十分薄弱等等因素。

那麼，1947年的事變以及事後恐怖鎮壓等各種措施，應該由什麼人來負責？這是我們第七個提出來的問題，這是一個道德性的評估。對此問題，我們為了要和前文所討論的四種詮釋有所區別，我們也要將此疑問和前面提到的六個議題分開來討論，因為以上六個議題僅僅牽涉到事實的經過和分析，我們的態度應該就事論事。譬如說，異議分子在2月和3月間的行為是否可稱之為叛亂（sedition）？這個問題就缺少衡量的準繩。按照英國的法律，喬治．華盛頓的行動是一種叛亂，但是按照今天人們的看法，他的行為無疑是合乎道德的，而1917年推翻俄國沙皇，替共產黨專制集權開出一條大路的革命就不那麼受人讚揚了。「叛亂」可以導致令人稱讚或受人指責的不同後果。唯有將事實本身的問題和道德方面的問題分開來討論，我們才能理性地辯論道德問題。直到如今，一些強烈的政治情緒問題仍然沉浸在1947年發生的那件悲劇中。將道德問題與事實真相清楚地劃分出來，可能是在公正的歷史判斷追尋的過程中，所能跨出的最大一步。

要達到這種判斷，對我們來說，除了要顧及事實真相之外，我們必須考慮到那些異議分子的行動和提出的要求，正當合理的程度有多少；事件的歷史性的觀點如何？今日臺灣人民的需求和道德判斷之間有什麼關係？以歷史觀點而論，譬如說，我們可以譴責1947年春天政府的血腥暴行，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當時世界的政治形勢連同許多其他的政府，也在艱苦地為自身的統治權掙扎奮鬥。

我們相信讀者在認真思考導致此一事變錯綜複雜的因素時，不會將它視為一場好人對抗惡棍的殊死戰，而應視為一樁悲劇性的事故。此一悲劇，反應出1940年間，中國由傳統的社會轉換成一個現代化的、高效率的、民主化的政府時的掙扎與奮鬥。1947年當時，沒有任何政治組織有能力給予中國人民那麼賢能的政府。四十年以後，中國除了臺灣這個小省分之外，這樣的政府仍然沒有出現。除非中國每一部份都能成功地完成現代化與民主化，否則，類似「二二八事件」的悲劇，仍然會再次發生。

我們用下面四章的篇幅來詳細解答我們提出的七個問題。我們的研究依據的資料來源是什麼？我們所做的詮釋有什麼證據？那些證據的可信度有多少？

我們細察過事變發生後刊行的所有重要的文章和書籍，包括1988年才由中華民國政府公佈，完成於1947年的官方秘密報告。為了使我們的分析有更深廣的歷史視野，我們詳細檢視了事變發生前十年的形勢，這是以往對「二二八」的研究沒有觸及的範圍。我們查閱了大量的日文資料，從中探視生活在臺灣的中國人和他們日本殖民統治者之間複雜的關係，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期間他們相互的牽連，這些資料，的確為我們展現出新的光明境界。再者，我們也調出一批不再列入保密範圍的美國國務院報告，那些報告是事變發生前一年半就由美國駐臺的官員們開始製作的，其中包括一位當時駐臺官員的私人筆記。我們檢視過無數由臺灣人及大陸人書寫的有關此事變的回憶文獻，及有關事變前因後果的分析報告。我們得到許可閱讀一些珍貴的中華民國政府機構持有的文件。相信此類文件足以讓我們將此事變，以更清楚完整的圖畫，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

當然，我們希望得到更深入的資料。例如我們曾向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申請調閱他們持有的檔案，他們起初答應，但後來經多次電話連絡，卻又改變了主意。我們曾經訪問過六十餘名曾經參加事變的人士。有些是臺灣本省人，有些過去是共產黨員，有些是陳儀手下來自大陸的政府官員，或者和陳儀私交篤厚的人士。最後，我們前往事變發生的現場；在那個地方，公賣局的緝私員逮捕了一位販賣私煙的婦人，而一位無辜的旁觀者意外地遭到槍殺。我們造訪了現今居住在當地的百姓。有些雖然記得那樁引發「二二八事件」的變故，但對於其中細節，卻已所知有限。

由於此書包含了比以往的任何研究都豐富的史料，我們相信，即使有關「二二八」這件悲劇的實情，將來會一一揭露於世，我們為事變提供的分析及敘述的架構，仍一定有它存在的價值。對於收集採訪得到的資料，在處理上我們盡力做到誠正公平。正如 20 世紀中國有名的哲學家殷海光說：「是什麼，就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