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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5
行事風格篇
第十八招 強勢主導府會關係
陳水扁 83 年底當選台北市長，改變了台北市政府，也改變了台北市議會，過去靠著強力監督台北市政府成長的民進黨市議員頓時都「變小」了。
台北市議會改制後，全盛時期大約在民國 70 年起的第4、第 5 屆。包括第 4 屆在第 2 選區以 2 萬 4 千多票最高票當選的陳水扁以及趙少康、周伯倫、謝長廷、林正杰、郁慕明等人，後來都是民進黨、新黨國會強棒。讓很多台北市議會老職員都念念不忘。
民意代表也像求學一樣有階段性，在台北市，立法委員多數先做過市議員，累積一段歷練，建立一定的知名度與問政技巧後，才尋求更上一層樓。
．強勢議會 曾經風光一時
台北市第 4、第 5 屆市議員大致上都是這樣的模式。當時，尚未全面改選的國會還是老委員天下，立法院的活力和現在相比有如天壤之別，倒是台北市議會在大批剛剛嶄露頭角的政治明星集體烘托下，光芒遠超過 LKK 的國會。
議員要表現就要強力的監督，那時候，陳水扁、謝長廷、趙少康、郁慕明等人，可說是把台北市政府攪得天翻地覆，讓當時的台北市長楊金欉、許水德十分棘手。
例如，陳水扁有一次公佈台北市銀行的呆帳，共達 133 戶之多，金額計有 10 億零 8 百 75 萬 3 千元。這在當時是一筆非常大的數字，陳水扁為了凸顯市府經營績效低落，浮濫放貨致收回不易，還把呆帳金額分成金呆獎、銀呆獎、銅呆獎、鐵呆獎、錫呆獎，修理兼揶揄台北市銀行，事後媒體都以極顯著的版面報導。
隨著台北市第 4、5 屆政治明星轉戰國會，台北市議會的結構又有變化。不過，萬變不離其宗，總是在野黨佔便宜。
第 6 屆，也就是 79 至 83 年黃大洲擔任市長時，台北市議會的火力就屬民進黨最旺。林瑞圖咬住捷運不放，在 83 年選舉時，光是主打捷運弊案，就拿到 4 萬 3 千 8 百多票，票數足足可以當選兩席市議員，當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北區的最低票當選者張晉城也只拿到 3 萬 4 千多票。
．強勢市長 改變府會生態
83 年底選出的第七屆台北市議會，面對民進黨籍市長陳水扁，府會關係出現全新變化。 87 年底，曾馳騁議場的謝明達決定放棄連任，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即感嘆的說：「當執政黨議員的耗損是很大的」。
陳水扁當市長後，強勢主導府會關係，84 年剛上任不久，就開始過招，他曾在市府內部會議指議員關說違建不成，挾怨報復，引起軒然大波。
台北府會的生態產生巨大質變。例如，傳統上議員向來視關說為天職，哪個議員不關說？但在陳水扁時代，市府即透過各種明示、暗示手法讓議員了解，只要關說就不可能「船過水無痕」，市府隨時有可能把資料公佈出來，弄得新黨、國民黨議員不敢關說，民進黨議員關說也不見得有效果。
此外，陳水扁也不接受議員比較激烈的監督手法。在 84 年初，府會關係首度降到冰點時，國民黨、新黨議員都質疑市府面對議員質詢不夠誠懇；市府則認為，政治環境已經不同，不能期望把官派市長時代的府會關係移植到民選市長時代，議會有民意，市府也有民意，不必凡事向議會妥協。
．民意撐腰 拒向議會妥協
當時，議會國民黨、新黨議員常使出的招數是調出陳水扁當年在台北市議員任內的質詢資料，質詢陳水扁為什麼以前自己當議員時可以這麼「兇」，現在就不接受別人的強勢監督。
對於執政黨議員，市府則透過黨政協商以及政治資源的釋出，換取議員的護航。但後來，民進黨議員逐漸發現，市府光是要他們護航，有資源時市府卻沒有把他們當成優先釋出對象，便開始逐漸有心結。
林瑞圖因質詢陳水扁被民進黨停權 3 年一案，尤其衝擊到台北市政府和民進黨團的關係。在 87 年中，市議會審查 88 年度地方總預算時，周柏雅更被黨團質疑沒有配合總預算運作，移送黨部處理。
