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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第一章：台灣本島的學潮
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教育政策的演變，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推行日語
第一個時期，從1895年（明治28年）6月到1919年（大正八年）3月。在這個歷史階段，台灣人民抵死不肯接受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的「馬關條約」，始而有官紳階級組成「台灣民主國」的抵抗，繼而有全省義軍蜂起抗日的行動，一直要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之後，台灣漢族系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才告結束。當時，佔領伊始的日本帝國不但自感國力有限，而且認為台灣難於統治，竟有將台灣轉賣英國之議。正因為日本帝國沒有將台灣永遠併吞下去的絕對把握，所以它對台灣的文物制度完全抱著一種研究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政策與理想。
在教育政策上，它對「本島人」（台灣人）的教育也沒有什麼久遠的打算，主要只是辦理國語學校、國語傳習所（此處「國語」乃指日本的國語），推行日語，希望台灣民眾能夠接受日本的語文教育，建立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橋樑。為此，它還特別標榜我國的封建文化與道德，加以誘勸。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日本明治天皇的一道訓令，具體地表現了這個統治態度。他說：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為朕之忠良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學事咨問會上致詞說：「這個會議是以普及國（日）語為目的，只要討論如何去普及國（日）語就夠了。……對於智育開發，我們必須防止陷入荷蘭及印度之弊害，……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開設學校，乃是貽誤殖民政策的作法。」
後藤新平的這段話，可以看作是日本殖民當局對於台灣教育的指導思想。
第二期 致力初普教育
第二期，從1919年（大正八年）4月到1931年（昭和六年）9月。在這個時期，台灣人民的抗日武裝雖然已在日本帝國血的洗禮之下平靜下去了，但是由於土地的掠奪和苛捐雜稅的加重，台灣人民對日帝的仇恨之心卻無日稍減；另一方面，此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帝擬以台灣為侵略基地，乘機對中國及南洋擴張勢力，正需要利用台灣人。因此，它開始對台灣人民採取懷柔政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採取了一種改良主義。
在教育方面，由明石元郎（1918年7月至1919年10月）與田健次郎（1919年11月至1923年10月）兩位總督先後發布「台灣教育令」（1919年）和「新台灣教育令」（1922年），確立對「本島人」教育的學制及方針，廣設中等及專門學校；嗣後，台灣的初等普通教育始普遍發達。但日人之所以致力於普及實業和科學教育，不過是培養中、下級的工商業幹部，以助長其對台灣的經濟榨取與永久佔領。
第三期 培養南進人才與皇民
第三個時期則是從1931年（昭和六年）9月至1945年（昭和20年）8月為止，也就是從「九．一八」事變以後至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已走上法西斯的道路，積極準備侵華戰爭，並且打算向東南亞方面求發展。因此，它對「皇國南方鎖鑰」的台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在軍事上，台灣變成了帝國南進的基地；在教育上，台灣更成了日本南進人才的培養所。為了配合南進政策，台灣總督府積極地充實台灣高等教育的內容，尤其注重熱帶醫學、商業、農業的研究，以及華南、南洋一帶資源與語言的調查。
相應於這樣的政策需要，它提出了「島民皇民化」的口號，積極推廣麻醉教育的「皇民化運動」。首先，於1937年（昭和十二年）廢止漢文，強迫推行「國語普及運動」，並從1943年（昭和十八年）起，實施義務教育制度；遍設青年學校、皇民練成所，獎勵「改姓氏」、「國語家庭」等，以求達到台灣人民「皇民化」的目的。
一句話，這個時期的台灣教育是為日本帝國的「南進」與「皇民化」政策服務的。
「啟民」與「愚民」的矛盾
就社會科學的理解，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教育具有互相矛盾的雙重目的。一方面，殖民者為了殖民統治的方便，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培養殖民地生產及行政方面的初級人才與基層幹部，做為「建設」殖民地的補助性人力；因此，它必須把落後的殖民地住民，教育成具有一定水平的、近代範式的行為能力者；而一定程度的生產科技教育和國民教育也就不可缺少了。但另一方面，為了鞏固殖民支配的制度，它又必須消除被殖民住民的民族自覺，貶低其原有文化的價值，使其認同、誠服於殖民者；因此，它又必須實施另一套歪曲的人文教育或「精神」教育。
也就是說，殖民者基於統治的需要，必須一方面「啟民」，另一方面「愚民」。在理論上，殖民地的教育當局是不可能在這兩種不同的教育實施中有所偏廢的。尤其是如果因一時的功利主義，急圖殖民地經濟的效率化而偏重「啟民」教育，那麼，受啟發的民智必然也會使反抗運動的方法論和工具更為進步，進而動搖殖民者的支配體制。只這一點，往往就使殖民地教育變成殖民地統治體制的軟腹地帶。就歷史事實而言，幾乎所有的近代殖民地反抗運動，都是以受過殖民地教育者為主要推動力，而且往往以教育領域中的「反歧視、反愚民」口號，作為運動開展的啟端因素。
反歧視、反愚民的台灣學潮
日據時期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沒有脫離這個規律。
台灣人民抗日運動最初的、全島規模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在籌備期間便以學校工作為其重點項目。因此，當其創立大會在1921年10月17日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學校召開之際，參加者以總督府醫學校（1919年改稱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業學校等校的學生為主。據《警察沿革誌》所載當日記錄，學生與會者有：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四十九名、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來的高等農林學校）三十名、台北師範學校一百卅六名、台北工業學校三名、台中商業學校六十一名，共計二百七十九名。
嗣後，以各校學生為基幹的演講會、讀書會、研究會等，更是文化協會的工作重點。文化協會的學生會員數也逐年增加，各學校中的運動風氣於是逐漸轉盛，其中尤以台北師範學校最盛。然而，島內學生活動風氣的增高也引起當局的注意了，各州警察課中擔當思想運動的特高組，於是在各校暗中佈樁，並且對學校當局施加壓力，促其加強管束學生的活動。再加上，時值日本國內的學生運動急速膨脹，左右兩翼思潮在社會運動中的衝突已經相當劇烈，由日本本土赴台灣任教的教員中，因而也不乏左右兩翼的同路者。一時之間，這些因素使台灣的校園情勢日趨緊張，於是以1922年（大正十一年）2月間引發的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為星火（在此之前，台中商校學生在1920年11月曾經展開規模較小的罷課行動），點燃了島內各地不同學校、規模不一的學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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