在 86、87 年後，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與台北市政府的關係十分微妙，每位議員雖都清楚當議員要有表現才有票；但陳水扁是台北市最大派系的龍頭，手中掌握的資源可觀，也是全國超人氣的政治明星，未來議員若要繼續參選，不論是公職或黨職，沒有陳水扁奧援，氣勢就差了一大截，所以也不便得罪陳水扁。
．問政無空間 議員失威風
87 年 7 月民進黨召開全代會，已經決定不連任的台北市議員賁馨儀以市議會黨團召集人的身分在會議上猛轟陳水扁，批評陳水扁沒有給執政黨議員問政空間，事後其它議員私下議論紛紛，但公開時也沒人搭腔。
對於強力的監督陳水扁，多數民進黨籍議員可說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林瑞圖與陳水扁反目成仇的例子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在 83 年底選出的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內包括擁有紮實基礎的民進黨老議員如藍美津、康水木、王昆和、謝明達等，以及新生代、中生代菁英，如段宜康、江蓋世、陳嘉銘等，在 4 年任內連在媒體上露臉的機會都少之又少。改選時，許多人都有岌岌不保的感覺。
拿江蓋世來說，他在解嚴之前，以敢衝和與「蔣介石」相同的英文名字，在街頭運動中累積不少政治資源，進入台北市議會後因曝光機會大幅減少，對政治前景影響不小。相較之下，與他在台大政治系同班的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陳學聖，卻因為轉換成在野黨身分，加上經營得宜， 87 年底取得國民黨台北市南區立法委員提名，準備換跑道一搏。
過去台北市議會與台灣省議會並列，堪稱民進黨新生代培訓班，要進入國會得先經過省市議會的歷練，才能向上攀升。現在情況丕變，台北市議會民進黨黨團大幅萎縮，新生代進入議會，已經很難找到發揮的空間與著力點。
87 年底台北市舉行市長、立法委員、市議員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多位歷經多屆的老議員如王昆和、康水木都要交棒，新人輩出。面對強勢市長建構下的府會生態，很多新人雖然躍躍欲試，也不免憂心忡忡。
對於民進黨議員的反彈，陳水扁陣營持不同的看法，並不認同市府打壓執政黨議員發展空間的說法。
馬永成認為，台灣的政治環境近年來變化非常大，政治舞台重心快速移轉，在許信良擔任省議員時代，省議會是國內政治的焦點；到七十年開始，陳水扁、謝長廷、趙少康等政治菁英進入台北市議會，重心便轉向台北市議會；後來隨著解嚴，國會改選，中央級民代的發揮空間變大，大批政治菁英湧入立法院，立法院便取代地方議會成為全國政治焦點。
馬永成強調， 83 年底省市長開放民選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地方自治提高了民選首長領導的地方政府受重視的程度，代議機關受到衝擊是在所難免的。之後，民進黨執政縣市席次擴增更凸顯行政部門的重要性。
因應民進黨從街頭走入廟堂，市府陣營認為，未來民進黨新生代發展方向就不再是一成不變的議會路線，往行政部門發展是另一項選擇。選擇走議會路線就要適應成為執政黨議員，與行政部門相輔相成，否則就是進入行政機關，接受另一種人才的養成，類似像前台北市議員李逸洋轉任市府民政局長的模式。
．「桌子論」反駁「矛盾論」
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後府會關係甚不合諧，議長陳健治還曾公開說：「陳水扁當議員時議員最大，換了他當市長就成為市府最大」，極盡揶揄之能事。
不過，陳水扁在第一屆市議員任內曾寫過一篇文章〈公僕不難為〉，當時的他對官員的權益相當的尊重，倒是沒有抱著「議員」最大的心態問政。
文章中他就寫道，「議會政治貴在議會能有效的制衡、監督政府的施政，但並不意味政府官員均須唯唯諾諾，不得異議。否則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中，竟然只有議員可以表示不同意見的自由，官員則無此條件，這是『談民主、反民主』」。
「如果因為官員有公僕難為之興嘆，即認為官員在暗示議員對工務局有侮辱、壓迫之意，並對無關之民政部門拒絕質詢，筆者期期以為大可不必，因為真理愈辯愈明，有關工務局的質詢與答覆經由輿論監督及市民關注，誰是誰非自有公斷，篤信不管誰受委屈，意氣用事的結果也許可以扳回面子，但並不當然可以贏得真理。」
陳水扁的市長任內，部份國民黨、新黨議員都曾經用以前的「陳水扁議員」為題，來質詢陳水扁市長。就像陳健治議長所言，阿扁當議員的時候為什麼可以這麼強勢，現在別人當議員為什麼就不可以？
對這些別人眼底的「矛盾」，陳水扁也有一套說法。他認為，每一種職務都有每一種職務要扮演的角色。當民意代表看事情只要看其中一個角，做行政首長就要看一整個面，要面面俱到，不能只照顧到其中一小部分，否則桌子就站不起來。
他堅持，當民意代表的他打弊案，當了市長的他全方位推動建設，並沒有所謂的「自相矛盾」，只是「做什麼像什麼」罷了。
只是，持平的說，台北府會不合與政治情勢的發展有著絕對的關係。阿扁的強勢固然是府會失和的因素之一，也有部分是非戰之罪。
問題的焦點就出在台北市是首都，每個政黨都想拿下首都政權，係屬長年備戰的「一級戰區」。且以當前的政治環境，三黨菁英盡現的台北市長選舉相當於總統選舉前哨戰，杯葛與衝突自然伴隨著競爭而來。未來有一天台北市長換人或換黨做，情況應該也好不哪去，只是角色互換而已。阿扁的「桌子論」也提供民眾對他有更深一層認識的途徑。換了下一個職務的阿扁，必然也和當市長的阿扁是不一樣的。
．衝突、妥協、求進步
韌性強、不怕難是陳水扁個性上的優點，太過堅持自己的理念，卻讓阿扁常得罪人，且吃過大虧。直到鋃鐺入獄，在土城蹲了 8 個月，才讓他徹底醒悟，在強硬的處事風格裡，增添更多的彈性。
坐牢改變了他的一生，也使阿扁的個性有了極大的調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陳水扁表示，後來他就不再一味地堅持，開始走修正路線，在「理想不改變，原則不放棄，立場不打折」的前提下，只要能達到目的，方法、手段可以迂迴一些。
陳水扁也認知到，有些事，不必要那麼直率，事實上還有轉圜的空間，沒有絕對的對錯。
所以，後來在反對人士的民主運動上，有人主張改革體制，他則主張體制內的改革，認為應該先進入體制，再去改革。陳水扁認為，後來也證明，他主張的體制內改革還是主流。
陳水扁著名的問政三部曲「衝突、妥協、進步」，就是他後來性格上轉變的產物，從擔任立法委員時代到進入台北市政府執政之後皆然。
不管做反對運動還是要改革舊體制都一定會面臨衝突。阿扁不怕引起衝突，甚至經常主動挑起衝突，進入台北市政府後，府會關係便是如此。
．衝突求進步 妥協看民意
衝突發生後，阿扁並不會堅持原先主張沒有絲毫彈性空間，經過不同主張、看法的碰撞之後，阿扁也會退，但退的幅度一定比對方原先要求的少，他雖退，也是進，這個過程就是妥協與進步。
不過，阿扁的妥協尺度並不是每件事，每個個案都一樣。市政業務上，基於選票壓力，他的妥協空間與日俱增，尤其到了選舉前，在一些民生事務上，幾乎只要有壓力，市府都會退。
像台北市隨水費附徵的垃圾處理費，因計入掃街、清水溝成本，費率太高，備受抨擊， 87 年中監察院長王作榮還曾親筆寫信向新黨議員鄧家基陳情，要求議員「為民除害」。
原本市府堅持掃街等清潔維護費成本一定要計入垃圾費，擺出一副打死不退的態度，新黨台北市議員為此與環保局纏鬥了兩、三年還沒有結果，但到選前，民意要求調降費率聲浪一波比一波大，市府最後還是妥協了，費率調降幅度達到 4、5 成之多。
但阿扁在中央聯合執政的觀點上就絕不妥協，並不惜為此與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公開撕破臉。他堅持要聯合執政就要在民進黨主導之下進行，否則民進黨非但佔不到便宜，整個黨都有被吞掉的可能。
總而言之，成為行政首長後，阿扁在特定事務與府會關係上妥協與否主要是取決於民意的脈動，當民意壓力大到一定程度，一般而言，阿扁多會酌量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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